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内部矛盾的存在，派系纷争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结局其实早在事变发前就已经注定了。
在许多人眼里，东北军是一个以张氏父子为首的整体，实则不然，东北军内部不但存在着不同的派别，而且其形成可以追溯到张作霖奉军时代，在当时奉军即可分为三个主要派别。
张作霖时期东北军派系的发展
首先是老派，由跟随张作霖起家的元老组成。老派成员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等人，他们或是张作霖的起家兄弟，或是率部加入张作霖集团的合作者，在奉军中地位最高，先后都成为管辖一省的封疆大吏；第二层次包括阚朝玺、汲金纯、张海鹏、于芷山等人，他们有的出身张作霖的书办，有的是作为辽西绿林其它团伙的元老被并入张作霖集团的，地位虽次于第一层，但也都做到了师长、镇守使一级；第三个层次包括马占山、李杜等人，他们并不是东北军的元老，但与元老们有较深的个人关系，因此也属于这一派，比如马占山就是吴俊升的亲信，而李杜是张作相的亲信。
第二派是士官派，由奉军中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组成。士官派首领是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此人系张作霖的主要谋士，是奉军战略的实际制定者。他通过自己的职权，在奉军中大量引入士官生，形成了围绕张作霖的士官派，代表人物有韩麟春、姜登选、王树常、于珍等人。
第三派是学生派，由陆军大学、保定军校、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组成。清末制定的军事教育体制分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兵官学校（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四级，因而人们将四级学校毕业生统称四校同学，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生是从奉天陆军小学选入的，因此也属四校同学。这些人在奉军中因受士官派排挤，以四校同学关系逐步结成一派与之对抗，代表人物有郭松龄、李景林、刘伟等。
张学良时代东北军派系的发展
在奉军三派中，老派地位最高，但能力最差；士官派平时围绕张作霖充当幕僚，战时充当前线统兵官，控制着奉军的指挥中枢，处于“挟天子，令诸候”的地位，但缺少实际兵权；学生派地位最低，多是旅、团长和下级军官，但却是真正掌握着部队的带兵官。三派各有特点，互相制衡，张作霖正是利用三派矛盾分别加以控制，从而驾驭整个奉系的。然而随着奉系势力的不断扩大，三派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改变奉系发展轨迹，并对九一八事变造成影响的郭松龄反奉事件。
张学良子继父业之后，于1928年底率奉军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从此习惯上被人们称东北军。在东北军时代，其内部派系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是老派的分化。当张学良继承东北军政大权的时候，老派中的吴俊升、孙烈臣已死，阚朝玺、汲金纯淡出军界，剩下的代表人物只有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和张海鹏、于芷山等人。这其中，除了张作相因力保张学良继位而深得张的信任与重用外，汤玉麟、张景惠因有过叛离张作霖的经历，已不为张学良所信任，而张海鹏、于芷山等人本就不是张作霖嫡系，所以张学良对这些人采取的是置之高位，削其实权的政策。表面上张学良任张景惠为东省特别区长官、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张海鹏为洮辽镇守使、于芷山为东边道镇守使，职位很高，但细一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地区大多相对偏辟贫瘠，给予他们的军队，也全都是装备和战斗力较差的省防军，目的不外乎是防止这些难以驾驭的所谓长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些人也就难免与张学良产生隔阂，从而转向与日本人勾结，另谋出路。
其次是士官派的离心。张作霖死后，士官派首领杨宇霆是有接管东北政权野心的，虽然没能成功，但他仍准备通过架空张学良，独揽东北军政大权，迫使张学良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将其除去。杨宇霆之死在士官派中引起极大的恐慌，虽然张学良为安抚士官派，将士官派的臧士毅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并继续重用王树常等人，但士官派的心理影阴并未消除，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转而与日军勾结，以求自保。
第三是少壮派的崛起。前文已经说过，张学良原有亲信势力在郭松龄反奉中瓦解，其中多数人虽然后来重回东北军，但已不被张所信任，只安排到机关任职，而不被付予军权。由于与老派和士官派存在隔阂，张学良不得不突击提拔讲武堂和教导队出身的青年将领，因为张曾长期兼任讲武堂堂长，教导队亦由其一手创办，这些人都可算是张学良的学生，比较容易驾驭，张学良将东北军的精锐部队编为国防军，以旅为最高单位交给少壮派们统领，在架空原有军、师长的同时，王以哲、牛元峰等亲信却在极短时间里迅速跃升，几年中即由团、营长升到军、师长。
东北军是以张学良为核心的封建性浓厚的军阀集团，它延续了奉军时期“兵为将有”的私军特点。在东北军内部，每支军队又以其将领为核心形成小集团，因而在其军队中，将领都有着相当的独立性。
这是军阀治军理念向下贯彻过程中的自然延伸，俨然在一支军阀集团中存在着诸多的小军阀。因而高级将领们往往以军队作为自己升迁的工具，而抛弃东北军的整体利益。以一五师为例，时人即认为：“他们主要的思想，就是个人的升官发财，此外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浓厚，对于三民主义无认识，对于政治无坚决的主张”。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东北军早已非彼时的东北军，东北军建立之初是以张学良为核心，但是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内部早已四分五裂。所以在东北军得知张学良被扣押的消息，也并没有采取营救计划。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那种传统的“东北军好几十万，一枪不放让出东三省”的说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当时张学良的嫡系主力已经大部入关，而留守部队中的大部分将领又因为在东北军派系斗争中失势而投向了日军，恰恰是人们不甚留意的东北部内部矛盾，造成了东北沦陷的严重后果。我们甚至可以说，不论有没有不抵抗的命令，也不论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整东北的局势发展，都不可能为这一纸命令所左右，历史有偶然，但在偶然的背后，却有着更多深层次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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