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及“三藩之乱”，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将平西王吴三桂视为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的确如此，从理性的角度来考量，“三藩之乱”所波及的地域范围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给当时黎民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生产力所带来的破坏程度之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而作为挑起这场战乱的首要人物，吴三桂自然而然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弃。反过来，作为这场战乱的另一位主角，清圣祖康熙皇帝也自然是要被世人所歌功颂德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妥，更何况历史对吴三桂已有如前所述的“盖棺定论”，对圣祖康熙的赞誉更是不用笔者去过多赘述。但仔细钩沉这段历史的原委，笔者发现这里边仍存在着诸多被误解的方面。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自清康熙时期以来，吴三桂就一直被视为“三藩之乱”的崔魁祸首，之所以如此，人们往往会基于其“叛明投顺、叛顺投清”以及再次叛清的角度去评价他，甚至将挑起“三藩之乱”这一主要因素都抛在了脑后，显然，以这一态度去学习或研究这段历史是有失公允的。
有鉴于此，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从人文道德的视角出发，配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结合部分史料文献的辅助，来对清初“三藩之乱”的主要责任对象进行一个全新的探讨。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进一步分析“三藩”与满清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三藩”皆乃前明降将。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身为明山海关总兵的吴三桂在走投无路之下毅然投身于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帐下。在此之前，其余“二藩”因为种种原因也都相继降了清。清军入关之后，统治者迅速着手于稳固自身在中原地区的政权地位，在此过程中“三藩”为清廷披肝沥胆，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中原局势逐步稳定，为了表彰这些汉将，清廷分别对他们封王赐爵并实行了原始而又卓有成效的“分封制”，即着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所谓“三藩”便是肇始于此。
由上述事实可见满清统治者对“三藩”的信任还算是“天地可鉴”的，毕竟“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悲惨场面没有在吴三桂等人与满清统治者之间上演。那么，真实情况真的是如此吗？满清统治者当真能信得过身为汉人的“三藩”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以下这段史料记载便是最好的佐证：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廷令吴三桂驻镇云南时明确指出：
当兹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
这“暂管”二字足以反映得出清政府对吴三桂的戒备心理。除此以外，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尚可喜的第三子尚之隆以及耿继茂的次子昭忠、三子聚忠也都被当做“人质”留在京师。这亦是满清统治者对“三藩”不信任的直接体现。反过来，“三藩”对朝廷也并不是抱着全然信任的态度。以吴三桂为例，其之所以要常年厉兵秣马、私募兵员无非就是想通过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这一手段以达到“统治”云贵的目的，顺便给自己留一张震慑朝廷的底牌。
尚可喜
由此可见，“三藩”与清政府之间自始至终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相互信任。对于清廷来说，“三藩”之所以存在，无非是其自身仍存在可被利用的价值以及当年所立下的功勋基础。而站在“三藩”的立场上来看，他们认为凭借其显赫的战功换取现在的利益和地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所谓“一分钱换一分货”的道理便是如此，倘若有朝一日一旦他们用鲜血换来的这些利益被剥夺了的话，以死相拼、孤注一掷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分析的话，满清统治者与“三藩”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只存在“利益互换”的关系，而无所谓的友好君臣关系。
耿继茂
02、从道德的视角来探析“三藩之乱”的主要责任对象
正如文章前面所说，吴三桂之所以要发动叛乱，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想以此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即世守滇黔。著名清史学家李治亭在其著作《吴三桂大传》中也曾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吴三桂自受命世守云贵，就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要世世代代以云贵为家，把这一广大的肥土沃野作为他及其子孙的世守藩地。他一心要仿效明朝的黔国公沐氏，做清朝的“黔国公”，与清朝相互始终。”此举也正符合清朝入关初期统治者向他许下的承诺，即裂土封赏。其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报，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当如带砺河山，永永无极。——多尔衮给吴三桂的回信
所谓“君使臣以礼”的道理莫过于此，不可否认前期清政府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不管是不是出于真心，但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这一点。而另一方面，“裂土封赏”这也是吴三桂等其余藩王誓死效忠于清政府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康熙亲政之后一直以“三藩，河务及漕运”为三大事，悬于宫中柱上，且将其中的“三藩”事务作为头等大事。说白了，“三藩”这一利益集团在康熙帝的眼中自始至终都是处于“眼中钉”的地位，至于什么时候拔这颗钉子，那是迟早的事。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康熙帝在“三藩”方面的所作所为既违反了当初满清统治者对吴三桂等人的“协议”，又违背了“君使臣以礼”的道德前提，从而将原本二者对等的君臣关系置于不平等的地位，致使“三藩之乱”最终爆发。因此，客观上讲康熙帝在“三藩之乱”中也是难辞其咎的。
声明一下，笔者以上所述并不是想要为吴三桂等所谓的“逆臣贼子”翻案，只是想通过对这段历史原委的钩沉，让读者朋友们了解到清初“三藩之乱”中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一面。因此，倘若对以上观点执不同意见的读者朋友还望看看就好，不必当真，口下留情，笔者在此叩谢、致敬。
参考文献：
李治亭：《吴三桂大传》
《清圣祖实录》
罗进：《“三藩之乱”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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