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29日，中央電視臺播放了南斯拉夫的《巧入敵後》。《巧入敵後》是中央電視臺第一部譯製片，也是新中國第一部譯製電視劇。
1979年11月，山東煙臺，徐慶全家買回一臺12寸進口彩電，這成了他觀察外部世界最重要的窗口。
“從此，這個新的媒介形式對人們思維方式的衝擊和改變，直到現在都不能小覷。”30年後，已成為傳媒人士的徐慶全說。
這一年，進口電視機開始大量湧入中國，成為最搶手的家用電器。以後，中國電視機數量以每年上千萬臺的數字急劇增長，1979年485萬臺，到1982年，已經達到2716萬臺。
這年年底，中央電視臺譯製的第一部對口型的電視譯製片《紅與黑》，在熒屏上和觀眾見面。
這一事件同樣具有風向標意義。“似乎表明，世界名著開始解禁了。”該片的導演之一王明玉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她在片中為於連的第二個戀人、瑪蒂爾德侯爵小姐配音。
可以說，電視譯製片伴隨著一代中國人的成長。自此，引介西方文化產品漸成大勢。
“無米之炊”逼出第一批譯製片
電影拷貝是文革前法國駐華大使館贈送的禮品。當時沒有版權觀念，認為是法國政府送的，當然有權播放。
1977年10月，中央電視臺開辦了《世界各地》和《外國文藝》兩個欄目，開始向觀眾展示外部世界的豐富多彩。
兩年後，電視臺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期後，很快陷入了新的困境。
當年8月，由於文化部改革電影發行放映管理體制，電影製作放映實行成本核算，自負盈虧，利潤分成，電影業開始面臨經濟壓力。於是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停止向電視臺供應新的故事影片。
當時的中央電視臺，每晚近3個小時的節目，一部電影要佔去三分之二的時間，專欄節目和電視新聞片只是補充。電視臺無米下鍋，眼看節目源就要斷了。
“我的任務是填滿每週六天每天三小時的播出‘版面’，可我拿什麼節目來填滿它們呢？”每到週末，笪遠懷——央視節目組組長，就一籌莫展。
文化部與中央廣播事業局在1979年10月24日簽訂了《關於供應電視臺播放影片的規定》，按當時的協議，電影局每年要提供10部新影片給電視臺以供五個節日的節目播出。但這個協議執行情況很不理想。
王樹明，笪遠懷的搭檔，負責跑電影發行公司，聯繫片源。“問題解決不了，我就上報，官司一度打到中宣部。”王樹明說。王樹明也沒少參與談判，最高級別的談判在文化部和廣播電視部兩個部長之間進行——吳冷西和朱穆之。
1979年，在一批老電視人的推動下，中央電視臺連續播出了兩部譯製片：南斯拉夫電視劇《巧入敵後》和菲律賓故事片《我們的過去》。
兩部片子成功播出後的一天，笪遠懷和王樹明在打掃地下室時，發現了幾盤標有“法國故事片《紅與黑》”字樣、鏽跡斑駁用作影片拷貝的鐵盒。仔細察看，拷貝質量相當完好，笪遠懷動了要譯製它的念頭。
這套從地下室翻出來的電影拷貝，是文革前法國駐華大使館贈送給中央電視臺的文化交流禮品。當時沒有版權觀念，認為是法國政府送的，當然有權播放。
經過請示，笪遠懷決定組班子製作這部片子。演員不成問題，但沒有翻譯，沒有劇本，如何下手？
事有湊巧，長春電影廠一位有譯製影片經驗的老翻譯潘耀華來臺裡串門，說手頭有上海譯製片廠的譯製臺本，可以提供劇本和對口型配音方面的幫助。
經過十多天的埋頭苦幹，中央電視臺第一部對口型的電視譯製片終於在1979年年底與廣大電視觀眾見面。
為於連配音的正是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趙忠祥。
《加里森敢死隊》帶來的社會問題
電視劇播出後，據說全國各地出現了不同的“敢死隊”，“社會治安不穩”。中央電視臺備感壓力，不得不在第16集播出後停播此劇。
三部電視譯製片的播出，使電視臺士氣大增，他們看到了解決電視節目短缺的一條新路子。
嚐到了甜頭，1979年年底，中央電視臺組織了一個四人臨時選片小組，由臺長戴臨風帶隊，赴香港採購片子，以供應第二年春節的節目播出。
而這年年初，鄧小平訪美，剛剛建交的中美兩國進入蜜月期。
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介紹，央視臨時選片小組聯繫了香港無線電視臺、香港鳳凰影業公司，尋找新的片源。最後，他們帶回了六部香港故事片和一部美國大型科幻系列片《大西洋底來的人》。
第二年，《大西洋底來的人》在屏幕上與中國觀眾相遇，掀起一股熱潮——它甚至衝擊了新出品的國產大片——張瑞芳主演的《大河奔流》。據當時的報道，春節期間，西單首都影院只賣出六張票。
這個來自大西洋底的海底生物麥克·哈里斯，不但把美劇第一次帶到了中國，讓中國老百姓得以窺探想象中的美國，麥克·哈里斯的蛤蟆鏡也一度成為中國青年人的流行裝飾。
選片小組成員笪遠懷對這部美片的評價並不好，“總的藝術質量不高，配音效果更是粗糙，香港普通話讓人難以適應”。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瑕疵，卻不能掩蓋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中國譯製影視的黃金時代。《加里森敢死隊》成為這段光輝歲月的一個縮影。
《加里森敢死隊》是央視引進的第二部美國電視系列片。為了保證配音質量，這部片子交給了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演員陣容強大，五個主要角色分別由童自榮、喬榛、楊成純、施融、尚華配音，時任上海電影譯製廠廠長的陳敘一親自督陣。
“老爺子往那兒一坐，說‘放片’。”當時把片子送去上海電影譯製廠的央視工作人員，現仍在央視從事配音工作的張偉回憶當時的情形。
沒有本子，放一段喊“停”，現場翻譯。陳敘一說一段，工作人員記一段，到了中午拿去打印，下午把打印稿發給演員開始配音。每天如此，堅持了大概一個月才完成配音工作。
1980年10月，《加里森敢死隊》播出。但這部26集的美劇播完第16集後，便以黑底白字正告觀眾：本劇播放完畢。觀眾卻都看出來了，電視劇只播了一半。詢問原因和要求繼續播出的信件“裝了兩麻包袋”，王樹明說。
《加里森敢死隊》講述的是二戰中，一支由囚犯組成的敢死隊，在美國中央情報部加里森中尉的帶領下，深入敵人後方戰鬥的故事。影片中，這群烏合之眾，卻能把第三帝國攪得烏煙瘴氣、雞飛狗跳。
此前一年，大批知青返城，城市積累的待業人口達2000萬，是1949年以來的最高點。在這關口，一部系列劇播出後，據說全國各地出現了形態各異的“敢死隊”，“社會治安不穩”。中央電視臺備感壓力，不得不在第16集播出後停播此劇。
剩下的10集，在1992年後才陸續在中國各大電視臺與觀眾見面。
1983年，一組剪掉的鏡頭
影片中，上尉說：姑娘們洗澡去吧。船一推，女兵們一陣歡呼——接著鏡頭切換成，“啊，洗完澡好舒服呀”——姑娘們洗澡的鏡頭沒有了。
一直以來，傳播形成思維定勢，一切宣傳都要擔當起教育大眾的任務。
此時的電視工作者，在娛樂大眾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承擔著這個傳統使命。即使今天，說起當年《加里森敢死隊》的禁播，參與這部電視劇製作的工作人員仍覺得“有一定的道理”。
徐慶全在其《文壇撥亂反正實錄》一書的後記中記錄了當時另一部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播出時的滑稽場面：中央電視臺一邊播，另一邊一位節目主持人一臉正經地教導觀眾要樹立正確的婚戀觀。
每年的“十月革命”紀念日，中央電視臺都會安排播放《列寧在1918》。1983年，央視決定開拓新片源，導演吳珊接受了這個任務。找到中蘇友好協會，吳珊提出想引進《這裡的黎明靜悄悄》。
“友協沒有，說去找蘇聯駐華大使館吧。”25年後，吳珊說起這部片子的來龍去脈。蘇聯駐華大使館送來了影片拷貝《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但也沒有國際同期聲。
影片中砍樹的聲音，配音時，只好以砸門來模擬——放影片的同時，導演組織人員砸門，“哐”的一聲，不對，砸早了，重來。再砸，“哐”，又砸晚了。
也不懂得分開錄製後期合成，錄音師還得聽著，敲得不對，空的，不像是砸樹的聲音，還得換工具重新砸。
影片錄製完了，審片卻通不過，因為片中有30秒女兵洗澡的裸露鏡頭。上面說要剪，吳珊特別倔，就是不同意剪掉這組鏡頭。
副臺長阮若琳給吳珊打電話：“你就剪吧，不剪就播不了呀。”
吳珊讓步了。
影片中，上尉說：姑娘們冼澡去吧。船一推，女兵們一陣歡呼——接著鏡頭切換成，“啊，洗完澡好舒服呀”——姑娘們冼澡的鏡頭沒有了。
曾經的集體記憶
正是從《血疑》開始，中國的電視臺學會了在電視劇前加播廣告，當時許多名人憤然撰文，對電視臺的這種趁情打劫的行為予以譴責。
多元文化的今天，幾十人甚至上百個人擠在同一臺電視機旁觀看同一部電視劇似乎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但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確有數部電視劇創造了萬人空巷的盛景。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至今對《大西洋底來的人》《加里森敢死隊》《姿三四郎》《霍元甲》《血疑》和《排球女將》等片念念不忘。
1981年初，上海電視臺通過香港華聯廣告公司，以日本西鐵城石英錶特約播出的廣告補償形式，向日本松竹影業公司購買了26集電視連續劇《姿三四郎》的播放權。
而這一年，廣東電視臺意外地得到了香港電視連續劇《霍元甲》的播放權。
《霍元甲》最初是香港亞洲電視臺送給中央臺作為宣傳和文化交流用的，而中央臺在審查之後，認為此片不宜在全國播放。這時正趕上廣東電視臺為了辦好自己的電視節目到中央臺求援，看到這樣一部電視劇擺在那裡，很感興趣，免費拿了回來。
先是請廣東省裡的領導集體收看，領導們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認為全劇的核心還是“愛國主義”，應該沒什麼問題，這才得以在廣州播放。
廣東臺副臺長鈕祖印記得，修改《霍元甲》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淡化處理劇中霍元甲兩個妻子的情節。
《霍元甲》是內地播出的第一部港臺劇，人們從簡單而又深刻的影像中體會到這樣一個訊息：愛國精神原來不僅體現在戰鬥英雄身上，還能從民間大俠霍元甲身上找到另一種民族精神。
後來全國各地電視臺爭相要求播放此劇，這就牽涉到版權問題。當時的價格是一集500美元，一共20集，1萬美元，由全國要求播放這部片子的電視臺平攤了。
此後，廣東電視臺引進的多部電視連續劇，包括《血疑》和《排球女將》等，都是以共同引進的名義獲得的，不但解決了經費不足，也達成了事實上的“風險共擔”。
也正是從《血疑》開始，中國的電視臺學會了在電視劇前加播廣告，當時許多名人憤然撰文，對電視臺的這種“趁情打劫”的行為予以譴責。煽情的《血疑》在20世紀80年代賺足了中國人的很多眼淚，直到20世紀90年代國產電視劇《渴望》的出現，中國觀眾才把眼淚灑在自己人身上。
“用挺大挺嚴肅的詞兒說自個兒生活中那點挺小挺可笑的事兒，把人的小毛病誇張給人看。”中國電視劇走到作家王朔所說的這一步，又花了電視人20來年的時間。
一切都顯得那麼的新鮮，那麼的急不可待，除了迎面接受一切外來的東西，中國人還來不及仔細咀嚼，慢慢回味。在剛剛開放的那些特殊歲月裡，一部電視劇，一個文學作品，往往超出了它本身的價值，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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