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仲純，安徽懷寧人，鄧以蟄的弟弟，鄧稼先的二叔。
鄧仲純與陳獨秀、楊振聲等名流的交往
劉宜慶
鄧仲純（鄧仲存），鄧稼先二叔，醫生，俠肝義膽古道熱腸，老舍稱之為好友。鄧仲純雖然行醫，但他的古詩文功底很深、結交了大批文化界的名人。不妨從鄧仲純的交遊，來看民國文人的友情。
鄧仲純與陳獨秀繫懷寧同鄉，兩家是世交，兩人幼時就有交往。鄧仲純四弟鄧季宣與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是留法同學，鄧陳兩家還有親戚關係，陳獨秀二姐小女兒的婆婆就是鄧仲純的姐姐。
大約清光緒宣統年間，鄧、陳和蘇曼殊一起留學日本，朝夕相處，切磋詩文。後來，鄧仲純回憶說：“我和曼殊和尚、仲甫三人共同住在東京的一間小房裡，曼殊向仲甫學字學詩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詩，不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仲甫則向曼殊學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我很討厭，時常還因此吵嘴。”和他們三人住在一起的還有章士釗、鄧以蟄。鄧仲純學醫，鄧以蟄在弘文學院學日語；陳獨秀和章士釗在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文，同時到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陳獨秀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革命活動。鄧仲純受到陳獨秀的影響，也參加了革命。1908年，陳獨秀第四次到日本，在東京和鄧仲純住在一起，一邊學習英語，一邊研究音韻文字學。陳獨秀晚年在江津著《小學識字教本》，要追溯其源頭，實發源於此。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因為鄉誼，鄧仲純隨之到北大工作。
楊振聲
1930年，楊振聲出任青島大學校長，他聘請鄧仲純擔任校醫主任。校長楊振聲是山東蓬萊人，性格豪爽，平易近人，他豪於酒，常常召集同仁在“順興樓”或“厚德福”宴飲。梁實秋文中說：“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數，乃自命為酒中八仙。”他們三日一小飲，五日一大宴，30斤一罈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後已。經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他們豪邁地宣稱：“酒壓膠濟一帶，拳（指划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適路過青島，見到這班人豁拳豪飲的樣子，嚇得立刻把他太太給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戰。
“酒中八仙”前後略有變動，其基本陣容：一為校長楊振聲，二為教務長趙太侔，三為文學院院長聞一多，四為外語系主任兼校圖書館長梁實秋，五為“新月”派主將方令孺女史，六為校醫務室主任鄧仲純（初為理學院長黃際遇），七為總務長劉康甫（劉本釗），八為秘書長陳季超。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全面抗戰的大潮中，在青島山大的文友酒友星散，鄧仲純先避難安徽，後流落到四川江津。鄧仲純和鄧季宣從安徽遷居江津後，舉目無親。他們與江津鄧蟾秋、鄧燮康叔侄本不同嗣，但是“同門”，就認作同宗。在江津鄧氏叔侄幫助下，鄧仲純在黃荊街開辦了“延年醫院”，患者慕其名，求醫問藥者很多。鄧季宣任國立九中（安徽公學）總教務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長，終於在江津站穩腳跟。國立九中收戰時安徽籍的流亡學生，所以當時江津有很多安徽人居住。
陳獨秀
陳獨秀從南京獄中釋放，1938年8月初，鄧仲純終於在重慶上石板街尋訪到陳獨秀，遂接陳獨秀一家到江津居住。
陳獨秀蟄居江津後，在國立九中任教務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長鄧季宣等的幫助下，兒子陳松年終於在國立九中謀到了一份管庶務的差事，有了一份收入。
此後，鄧仲純擔任陳獨秀的義務保健醫生兼通訊員。陳獨秀的大病小病都由鄧仲純問診，全是免費。陳獨秀與鄧仲純的交往並不純是醫患之間的交往，他們的交往是情感上的交往，是心靈之間相互慰藉的交流。陳獨秀是學者，是名人，書信往來頻繁，最多的是與學生、時在成都任川康綏靖公署少將參謀的楊朋升和在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授兼國立編譯館編輯的臺靜農之間的往返信函，還有一些報刊寄來的樣刊樣報、稿費等，這些都是交“四川省江津縣城黃荊街八十三號延年醫院”轉。信函剛郵寄到，鄧仲純立即派院內伙伕迅速送到石牆院，不得有半點延誤。正因為此，住在城外鄉下的陳獨秀才得以與外界保持著聯繫。
晚年臺靜農與林文月。
老舍、臺靜農在青島的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書時，和鄧仲純成為好友，他們一起品嚐即墨老酒。1940年，由臺靜農陪同，老舍自重慶搭船至江津，專程到鄧宅仲純家，看望拜會陳獨秀來了。晚年臺靜農珍藏當年陳獨秀寫給他的書信102封。其中1940年3月9日，陳獨秀致函臺靜農：
靜農兄左右：兄與老舍來此小聚即別，未能久談為悵！聞兄返白沙時頗涉風濤之險，甚矣，蜀道難也。魏建功同學倘已到白沙，請代向其乞贈《天壤閣甲骨文存》一冊寄下。甲骨文以最初王、劉所及最近研究院所獲者為最可靠也。聞蔡先生故耗，心頗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學有舉動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幾人，能會合而公祭之否？
在這封信中，陳獨秀還提到了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白沙和江津的北大同仁和學生公祭蔡元培。臺靜農《酒旗風暖少年狂——憶陳獨秀先生》文對陳獨秀的神態有生動的描述：“他談笑自然，舉止從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時目光射人，則令人想象到《新青年》時代文章的叱吒鋒利。”大約1938年12月，舒蕪的四伯父方孝遠客居江津，方孝遠與陳獨秀閒談，舒蕪的四伯父對陳獨秀的印象，也印證了臺靜農的描述：“他的滿口懷寧方言，土腔土調，一點也沒有改，更不像個一世走南闖北的人。……他穿一件灰布面的長袍，兩手籠袖，在廳堂上來回走，先是緩步，走著走著快起來，後來就成了跑來跑去，每次都是這樣。……他同人說話時，間或目光一閃，鋒利逼人，同他當時的‘土老頭’的整個形象不大一樣。”
陳獨秀
有一段時間，陳獨秀一家和鄧仲純一家住在一起，因生活習性與鄧仲純妻不盡相同，就有了一些磕磕碰碰，鄧仲純對陳獨秀仍然很好，他雖“懼內”，但仍在背地裡勸說妻女要大度包容。後來陳獨秀搬到施家大院、石牆院居住後，鄧仲純也是隔三差五去看望他或去看病治病，有時實在太忙，也會差人送藥。1940年2月初陳獨秀病重，6日到重慶石板街戴家巷寬仁醫院治療，回來後，鄧仲純強留他在“延年醫院”內住下觀察了幾天。
一次，鄧仲純為陳獨秀診病後說：“你的《實庵自傳》寫得好，何時能寫完？”陳獨秀說：“我答應朋友們，寫完《小學識字教本》，再寫《實庵字說》。”見鄧仲純不解，陳獨秀解釋：“學者以文立身，《小學識字教本》是指學理研究，對中國文字學研究的意義重大，可以留傳存世。”
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聽信胡豆花泡開水治高血壓的偏方，但因胡豆花發黴變質，飲後中毒腹脹，次日包惠僧來訪作陪飲了小酒，過量食用四季豆燒肉，造成嘔吐不止，虛汗如浴幾日。他立即叫回兒子陳松年，原準備赴渝的鄧仲純得到信息，立即取消行程，趕到石牆院守候。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和鄧季宣等多次前往探病。27日晚，鄧仲純為昏迷兩天的陳獨秀注射強心針及平血壓針，但仍無法挽回陳獨秀的生命。在陳獨秀彌留之際，鼻孔間氣息微微進出。潘蘭珍一手托起他的頭，一手拉住他的手，看著他閉合了雙眼……陳獨秀就這樣走完了人生旅程。
1943年1月，陳獨秀葬儀在江津“康莊”前坡舉行。
鄧仲純、鄧季宣兄弟以及江津鄧氏料理喪事，陳獨秀得以安葬。陳獨秀葬於江津大西門外鼎山桃花林，鄧蟾秋康莊別墅前坡。碑上“陳獨秀之墓”五字為臺靜農所書。國立九中歷史教師、陳獨秀死後著作整理人何之瑜在1943年2月20日的《訪獨秀先生病逝始末記》後記中說：“先生入葬後，芟蕪剔穢，豎碑砌道，蒔花草、藝果樹、敷布景物，差強人意，鼎山虎踞，幾江龍蟠，嵐光映耀，帆影出沒，先生之靈，可以安矣。”
抗戰勝利後，山東大學在青島覆校，校長趙太侔仍聘請鄧仲純為校醫。趙太侔致信時在美國的老舍，邀請他到山大擔任文學院院長，老舍婉言謝絕的信中，讓趙太侔代他問好“故道俠腸仲純兄”。
當年陳獨秀書贈鄧仲純一幅篆聯：“我書意造本無法，此老胸中常有詩。”鄧仲純與陳獨秀的交情，醇厚如酒溫潤如詩，又可謂君子之交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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