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埜（kuàng yě），一個有些生僻的名字。不是很瞭解明代中期那段歷史的朋友，也許都沒聽說過這個名字。但如果告訴你，那場改變了大明王朝國運的“土木之變”發生時，時任兵部尚書就是鄺埜，你心裡會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皇帝被俘，幾十萬明軍主力灰飛煙滅，數十名隨徵的文武大臣戰死，而鄺埜就在這份戰死名單中。
故宮光影
朝史暮想其實一直想聊聊鄺埜，因為對於鄺埜，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尊重，同時也有一股淡淡的悲憫之感。當我們跟著史書，在驚訝明英宗朱祁鎮的幼稚，痛罵權閹王振的誤國，惋惜老臣張輔的隕落，熱血於悍將朱勇的戰死，卻很少有人關注到鄺埜，關注到這個兵部尚書當時決絕的赴死。直到現在，朝史暮想總是會想象當鄺埜騎上馬隨軍出征，留下那句“雖死而已”時，他臉上神情的堅毅與平和。聊聊鄺埜吧，因為他是朝史暮想心中，一種信仰的存在。
愛民如子的儒式官員，不夠稱職的兵部尚書
鄺埜，字孟質，別號樸齋，湖南宜章縣人氏。他是永樂九年的進士，三甲二十七名，歷仕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從監察御史，陝西按察副使，應天府尹，到兵部侍郎，兵部尚書。
在朝史暮想看來，鄺埜是一個典型的儒家文人，也是典型的儒式文官，因為在他的為官經歷中，我們處處能看到儒家倡導的“
仁治”。 明代官員
成祖在北京，或奏南京鈔法為豪民沮壞，帝遣埜廉視。眾謂將起大獄，埜執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震懼，鈔法通矣。”——《明史·鄺埜傳》
有人破壞當時國家的經濟政策，阻礙紙幣的推廣。明成祖朱棣讓剛做監察御史的鄺埜去處理。按照朱棣的鐵血風格，所有人都覺得一場牽連甚廣的大獄將起。而鄺埜只是到南京轉了一圈，低調地平息了事件，並給朱棣的回覆是：一聽說皇帝要處理這件事情，不法者都老實了，紙幣的推行又恢復通暢了。
這件事情在永樂年間幾乎算不上什麼大事，但是對於鄺埜，卻有兩點值得說道。
第一，這件事情是鄺埜在史書裡的第一次正式露面，且應該剛剛補缺到御史的職位。同時也是朱棣第一次交給鄺埜政治任務。而鄺埜本著慎刑，慎罰的原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麼做，其實是需要很大的擔當和勇氣的。
明成祖朱棣 像
第二，在把事情處理完畢後，鄺埜給朱棣的回覆，其實是一個大大的馬屁。什麼叫一聽說皇帝關注此事，紙幣推行就暢通了？這種話，在官場沒人會信，更別說是雄才大略的朱棣了。但朱棣並沒有深究，其實就很有意思了。朝史暮想看來，原因也簡單，一方面，事情已經被鄺埜壓下去了，目的已經達到，另一方面，篡位登基的朱棣，一直很重視自己在輿論上的形象，要彰顯自己繼位的正統性，而鄺埜送來的面子工程，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仁政裝點。
鄺埜一出場，就給了我們後人一個不大不小的驚喜。而類似這種仁治的措施，在後來有更多的事例。
倭寇進犯遼東，朱棣要鄺埜去查處失職人員，鄺埜替這些人求情；鄺埜去監督北京城的營造進度，儘可能地為民夫勞役提供後勤保障，救死扶傷；有人舉報某地要造反，鄺埜盡心調查，認定為誣告，免除了一場兵禍；而類似救濟災民，免除轄區賦稅的事情，更是數不勝數。
每每讀到這些史料時，朝史暮想心裡總是會有一股淡淡的暖意淌過。
一個愛民如子的官員，一個堅守原則文人，不畏皇權，事實求是的信道者。在永樂年間，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百姓，能夠碰上鄺埜這樣一個父母官，那真的可以說是我們的福氣。
明代市井圖
如果劇情繼續如此發展下去，鄺埜有一天把官做大了，進了戶部，進了工部，進了吏部，相信都能夠做出一番成績，造福家國百姓。但人算不如天算。
正統元年，51歲的鄺埜進入了兵部，並擔任兵部二把手——兵部侍郎。朝史暮想相信，鄺埜的這個兵部侍郎，應該只是一個跳板，因為資歷到，年限到，做侍郎是正常的提升程序。考慮到鄺埜之前從無軍務領域的經驗，鄺埜這個兵部侍郎應該是做一段時間，等到出現其他空缺，就會平調到其他部門或者到南京升半級，再進行重新任命，這種操作在明代也很常見。但是正統元年，小皇帝朱祁鎮繼位時十歲都不到，當時輔政的“三楊”明顯忙於安定局勢，並沒有向鄺埜投去太多的注意。
於是，鄺埜在兵部一待，就是十幾年，不合時宜的十餘年。
從正統元年到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前夕，鄺埜在史料裡出現的頻率明顯減少，即使出現，也是以一種讓人覺得很突兀的方式。比如：
時邊陲多警，將帥乏人，埜請令中外博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六年，山東災。埜請寬民間孳牧馬賠償之令，以蘇其力。——《明史·鄺埜傳》
明史
又比如：
行在兵部左侍郎鄺野奏，其父子輔嘗被誣充京衛軍，後薦為儒官致仕而卒，今兄克嗣補伍亦復衰老乞蠲其役許之。——《明英宗實錄》
什麼情況呢？說鄺埜建議多招納有識有才之士填充到軍界，加以培養任命；正統六年山東遭災，鄺埜為民請命。這是《明史》的記錄，而《明實錄》這段則是說鄺埜為了免除兄弟的徭役而向皇帝求情。
除了以上這些，還有鄺埜獲封誥命和擔任科舉殿試官的記錄。突兀嗎？
一個兵部的二把手，關於軍務的記錄寥寥無幾，期間被史書記述的事情，大多都是一些無關兵部業務的記載，而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鄺埜做兵部侍郎的時候，兵部尚書王驥是經常外出征戰處理軍務的，鄺埜幾乎可以算是兵部的實際話事人。
明代官員
所以，朝史暮想大膽推論，鄺埜是一個為民請命的好官，卻可能不是一個稱職的兵部主官，起碼不是一個擅長處理軍務的官員。而入主兵部，可能是上天給鄺埜開的一次最大的人生玩笑。
正統十年，鄺埜正式成為了兵部尚書，統管大明軍務。
對抗皇權的文官屬性，略顯迂腐的文人堅守
聊鄺埜，我們可以拿其前任與他做一個大概的比較，你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鄺埜的前任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驥。沒聽說過？這哥們是明代歷史上因為軍功而封爵的三位文官之一，另外兩位是王越和王守仁。王驥有多牛？三徵麓川知道吧，就是王驥主持的。他打過蒙古人，平定過苗亂，鎮壓過流民暴動，甚至在後來的“奪門之變”裡都有他的身影。坊間還有一種說法，如果“土木之變”時，王驥不是在湖廣平亂，而是隨侍大軍，事情很可能會出現轉機。
明軍 圖卷
與鄺埜的仕途不同，王驥出任的第一個官職就是兵科給事中，是兵部內部風憲官。之後外派到基層鍛鍊一圈，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兵部，做了兵部尚書後，就頻繁參與到當時帝國各地的戰事，不曾停歇，且立下戰功無數。說真的，一個剛剛見識過朱棣悍勇兇猛軍風的王朝，的確需要一個像王驥這樣的兵部尚書，主理帝國軍務。只是他實在太忙了，忙到根本無法長時間待在京城，以致於需要鄺埜來暫時主持兵部工作。
所以，就兵部尚書這個職位來講，有王驥的光輝履歷戰功在前，鄺埜的資歷和能力，恐怕並不能服眾。而與王驥雷厲風行的手腕相比，鄺埜曾經被百姓稱道的“仁義”，明顯不適合兵部這樣的鐵血衙門，正所謂“慈不掌兵”，更何況是一位典型儒式的書生意氣文人。
車駕次宣府，朱勇敗沒。埜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在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明史·鄺埜傳》
明英宗朱祁鎮 像
這裡說的是，當負責殿後的朱勇被瓦剌少帥也先追上來擊潰後，鄺埜屢次請求明英宗朱祁鎮趕快避入關內，卻一直被王振阻擾，甚至被王振威脅。而這一句“腐儒安知兵事”，非常刺耳地扎進了鄺埜的耳朵裡，也扎進了朝史暮想的心裡。你就看鄺埜為了勸皇帝，一個勁地要反覆諫言，被王振教訓後，仍然安份地，甚至溫順地跪在皇帝大帳外，和當時的戶部尚書王佐相擁痛哭，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儒家的表現形式。
一邊是為百姓計，為江山社稷計的擔當，一邊卻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無奈，在此刻的鄺埜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最讓朝史暮想難受的，是王振那聲“腐儒”的謾罵，也許就是實情。
鄺埜很顯然不是王振派系的一員，那麼朝史暮想究把他歸入到泛文官集團的行列中。朝史暮想以前說過，王振一黨，其本質只是不斷成長的明英宗朱祁鎮，對於收回朝堂話語權，鞏固皇權的一種延伸。所以，
王振對於鄺埜的不信任，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是當時朱祁鎮對鄺埜的態度。也先入寇，王振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詔下，埜上疏言：“也先入犯，一邊將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聽。——《明史·鄺埜傳》
蒙古騎兵
也先進犯，在王振的慫恿下，明英宗未與朝臣商議，便決定親征。鄺埜就上疏勸，說對付也先，派一個將領去就可以了，沒必要讓皇帝以身涉險。此言未被採納。
看起來似乎是很簡單，很正常的勸諫，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如果放到當時正統十四年的朝局時，明顯有另一番味道。
首先，明英宗朱祁鎮的親征，有很大原因是自己要去，甚至說王振是幫他張羅的也差不多。為什麼？因為要尋找先祖的光輝，朱元璋，朱棣，朱瞻基，都是帶兵打仗的主，特別是朱棣，是直接帶隊衝鋒的。朱祁鎮要通過這次親征，給自己鍍鍍金，也想告訴世人，朱家的子孫沒一個是孬種。
其次，滿朝文武都對也先，對蒙古人都報以輕蔑的態度。朱祁鎮敢親征，說明他對得勝很有把握，鄺埜說讓一個邊將去應付就足夠，說明他對蒙古人的實力有巨大的誤判。當然，這種舉朝的輕視，源於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兩個時期，對於蒙古的強力壓制和蒙古各個部族的避讓。但這並不表示蒙古人就是紙做的。從後來“土木之變”來看，很明顯，當時大明的軍隊已經出現了諸多的致命問題，而蒙古騎兵依舊還留有當初祖先橫掃世界的兇悍。
明代官員
最後，王振力主朱祁鎮親征，其實是為了對抗文官集團。簡單說下事情的經過吧。也先之所以要進犯大同，是因為“貢馬事件”，其實就是也先來大明朝貢，報了假賬虛賬。王振發現了抓住這事不放，為的是藉以打擊禮部，進而拉出整個文官系統。之後也先就打了大同，事態性質變得嚴重，於是王振急著要平息這個事件，要出兵。但是文官集團的態度是，事情是你王振惹的，得先處理了王振，再說大同的邊患，並且以各種原因，阻撓大軍的調動，糧餉的整運。於是王振急了，就搬出了皇帝親征的套路。
所以，作為傳統文官集團的一員，兵部尚書鄺埜，絕對也是王振的打擊對象，鄺埜同樣希望借這次邊患，把王振徹底地拉下臺。而那位鄺埜的前任王驥，實際上是王振一系。
於是，對於鄺埜的肖像描述，我們又可以加上幾筆：文官集團堅定的代言人，堅守傳統底線的文人，只是這份堅守，的確帶著幾分迂腐，帶著一絲不懂變通卻惹人心疼的倔強。
追隨道統的義無反顧，無懼身死的文化信仰
正統十四年的那個秋天，出征的幾十萬將士官員，似乎都已經嗅到了覆滅的氣味。
戰爭場景
埜墮馬幾殆，或勸留懷來城就醫。埜曰：“至尊在行，敢託疾自便乎？”——《明史·鄺埜傳》
行軍途中，鄺埜從馬上摔了下來，傷勢不輕。有人就勸他脫離大軍，去據點養傷。鄺埜的回答很乾脆：皇帝在這裡，我這個做臣子的，怎麼敢自行離開。之後，鄺埜一再勸說大軍及早撤回關內，依舊無果。其實從朱勇戰敗後，所有人都已經感覺到了危險。幾日之後，“土木之變”發生，鄺埜戰死。
我們在這裡不去討論“土木之變”的是是非非，僅僅來關注鄺埜之死。如果細心的朋友會發現，帶著的官員確實有點多，級別也都很高。除了是因為皇帝親征的原因外，一部分官員是被王振點明隨侍的，因為怕留在後方搗亂，還有一部分官員，是主動要求跟隨的，因為按照慣例，皇帝親征得勝歸來，隨行人員都是要升官加賞的。
史書裡是說，鄺埜是被王振要求同行的，但朝史暮想的看法是，即使王振不如此要求，身為大明兵部尚書的鄺埜，也必定會隨軍出征，道理很簡單，因為他是鄺埜。
土木之變場景復原圖
明代官員，的確出過幾個硬骨頭，比如楊繼盛，比如海瑞，比如楊漣，這些人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執拗。
很顯然，鄺埜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死，主動地赴死，慷慨激昂地赴死，是歷史上很多官員留給自己最後的體面和尊嚴。山河破碎，生靈塗炭，朝綱敗壞，民不聊生，不論是努力爭取過還是無力妥協著的，最後往往選擇死亡來彰顯心中的正道，似乎是要用盡靈魂裡最後一絲力量，向整個世界吶喊。
一個人，能夠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做到什麼程度？如果他願意為之去死，那麼這個信念也就變成了信仰。我們不要以現在的價值觀去評判古人的行為，因為所處的環境，接受的教育，被灌輸的世界觀都有本質的區別，但是這股精神，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一個民族，一個官員，一個國民，如果所有人都能為了自己心中的“道統”陽光地活著，國家甚幸，民族甚幸。
故宮天空
出征前，當鄺埜告別送行的人員，騎上馬背，留下那句“雖死而已”時，他的心中一定充滿了陽光和力量。鄺埜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已經準備好為心中的道統而殉命，從這個時候起，鄺埜就已經成為了朝史暮想心中的一種信仰的存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從來都不缺少勇氣與擔當，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民族依然在今天能夠屹立於世界之林，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孩子在今天依然能夠讀懂幾千年前的文字史料。
鄺埜最後的求仁得仁，是一種無奈，卻也為我們的歷史，為我們的文化，塗上了一筆光亮。所以，朝史暮想懇請大家能夠記住，在五百多年前的那場動盪中，除了陰謀，權力，血腥之外，還有一個人，叫鄺埜！
朝史暮想，總有些乾貨可以在歷史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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