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赵士林与老牌作家王蒙的对谈录《争鸣传统》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赵老师的学生，笔者自然要先睹为快，而且“对谈录”一直是本人颇为喜爱的文字形式，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更接近于思想的真实状态，尤其是相对于如今模式化的学术论文而言。当然，形式并不能保证内容，相信大家都读到过一些滥竽充数的对谈录，其间缺乏思想的激荡却充满冗长的赘言。《争鸣传统》显然不是此类酒里兑水甚至水里兑酒的货色，而是纯粹而浓郁的思想美酒，要说到信息量，比某些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亦不遑多让。正所谓谈笑有鸿儒，《争鸣传统》所展现出的广度和深度，端赖于两位谈话者的学识积累和文化修养，各种信手拈来的引经据典也许会让读者们应接不暇，但同时也保证了谈话的质量。
书名为《争鸣传统》，其实包含了古今中外的多层面话题。在笔者看来，全书由两大板块组成：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说儒、说道、说禅）和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中国的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而且这些关于中国传统的话题必然包含着中外比较的维度。因此，这本对谈录实际上是在人类命运和国族命运的宏观背景之中对一些具体话题的商榷。以笔者之浅陋，不足以把握全书论题的十一，下面仅就力所能及之处谈谈个人的感想。
首先，任何谈中国谈传统的话题，儒家都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而且各类新旧儒家总有一种“以儒家代表中国”的学理冲动抑或政治旨趣。赵老师对百家争鸣时期的儒家心有戚戚，但是对董仲舒等官儒则颇有微词。因此，在“说儒”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批判性立场，尤其是针对后世儒家官学对孔孟之道的悖离。“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堂而皇之地独占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从孔子开始的为己之学变成了为人之学，治己之学变成了治人之学，修身之学变成了利禄之学，也就开始了空前的堕落历程，儒家主张的很多道德理念都成了利禄之具，成了捞取功名利禄的手段。”（P7）
在这种广义的批判路径上，赵老师提到了一种古往今来常见的现象，伪善。“例如孝，在汉代由私德变成了公德，所谓以孝治天下，大孝子有官做，孝就成了典型的利禄之具。于是出现了很多‘察孝廉，父别居’的伪君子。孝成为功名手段，不能不流于虚伪。”（P7）善行本是没有功利色彩而自为目的的道德实践，然而当它成为一种可以沽名钓利的兑换券的时候，不仅善行本身的意义模糊了，而且会鼓励那些为了非道德目的而伪装成道德的行为，从而造成社会整体性的堕落。简而言之，赵老师的批判指向在于，儒家官学把道德意识形态化了。就常识和直觉而言，道德与意识形态确实有着丰富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道德具有私人属性，主要在于律己而非律他。道德的意识形态化会造成美德专制主义的社会状态：一种现象是形成鼓励伪君子的社会逆淘汰，另一种现象是公共生活对私人空间粗暴干涉。比如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虽然诞生于批儒的时代，但是其内在逻辑却与儒家官学式的美德专制主义一脉相承。这层含义虽然没有在谈话中言明，但也是赵老师一贯的立场。
相对于赵老师的激扬，王蒙先生的看法则温和持中，“中国社会近现代……饱经曲折挫折经验教训，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责任孔孟能担负多少，董仲舒能担负多少，满清皇帝能担负多少，我们只能清醒客观地评议，谁也不宜简单地下结论。”不过通篇来看，王蒙先生与赵老师的对话基础是一致的，即，分析而非站队。这就将对谈定位于思想的碰撞而非立场的争议。
儒家的话题总是或多或少地涉及到现实关切，因此难免有些许沉重。在“说禅”的部分，两位对话者则是高山流水、趣味盎然。众所周知，禅是中国化的佛学，而且它并非形而上的思辨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所谓“日日是好日”，“天天都是好日子”（P196）。由此笔者想到，在热门电影《流浪地球》的开头，地球已经陷入在劫难逃的末日危机，然而地下城里的中国人仍然兴高采烈地过春节。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象在好莱坞科幻灾难片里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中国电影中却并不显得违和。即使《流浪地球》没有蕴含什么“禅意”，中国观众也是心领神会，因为带有末世色彩的凄云苦雨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想来这也是禅宗的某种效果历史吧。王蒙先生对此有精当的总结，“我们熟悉的禅语‘活在当下’。适当收缩人心为之焦虑、为之筹划、为之悲喜的领域，减轻心之负荷。还有我爱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此岸性与积极性。既然是‘未知生，焉知死？’那么未安当下，何虑过去与未来？”（P196）
接下来，两位高手就空色之辩、非有非非有等经典问题展开了精湛而新颖的对弈，让笔者颇受教益，但限于学力，此处无法分享更多学理层面的心得。就为人处世的形而下体会而言，王蒙先生的这段话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执著于空与执著于色是一样的愚蠢与不通。死乞白赖地雄辩地强调空，只能是出点空不了的洋相。正如对于自身与世无争的带情绪的表白，恰恰令人不解，令人产生幽默感与非正觉感。”估计大家都有此类经验，自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红火以来，各种“带情绪的表白”此起彼伏，颇有一些文人雅士热衷于宣示自己的与世无争，甚至还有一些唯恐天下不知的“隐居”。这实在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而且也值得我们每个人躬身自省，知行合一的证悟是多么地艰难。
在对谈的第二大部分，即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同样精彩非常，而且也有大量超出笔者知识范围的内容。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门外汉，笔者关注较多的是近现代中国难以摆脱的话题，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问题。其实在关于儒家的讨论中，赵老师已经对孟子思想中的德先生色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P61-67），由于篇幅较大，此处就不再展开了。这里仅看看赛先生的问题。
在“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一开篇，王蒙先生就说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混沌风格与科学思维的关系。“想起太一、合一、混一、一切的一与一的一切，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说法，你会沉醉于这个一即多、多即一的众妙之门。同时你也会想到，我们长久的历史中科学没有取得长足发展，说不定与这种混沌主义有点关系。”（P285）。赵老师进而谈到，虽然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已经在整体性地反思理性主义的弊端，而且在某些方面主张向直觉顿悟式的东方思想学习，但是就中国的自发历史本身而言，“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重混整把握轻具体分析，重了悟轻思辨，重直观轻逻辑，重模糊轻清晰，重大体轻精确，重实用轻实验，重功能轻本体，重神似轻形似，重抒情轻再现，直接地阻碍了科学意识的形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P286）。
除了整体型和分析型、直觉型和逻辑型的思维风格的区别之外，赵老师还提到了中西之“实用型文化”与“科学型文化”的差异（P306）。顾名思义，“实用型文化”在意的是有用，没用的东西就不多想了。因此，古代中国虽然在技术层面曾经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缺乏对技术之根基、某种无用之用的追问，导致了科学发展的凝滞。结果在近代的文明碰撞中吃了大亏、遭受了让几代人记忆犹新的屈辱。然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乃至之后被知识界挂在嘴边的赛先生，仍然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实用主义倾向，阿基米德式的“别碰我的圆”一直没有被中国文化充分理解。
当然，万事有利就有弊，尤其是对于“科学”这种范式性的思维模式而言。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之后，现当代西方思想界也在反思科学和技术的弊端，并且将清算的线索一直追溯到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时成为了众矢之的。从学理角度而言，这条批判路径没错。逻各斯的莅临迟早会把世界展开，科学既是这个逐步展开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推进着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充分展开的世界会把隐含于其中的危险也暴露出来，使人类陷入巨大的危机。这是科学的本质决定的，不是某种文化风格的主观结果。任何前现代世界都是相对安全的，因为没有核武器；而且是相对诗意的，因为自然界仍处于神秘域，神秘与审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之，一个被物理学、生物学甚至政治学、经济学充分解释的世界是缺乏诗意的，一切都变得冷冰冰。华夏文明中的天人和谐和诗意栖居与我们文化的非逻各斯内核有关，这确实为危机四伏的现代世界提供了某种拯救的潜力。不过我们也不宜过于乐观，君不见当今中国的“现代病”可谓愈演愈烈，如果中国文化的内在品格不足以自救的话，也就难以说服别人来照方抓药了。这些联想已经越说越远，游离于赵老师和王蒙先生的对话内容之外了。不过如果不是读了两位先生精彩纷呈的对谈，已然现代病缠身的笔者也不会有机会扩展心灵，获得片刻的自省。李泽厚老师很早就指出过当今中国知识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兴起”的状态。赵老师虽然是职业学者，但是一直保持着思想家的初心，而著作等身的王蒙先生则充满了智慧长者的冲和之气。因此两位先生的对谈充满了思想的启迪而毫无八股的匠气。如果有时间读读《争鸣传统》，让我们在学术工业的生产和消费之余给思想充充电，不啻于精神生活的一件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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