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我国经历了一场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抗疫”之战，他们震惊于我们的调度和全民抗疫的决心以及能力，同时也让他们明白了我们全民的凝聚力。

　　现如今，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控制，反观全世界，西方国家正在全面沦陷，而他们开始抄我们的抗疫作业，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但他们正在这么做。也许外国人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面对疫情时会有这样的决心和能力，但如果他们深入了解一下我们民族的不间断史就会发现，在我国古代，人们经历过了无数次的疫情，面对这些疫情，初期的人们有过愚昧和敬畏，但关于抗疫，我国先民们一直都是积极且无所畏惧的。

　　所谓“疫”，也就是流行性传染病，其形成的条件有多种形式，但定义却非常谨慎，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称为“疾疫”，其实也是非常形象的，就是疾病形成的疫情，《汉语大词典》中对于疫是这样解释的：

　　疾疫：疫病，流行性的传染病。

　　我们看这个解释就会明白，它必须要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且有规模性的流行性，这才能称为疫情。形成疫情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疫情都会让人不寒而栗。比如发生在十四世纪的“黑死病”，直接夺走了欧洲2500万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再比如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这种病最初发源于美国堪萨斯，然后就迅速传向全球，当时的中国也被卷入，全球感染人数是惊人的，直接导致了近五千万到一亿人的死亡。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时，首先应该想到一点，那就是我国历来都是世界范围内人口之冠，如此密度下，一旦发生疫情，就有可能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但如果看我们的古代史就会发现，我国先民们对于疫这样的凶疾，一直都全力以赴，而被他们抄作业也就释然了。

　　那么，古代如何认知？经过什么样的转变？古代时这样的天灾多吗？当时的人们又是怎么抗疫的？

　　一、古人对“疫”的认知

　　古人认为，疫是一种气，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看不见摸不着，它还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在古时候落后的认知里，他们认为是气也就不奇怪了，汉代刘熙在自己的《释名·释天》中是这样说的：

　　厉疾，气也。中人如磨厉，伤物也。

　　因此，古代的时候，人们对于这样一种灾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天罚，他们认为这是上天在惩罚下界的万民，这些天罚里是包括疫病的，而对于形成疫病的原因，他们则认为是人们对天的敬畏不够，所以导致了这样的天罚。比如西汉礼学家戴圣在《礼记·月令》中这样写：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

　　这让我们现在看来会感觉十分的无稽，但仔细看的话却又暗含着道理，春天行夏天秋天的政令，就有可能导致雨水不调甚至发生大疫情，这看似荒唐，但如果我们想想的话就会明白，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可如果将这些符合天时的农业政令颠倒，是有可能引起饥荒的，饥荒在古代会死人，而死人多会引发传染病，所以这是连锁性的。

　　有人可能觉得这是愚昧无知，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这里有个认知的局限性，要知道当时是汉朝，人们对于很多事都处于未知和探索的阶段，走点弯路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当时，人们的基本想法都是这样的，同样成书于汉代的《乐记》中记载：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

　　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时就会一头雾水，因为这本由刘德和门人写成的著作里，主要是总结先秦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却写了这么一句关于疾病的话，为什么？其实说是写的音乐，但古代时乐是“礼”的一部分，而说寒暑不时的明面意思是冬夏不分，实际上说的还是政令。

　　由这些记载我们就能发现，在当时人们认为，多是因为人们不遵守天时或者倒行逆施而造成的疫病。《汉书·五行志》中也是这样记载的：

　　严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刘向以为齐桓好色，听女口，以妾为妻，适庶数更，故致大灾。桓公不寤，及死，适庶分争，九月不得葬。

　 这里的大军就是疫病，汉朝刘向认为，引发大灾的原因是齐桓公好色。《公羊传》里对于大灾的解释是：

　　大灾，疫也。

　　其实不止是汉朝或先秦，一直到了宋明清时，人们对于这种灾难的降临仍然是这样的态度，认为是人们所作所为有不周到的地方，所以引发了天灾。我们现在知道引发的原因是多样性的，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样的认知。于是古代一些想要青史留名又有所作为的皇帝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们在尽量避免引发瘟疫。

　　但纵观我国古代，大型的疫情在各朝各代都时有发生。

　　二、古代疫情和形成原因

　　假如我们翻看史书就会发现，我国先民们在秦汉以前，对于疫的记载是不多的，先秦时期，仅有的记载是鲁国史官在《春秋·鲁庄公二十年》里，而且这里面的记载和《后汉书》里的记载都是一样，都说是在齐国，应该是《后汉书》参考了《春秋》里的记载。

　　秦朝时期，有记载的只有一条，而且记载得非常简单，没有说当时的救治措施，但说了引发的原因是因蝗虫而起，这条记载是在司马迁的

　　四年，拔篸、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到了汉朝时，《史记》和《汉书》里并没有记录有大型的瘟疫发生，但到了《后汉书》里却突然猛增，特别是桓灵二帝期间，瘟疫时有发生。在《后汉书·桓帝本纪》中记载：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灵帝时期，《后汉书·灵帝本纪》中说：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当然了，有记录的绝不仅仅是这样两条，我们不能一一举例，而从此以后，大型的疫病比比皆是，魏、吴到晋，有记载的达到了十六七条，而在南北朝时期，宋、梁、北魏、北齐都记载多次。

　　所以我们看这些记载就会发现一个规律，这些多发生在战乱时期，汉朝后期，进入桓灵二帝时代后，战乱时有发生，这场大乱一直持续到了南北朝时期，瘟疫也一直如影随行。想想原因的话，战乱是要死人的，而古代卫生条件很差，死人堆积在一起腐烂后，是极有可能引发传染病的，这是战乱时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这只是一个重大原因，并不是说所有的瘟疫都是战乱引起的，和平时期也有。因为形成瘟疫的原因是多样性的，甚至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原因，就有可能引发。

　　到了唐朝时，贞观年间的瘟疫次数也非常多，我们都知道贞观年间是唐朝强盛的时代，但就是在这样的年代，有记载的多达六条，全部记载在五代后晋时刘昫、张昭远等人共同编撰的《唐书》里，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并没有记载在“太宗本纪”里，而是在《唐书·五行志》中收录，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

　　到了高宗李治时期记载了两条。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瘟疫的形成也是多样性的，《宋史》中记载了28条，很多都是和平时期，但瘟疫前常伴有旱、蝗灾。

　　由此，古代形成原因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战乱引发，一种是天灾引发，剩下的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那么，古人如此畏惧的情况下，当瘟疫发生时，人们是如何应对的呢？每个朝代都非常的积极，这也是我们下面要说的。

　　三、古人怎么应对

　　早在周朝时，人们对于疫病就开始重视，因为当时的人们非常明白人的重要性，一场饥荒都有可能毁掉一个国家，一旦某地爆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是有可能断送国运的，所以在周朝时就专门设立了相应的部门和人员应对一些疾病和瘟疫，当时叫这样的人为“疫医”，而且是非常受重视的一种官职，设立在《天官》篇里，《天官》篇里都是对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些官职，可见周朝时期对于这方面的重视性。

　　《周礼·天官》中记载：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而一旦爆发了大规模疾病后怎么办呢？怎么应对呢？其积极性是空前的，《周礼·地官》中说：

　　大司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

　　这里的大札就是大疫病，一旦发生，要移民通财，薄征赋税，甚至缓推刑律，可以看出是救灾为上，其它次之。当然了，在《春官》、《夏官》中也有相应的方法和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早在我国周朝时，对于重大疾病和疫情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即使到了国家危难的时候，一旦发生疫情，也是一定要组织人力物力去遏制的，比如《后汉书·灵帝本纪》中说：

　　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朝廷派人行医送药，目的是自然是救万民于水火。当然了，到了唐朝以后，一旦发生重要瘟疫，朝廷的重视和救灾措施也开始上规模，速度也更加的快，但我们不能全部列出。

　　由上面能看出，在我国远古时期，人们对于瘟疫的形成机理有所误解，这个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救治方面，我国从古到今一直都是积极而且迅速的，

　　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更是如此！

　　今天，我们面对控制得当的突发疫情写了我国古代的疫情过往，但由于手头资料有限，黑嫂难免会有所遗漏或者误记，欢迎大家指出错误而共同进步。黑嫂所说，一家之言，谁又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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