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小雪文史

東漢末年，政治混亂，諸侯更迭，魏武帝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為魏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政治環境的改變使得原忠於東漢王朝的儒士們，大多堅持忠君愛國的思想，不入仕作官，為新建立的大魏王朝出謀劃策。

政治環境的改變也使得思想文化發生了改變，兩次黨錮之禍使得儒士們完成了由立於朝堂之上到退居幕後的轉變，儒家倫理道德發生了改變，名法思想與霸道思想興起。文人們不以考試作官為樂，相反他們逃避入仕，在山林中喝酒為樂。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兩次黨錮之禍迫使儒士退居幕後，實現“幕府”到“竹林”的轉變。士大夫集團遭到嚴重打擊，外戚權力不斷上升，造就傳統的儒士精神層面與政治的日漸分離

東漢是繼西漢之後的又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共存在一百九十五年，東漢最後一個年號為大多數人熟知，建安是東漢獻帝的最後一個年號。

東漢末年就是指中平元年至建安二十五年，東漢結束前期到三國鼎立的這段時期，共計三十六年。東漢末年政治黑暗，皇權懦弱無力，宦官專政，中央集權虛弱無力控制過度放權的地方，由此造成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

在中央上，兩次黨錮之禍破壞了統治者借用儒學統治國家的政治策略，相反統治者反對儒士入仕作官，儒士不得不退居幕後，完成身份上的轉換。

兩次黨錮之禍是指東漢桓、靈二帝，由於宦官專權，所以世家大族如李膺等人聯結太學生批判朝政，希望得到皇帝的注意，但在公元前166年，宦官逮捕了這些人，雖然迫於壓力，將他們釋放，但是他們沒有了做官的資格。

漢靈帝時，外戚權力日益增大，於是外戚解除黨禁，想要誅滅宦官，但是事情洩密，在公元169年宦官將幾百人囚禁、流放、處死，更甚至靈帝在宦官的挾持下，下令只要是黨人的父子兄弟、門生故吏等都免官禁錮，這兩次政治黑暗事件在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

兩次黨錮之禍的發生使得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深受打擊，清明的官員大多被害，在朝堂上，宦官權柄日益加重，造成地方與中央的矛盾日益加重。最終引發了黃巾之亂，直接使得東漢王朝的滅亡。

雖然東漢末年政治黑暗，但是東漢在經濟技術，文化上的成就依然非常卓越。這些進步也間接促進了地方豪強的興起，加速了東漢王朝的滅亡。

漢獻帝時期，江南地區出現了短轅一牛挽犁，因為操作靈活，在小塊農田上耕作十分方便。所以農民日漸不滿足官府分配的小塊田地，在這樣的背景下，封建田莊經濟興起。地方豪強掌握的土地增多，土地兼併無法抑制，形成門閥制度，這也為日後魏晉王朝奉行的九品中正制等一系列制度奠定基礎。

獨特的政治、經濟環境使得儒士完成從幕府到竹林的轉變，在中國這大一統王朝的政治土壤下，傳統的儒士精神層面與政治日漸分離，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社會思想變革。

政治上的變革社會帶來思想轉型上的變化，中央宦官亂政，地方豪強與官員相互勾結，儒學發展艱難，文人們採取超然物外的態度，不少文人都選擇歸隱山林，為文學創作的轉變奠定基調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瞭解到社會變革會帶來一系列思想啟發，那麼處於易代時期的魏晉南北朝究竟有哪些思想變化？思想變化具體有以下幾點。

社會批判思想:社會批判主要針對兩個對象，其一是指官方哲學弱化，思想界就懷疑神學經學展開了批判思潮。思潮有三個主要特徵，第一它代表了整個社會當時以下層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思想傾向，這反映了傳統經學與新興經學的對立。

大力批判了神學唯心主義，重點揭露社會政治的黑暗。並吸收百家之長，沒有特別圍繞某種學說為中心，與群眾緊密相連。第四批判思想重點關注社會政治問題，所以哲學思想不成體系、雜散，而這樣的思想恰恰反映東漢末年政治的混亂。

其次就是中央與地方腐敗的風氣，在中央宦官亂政，政治一片黑暗。而在地方州縣，地方豪強與官員相互勾結，中下階級不再嚴格遵守儒家倡導的價值觀。像在服喪期間，州郡舉孝廉的人中，有很多沒有履行戒酒肉等職責。這就導致出現了許多批判思想家。

儒學在多重方面衝擊下，呈下坡趨勢:

如果中央嚴格管束地方，那麼或許可以達到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平衡，也許黃巾之亂也不會發生，東漢王朝的滅亡雖然有許多原因，但是無可否認有統治階級沒有處理好地方問題，造成了地方豪強勢力增強。

至於玄學的發展:由於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文人希望追求超脫自我的精神自由，所以整個社會呈現出縹緲自由的風氣，這樣的文人被後世稱為魏晉風流。

綜上所述，中央與地方這種相處模式，在儒士看來違背了讖緯之學，所以儒士持反對意見，多次上書，希望引起統治者的注意，但是統治者並未發覺。更加打壓儒學，而且道教興起，衝擊了傳統儒學觀，種種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儒學日漸艱難的處境。

東漢王朝被曹魏政權取代，雖然儒士在東漢王朝並沒有受到重用，但是秉持為漢朝守節的固有觀念，儒士轉變為幕府工作者，就像文書、幕僚之類的文員。

但是在曹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九品中正制下，出生平凡的儒士沒有世家大族的庇護，也無法做官。所以在這樣的政治風氣的薰陶下，有才華的文人歸隱山林，在竹林中飲酒、寫文章。儒士完成了身份上的轉換，相對應地作為情感鏡像的文學隨之發生變化。

東漢末年社會政治的激盪下，文學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湧現出“建安風骨”和“竹林七賢”的身影，開創平淡質樸的田園詩，促進詠懷詩、散文辭賦的發展

因為儒士完成了自己身份上的定位，所以文學內容並不再圍繞“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政治理想，風格轉變為對新建的司馬王朝批判，在文學主題、文學主體和文學樣式上，易代之際的文化發展都標誌著古代文學獲得蓬勃發展，為後世文學提供借鑑。

在文學上的風格對比，主要採用“建安風骨”和“竹林七賢”兩個例子。“建安風骨”代表人物有建安七子和三曹，如上文所述，東漢末年社會動盪、政治黑暗，有識之士無法得到才華的施展，所以這個時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現實的動亂、人民的苦難、對建功立業的理想和自我勉勵的進取精神。

但也流露出對人生的短暫、壯志難酬的憂愁。整體風格是雄健深沉、悲涼幽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文學巨匠“建安七子”中有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和蔡琰。建安七子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風格，多是五言為主。不僅具有風骨遒勁的孤傲，而且具有慷慨悲涼的英雄氣概。

三曹指的是曹操、曹丕和曹植，他們三個人被譽為魏晉時期政治文壇的領軍人物，被譽為亂世之奸雄，治國之能臣的曹操開創了建安文學新局面，風格清俊灑脫，代表作品有《觀滄海》等。

曹丕主要擅長七言，代表作品《燕歌行》等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

曹植是五言詩的代表人物，曹植的文學成就標誌著文人五言詩的成熟，將現實文學與藝術性融合。代表作品有《洛神賦》和《與吳季重書》。

建安七子與三曹反映了東漢文學的時代特徵，在魏末晉初時又出現了竹林七賢，七個人分別是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們生性曠達、不拘禮法。

阮籍善於寫詠懷詩，雖然在反映社會現實方面，詠懷詩不如建安詩歌。但是在個人抒情方面、寫作手法上超過了前人，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最具有代表性的五言詩作品。

作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優秀詩人，不得不提到陶淵明，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派者，可以說田園詩是陶淵明代表，是田園詩的開山祖師。陶淵明不僅在田園詩上獨樹一幟，而且在詠懷詩、散文辭賦方面也很優秀。

鍾嶸認為：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其詩文平淡質樸，在平淡的文字中體現了語言的精煉。而梁代昭明太子評價陶淵明

“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

陶淵明的寫作風格反映了當時淡泊名利，崇尚風流的文人雅士形象。

當時社會上還有很多這樣的人物，他們受到了玄學的影響，自栩為名家。希望避免黑暗政治的毒害。

綜上所述，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的政治變化使得思想層面和文學內容樣式發生了自我革新。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處於重要地位。

參考歷史文獻：

《釋常談》

《岳陽樓記》

《昭明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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