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最著名的一位爱国者算是林则徐，因禁烟而名垂青史，读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两句诗，更能感受到这位爱国者的铮铮铁骨和拳拳爱国之心。
和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位爱国者，大名郭嵩焘。他没有林则徐知名度高，生前和身后遭到多次打击和误解，对他的评价至今尚有争议。
他和林则徐同为爱国者，其区别就是林则徐对抗外来的侵略，而郭嵩焘致力于内部的强大，目的相同，形式有异。最终是评价不同，结局也差别很大。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湖南湘阴城西人。中国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
他曾和曾国藩一起创立湘军，算是湘军创始人之一。后得到重臣肃顺的赏识和推荐，受到咸丰帝的重视。
当时朝中分为保守派和洋务派，保守派占有绝对优势。保守派的特点就是天下唯我天朝独尊，祖宗之法不可变易，盲目自大和排外，对西方文明本能的抵触。
仅举一例，当时的大学士徐桐。有一年秋天，新科举子复试，徐桐奉旨拟题，竟写白字。诗题是：“校理秘文”，将个“秘”字写成“衣”字旁，成为笑柄。
还有一事，他对两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颇为不解，曾有过这样一段议论: “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他算是保守派的典型代表。
就连林则徐比较开明的大臣，也对西方文明理解不深，多有误解。
他一次到澳门巡视，总是觉得“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他甚至郑重其事地向道光帝报告夷兵腿足“屈伸皆所不便”（《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76页），一再流露出对西方的鄙视。
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人物之一、提出“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魏源认为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没有听到林的回应。
当时的郭嵩焘算是洋务派，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派往英国任大使。此举受到朝中保守派的强烈攻击，被保守派称为“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丧心病狂”，“崇洋卖国”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一个人一旦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很可能成为千夫所指。鉴于此理，古今国家遇到危机无不大打爱国牌。
他和林则徐同属爱国者，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
相同之处都力主禁烟，坚定不移。不但有主张，而且还付诸行动。
不同之处是：林则徐选择了在原有轨道上去除积弊的道路。无论是水利、漕务、盐政、吏治、军制，还是课赋、救灾、禁烟，凡关心民瘼、讲求实际的历代官员所能办的他都尽力去办，有的还办得相当出色，不愧为清廉能干的地方大吏。
可是，他的努力无补大局。就是制作一些修补的工作，从体制上制度上没有丝毫的改变。
郭嵩焘的爱国主张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
早在1866年，郭便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撤销出海的禁令，撤销一切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企业的禁令。
第二，引进西方教育。 避免让青少年沉溺于八股文，这种教育是悉取天下之才而破坏之。必须引进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采矿、工业制造等基础学科。
第三，开放和外国通商。出口外贸互通有无，最大限度培育市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民间的富裕。
这几点主张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除郭嵩焘以外，当时的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人都曾为此呕心沥血、提倡奔走呼应。
林则徐和郭嵩焘，这是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差异。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类爱国主义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
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非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志士的代表之一。
当时公认的爱国者和英雄是林则徐和左宗棠，他们主要特点是不屈服，反抗外来侵略。而郭嵩焘则主张，在无力反抗的同时，不排除和谈、沟通、妥协，当然以互惠互利为前提，以契约规范双方的行为。这个主张在当时的环境下很难取得共识。
以现在的眼光看，郭嵩焘的主张更加理性文明，武力之外兼用怀柔的手段，用外交谈判这些软实力达成问题的解决。一味用暴力，盲目迷信武力，事实证明，最终还是走进死胡同。
由于郭嵩焘的主张会触动保守派的利益，在位期间受到多次排挤打击。1879年把大使一职交由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接任，黯然回国。
郭嵩焘回到故乡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
閱讀更多 松竹散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