九月之后，秋光变明，暑气渐渐消去。盆地的天空一天比一天湛蓝，过不了多久，那种几近透明的光感，就会出现了。
“那年秋天的台北天空，是否也这么洁净呢？”我说的那年，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画家丰子恺从上海来到了台北。那年，丰子恺正好年满五十，面貌清癯，留着一口著名的山羊胡子，神态稳重。或许饱受战乱之苦的缘故，精神虽好，却略显老态。这印象，是我从他在台湾所拍的相片中获得的。
丰子恺会到台湾，跟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八年抗战之后，重回故乡，旧居缘缘堂只剩断垣残壁。亲友离乱，莫知所踪。更难过的是，好友朱自清好不容易挨过战争，却在这年八月里，于贫病交困中过世了。
心情不好，可想而知。更大的压力是面对一天天高涨的物价，谋生大不易，光是张罗家中大大小小七个孩子的生活费用，就够累的了。
此或所以当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章老板邀请丰子恺一起到台北看看开明分店时，他便答应了。散心之外，他也想去试探迁居南国的可能。女儿丰一吟那年暑假刚从艺专毕业，跟章锡琛家人都很熟，乃跟着同行。
两家人于是搭乘“太平轮”，从基隆上岸，浩浩荡荡来到了台北。
章家人住进了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号的开明书店台北分店，那是一长排有着洗石子立面的三层洋楼街屋之一，样式古朴，在台北住久的人，都还留有深刻印象。
丰子恺父女则住进转角巷道内的招待所，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这是正式的地址，留存着浓浓的时代过渡味道。照推算，应该在今天中山北路一段八十三巷内。
中山北路东侧这一代，与几个重要官署相近，日据大正时期被辟为公务员宿舍区，乃取名为“大正町”。该町规划系仿照日本京都棋盘式街廓，所以留下了“一条通”直到“九条通”这样的巷弄名称。
因为是公务员住宅区，治安出了名的好，战后国民党高官一进台北便纷纷抢占，蒋经国早年便是住在这附近的。
十月里，丰子恺在台北，透过广播做了一次演讲，谈中国艺术。还在中山堂举办过一次画展。门生故旧陆续来访，加上新认识的朋友，日子过得倒也热闹。
晚上，他多半跑到开明书店与章老板喝酒聊天。丰一吟觉得无聊，不想听。常一个人留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吃，有时把保险丝烧断了，整个房子一片漆黑，把她吓得躲了起来，丰子恺回来，忙问：“怎么啦？怎么啦？”
丰子恺一生与烟酒茶结缘，不可一日或离。他在台北，什么都好，就是喝不惯这里依然残留日本遗风的米酒跟红露酒，为此伤透了脑筋。
当时在台大当文学院长的老友钱歌川家里存有一坛绍兴酒，特别送来书店供养，却还是解不了瘾。人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师“有难”，急忙又托人带了两大坛来，方才稍解了渴。“台湾没美酒”最后竟成了丰子恺决定不移居台湾的理由。艺术家率真性格，表露无遗。
我一直不大相信丰子恺是因为没有绍兴酒可喝，而不愿意搬到台北的。“语言的隔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我想。
丰子恺初到台北，曾带着女儿上餐馆。父亲能吃海鲜但不要猪油，女儿不吃海鲜，猪肉却要瘦的。两人跟女服务生比手画脚讲了半天，闽南语不通就是不通。丰子恺灵机一动，改用日语，果然一下就讲清楚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要用外国话才能沟通。”他不无感慨地这样说。
语言的问题，一直是个问题。尽管两年前就已经全面禁用日文，人们也乐意学习中文。但百分之七十五的日语普及率，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这次慕名来拜访丰子恺的本省人士，还是少有能用国语与之交谈的。甚至听说，去年“二二八”时，语言还成了判别敌我的一项主要依据。
二〇〇九年的秋天，我特意来到离家不远的五条通，企图寻找昔日丰子恺父女在台北所留下的点滴遗迹。一个下午里，我什么也没找到。
除了从狭窄巷弄仰头看到的那一方湛蓝台北天空，以及整建后早退到二楼的“台湾开明书店”招牌，再有的话，就是躺在我书桌上那本封面题有“丰子恺卅七年十一月台北”字样的签名本《战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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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一心惟尔：生涯散蠹鱼笔记》傅月庵，九州出版社
一心惟尔。爱在心里口难开。爱什么？爱这些书那些书、这些人那些人、这些事那些事，以及其他种种。
有人有书，还有贯穿其中的浓浓情义，从周梦蝶、唐德刚、李敖、张大春到竹久梦二、司马辽太郎、陈舜臣、梦枕貘；从阿城、贾平凹、毕飞宇、刘震云到泰勒、艾柯、卡里耶尔、本雅明……他朝雨锄瓜夜读书，边读边写，笔带感情，语多温暖，让人看到了白纸黑字里一个广阔无垠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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