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时为避讳玄烨之名，唐玄宗改称唐明皇。后代帝王这改前朝帝王庙号，合理吗？

殘陽暮里酹江月

其实没改！ 一般情况下 没有那个朝代去改前朝的庙号 或者谥号！ 如果需要避讳的可以用其他的称呼表示 这是可以的！

而唐玄宗是庙号 唐明皇 是尊号所以清朝称唐明皇并没有什么不对！ 这就跟我们现在称呼那些皇帝一样！

汉朝不是每个皇帝都要庙号 所以 除了汉高祖刘邦用的是庙号 ，其余的皇帝 历史上都是称呼他们的谥号 比如 汉文帝 汉景帝 汉武帝 这都是谥号 ！

而唐宋时期 每个皇帝都有庙号 所以后人都是用庙号称呼 比如 唐太宗 唐玄宗 宋太祖 宋徽宗 这都是庙号！

而在庙号和谥号中有的皇帝功勋卓著 或者好大喜功 臣子们就会上书祈尊号 比如 唐玄宗的 “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 所以后人也称他为 唐明皇 ！！又比如 武则天的名也是尊号的简称 她的尊号是“则天顺圣皇帝”退位后改为“则天顺圣皇后” 所以后代用武则天称呼她！！

而明清时期 大都用年号带指！ 因为明清时期的皇帝多数只有一个年号！比如你 朱元璋的洪武是年号， 玄烨的康熙也是年号！

所以 康熙年间开始清朝把唐玄宗改称唐明皇没有什么不妥的 ！只是变通一下！

府少爷的历史观

唐明皇帝是李隆基的谥号，唐玄宗是李隆基的庙号，管康熙什么事呀，不知道又是那个文盲网文作者奇葩的虚无观点。

前任皇帝在去世后，后继者要根据前任皇帝的功绩，为前任皇帝追称（即庙号），再总结（即谥号）。比如：

汉朝刘彻去世后，庙号是“世宗”，即汉世宗，谥号是“武皇帝”，即汉武帝。

唐朝李世民去世后，庙号是“太宗”，即唐太宗，谥号是“文皇帝”，即唐文帝。

清朝玄烨去世后，庙号是“圣祖”，即清圣祖，谥号是“仁皇帝”，即清仁帝。

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一样，他去世后，子孙为其追称庙号是“玄宗”，即唐玄宗，追封谥号是“明皇帝”，即唐明帝。也有称为唐明皇的。

至于李隆基的谥号“唐明皇”出镜率那么高，这其实就是一个长期以来的称呼的习惯，李隆基的一生起伏传奇，关于他的小说笔记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有的皇帝就习惯了称呼他的庙号，有的习惯了称呼他的谥号，也有的习惯了称呼他的年号。

再说了唐代还有一本书名字就叫《明皇杂录》，专门记载唐玄宗的故事，在唐朝的时候，唐玄宗就被称为唐明皇了。

所以，唐玄宗叫唐明皇，是人家李唐后人追封的，管人家康熙什么事呀，另外古人遵从“为尊者讳”，一般是不会对死去的帝王改名的。

备注：“谥号”一般字数比较多，此文均引用简称。

曹老师xixi

题主没搞清楚庙号的概念。清朝皇帝没有、不需要、也没地方去改唐玄宗的庙号，“唐明皇”只不过是一个习惯性的称呼而已，由李隆基的谥号简化而来（完整谥号很长），这不是庙号！

清朝只有清朝自己的祖庙，也就是说，只有清朝自己皇帝的庙号才是有意义，其他前朝所有皇帝的庙号都只是个称呼而已。只是正巧康熙皇帝叫玄烨，所以唐玄宗这个称呼在清康熙朝开始就不能叫了，这不需要什么官方去改庙号，只要不叫就是了。不能叫唐玄宗，其实还是可以叫李隆基的。对于清朝皇帝来说，也不用保持对唐朝皇帝的恭敬，完全可以直呼其名。所以，无论怎么算，清朝都不可能出现改唐玄庙号这个事情。

虽然清朝官方可以对李隆基直呼其名，但是民间还是对皇帝有一种摆脱不掉的“敬畏”，而且清朝戏曲艺术兴盛，唐玄宗李隆基因为曾训练宫廷乐班和发展唐朝出现的萌芽式的戏曲，被尊为“梨园祖师爷”，被戏曲行业的人供奉。并且在康熙年间还诞生了中国戏曲最著名的剧目之一——长生殿，讲的就是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所以，民间非常需要另一个尊敬又不犯忌讳的代称。

皇帝除了庙号，自然还有谥号，所以不能用庙号可以叫谥号。只不过，唐朝开始皇帝的谥号越来越长，唐玄宗李隆基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要真这么叫也太啰嗦了了。所以抓住一个重点“明”字。那为什么叫唐明皇不叫唐明帝呢？这恐怕还是缘于著名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诗中将李隆基称作“汉皇”，所以唐玄宗就在清朝被称为唐明皇了。再次强调一下，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不是改庙号。

伊耆角木

历史补助科学的避讳学

避讳一事是专制国的特产品，又是象形文字国的特产品，故此可说是中国特有的东西。避讳是不能随便书写君主名字的意思。因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是有一定写法的，与拼音文字不同，所以从前就有避讳的必要。假若是拼音字，如华盛顿(Washington)、佐治(George)等，那就没有避讳的必要了。

契丹、女真未入中国前，其名皆用本国语，既入中国后，才有汉名。其避讳的方法，是专避汉名的，而国语的名不避。辽太祖契丹语名“阿保机”，这三字不避，汉名亿，“亿”字就要避了。金太祖女真语名“阿骨打”，这三字不避，汉名旻，“旻”字就要避了。清太祖名“努尔哈赤”，这四个字不用避，顺治名“福临”，这两字亦不避，康熙的“玄烨”，雍正的“胤禛”，就都要避了。乾隆时江西有个举人名王锡侯，因为他著一本书名《字贯》，开篇的凡例，就将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写出来，好给人家回避。但是他写这些名字时，都是整个字写出来，没有拆散字体，就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满城的官员都要处分了。这岂不是专制国和象形文字国特有的历史吗？

这种历史在我们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可是从今以后，便宣告停止，也应该为它作一个总结束。

我们为甚么要研究避讳呢？因为避讳乃是一个时代的特别的标记，好像旗帜和纹章一样。没有这个时代，便没有这种标记。或是这个时代以前，或是这个时代以后，也没有这种标记。所以很有研究的价值。

校勘学和古文字学，近来研究的很多，避讳学可说是校勘学的一支，也可说是和古文字学有同等的重要。我们要研究校勘学或古文字学，也应该研究避讳学。避讳学研究的结果，可以利用他来解决古书的真伪和时代，以及其他种种的讹误。所以我们便叫他做历史的补助科学，也可说是历史的工具科学。

避讳学这种学问，从前虽然也有，但还没有成为一种专门学。且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的方法也各异。这个名词，乃是我个人硬造出来的。能成立与否，尚不敢确定。

现在且把前人研究避讳的经过来说一说：

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楙的《野客丛书》、周密的《齐东野语》，便有关于这种学问的研究。其他如清朝顾亭林的《日知录》、赵翼的《陔馀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及王昶的《金石萃编》等书，也多有涉及避讳的地方。不过这都是一种零碎的研究，并非专门的。乾隆嘉庆年间有个浙江人周广业，他用几十年功夫著一部《经史避名汇考》，共有四十六卷之多。这种研究，也很可观了。可惜并没有刻出来，现在不能流传。其他还有两本书是很普通而容易见者：一本是福建人周榘的《二十二史讳略》，就在《啸园丛书》内。一本是湖南人黄本骥的《避讳录》，就在《三长物斋丛书》内。

前人既有这种关于避讳的著述，我们为什么还要加以特别的研究呢？这乃是时代的关系。因为他们所著的，都是抄录历代帝王的名字，把应该避讳的字举出来，未能引用到校勘学上，所以不能说是研究，只可说是一种记录。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用清朝校勘学家的方法来研究避讳学。前人的著作，只可以为一种参考资料罢了。

前人可称做避讳学专家的，除周广业所著我们未见外，应推钱竹汀(大昕）先生。他对于避讳学虽未著成专书，然却有极精密的研究。其所著书如：(一)《廿二史考异》，(二）《十驾斋养新录》，(三）《潜研堂文集》，(四）《金石文跋尾》，对于避讳，都有特别的注意。但是分散在各篇中，没有一种有系统的整理。今年有人提议要为钱竹汀先生做降生二百周年的纪念，我觉得这位清朝唯一的史学家，确实值得纪念的。我对于此题所用的资料，大半是采自钱先生所著的书，预备做一篇《钱竹汀先生的避讳学》来纪念钱先生。

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礼篇》内，有一卷是专记避讳制度的。《册府元龟》也有一卷，是专载历代帝王讳字的。《事文类聚后集》，及《古事比》等类书，也有些关于避讳的材料。但是这等类书的毛病，就是引证不注出处。《二十二史讳略》及《避讳录》的毛病也在此。

从前所有的避讳学，大概都在上面说过。以下就是我所要说的。

我所说的，有六十个例，体裁是仿俞曲园先生的《古书疑义举例》。俞先生所举的例，有八十八个，是很合科学方法的。不过他所说的是古书疑义，我所说的是古书因避讳所生出来的疑义便了。

避讳的起源，是专制的人不许人写他的名字。秦以前不必说了。因为秦以前避讳的方法很随便，不能影响到考古学及史学上。现在所要研究的，就是秦汉以后。

大抵秦汉时始有避讳改字的方法。唐时始有避讳缺笔的方法，与改字的方法并用。三国时始避嫌名，至唐而盛，至宋而极。盛极必反，元时诸帝，都以蒙古语为名，译音无定字，满可不避。至明，避讳的方法亦疏，不同唐宋的严密。故最能影响到史学上的，就是唐宋的避讳法。

现在所举的六十个例，中间含有四个意思：(一)历代避讳的成例，(二)因避讳而生出的种种错误，(三)不知道避讳历史的错误及苦处，(四)能利用避讳学的好处。但以时间的关系，每例只可举出一二条容易解说的。要知道详细，有鄙著《史讳举例》一书在。

(1)避讳改字例。 避讳改字，秦时候就有了。《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写正月做端月，注曰“秦讳正字，改正为端”。《汉书注》关于汉朝各帝讳，都有一句解释，说汉高祖“讳邦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这就是避讳改字的例。

(2)避讳缺笔例。 唐时候有一种避讳方法，就是缺笔。唐以前是没有的，到唐高宗时就有此方法了。唐碑上有一碑名《赠泰师孔宣公碑》，碑中泯字写成，是避唐太宗的讳，民改成。此是碑刻中缺笔最早见的，以后就渐渐多了。如世写成，葉写成，都是唐时起的。有人跋敦煌写经，说中间的中字，缺了下半，是避隋文帝父讳，因此断定是隋人写的。岂知隋时还没有缺笔的例，不能以一字的别体或讹误，就作为避讳的证据。所以缺笔的起始期，是要考证的。

(3)避讳空字例。 史书上有一种避讳空字的办法，遇到讳字，便空格不写，或打一空围，或直接写一讳字。如许氏《说文》，禾部光武帝讳，戈部和帝讳，示部安帝讳，都空了此字，加一句注曰“上讳”。后来《宋书》和《南齐书》关于帝名，都写一“讳”字。如称刘裕为刘讳，称萧道成父亲为萧讳。《金石萃编》摹刻碑文，遇清朝讳，便写“庙讳”二字，让人慢慢来猜，是不应当的。

(4)避嫌名例。 写法不同，而声音相同的，谓之嫌名。汉以前不避嫌名，避嫌名始于三国。当时吴有个太子名和，就改禾兴县为嘉兴。此是避嫌名最早的。但是有一凭据，可以证明当时避嫌名还不很重。《三国志注》内有一段笑话：孙休替他四个儿子起名字，都是新造的字，为的是想人容易回避。但是字形容易避，字音仍不能避。可知道此时只管字形，不管字音，是不避嫌名的。但是避嫌名的风气，实在始于三国。羊祜作荆州都督，荆州人避他的嫌名，所有户字都称为门。此后就变成一种避嫌名的风俗。

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件很巧的事情，南朝宋明帝名彧，他的儿子废帝名昱；北朝魏献文帝名弘，他的儿子孝文帝名宏。父子不避嫌名，同在西历四六五年至四七六年之间，是最巧的。

有人说秦始皇本名政，避正月的正字，就是避嫌名。但政、正二字，本来相通。秦始皇以正月生，所以名正，不见得是避嫌名。

又《史记·天官书》内，有一句话是“气来卑而循车通”。注说通字是避汉武帝讳彻的嫌名，改作通，本来是辙字。但是《汉书·天文志》作车道不作车通，可知车通并不是避汉武帝的嫌名。又《史记·荀卿传》，唐人注解都说荀卿又作孙卿，是避汉宣帝的嫌名。这是唐人一种说法。本来《荀子·议兵篇》就自称孙卿子。王莽时太原有一个人名荀恁，资财千万，见《后汉书》卷八十三。西汉末既有著名姓荀的人，怎么荀子要避嫌名？荀卿和孙卿子的不同，不过是荆卿和庆卿一样，不能说是避汉帝嫌名。

《后汉书》办装作办严，妆具作严具。有人说是避汉明帝讳庄字嫌名。不知装、妆二字，古通作庄，不能算是嫌名。

(5)避讳改姓例。 此例是很多的，《通志·氏族略》内有一段专讲避讳改姓的，可以参考。如庄姓避汉明帝讳改姓严。敬姓避宋讳改姓文，又改姓恭。姓氏书中很多。

(6)避讳改名例。 避讳改名的例有三：(一)是改了他的名字。如五代刘知远时，有一节度使名折从远，便改名从阮；后周郭威的时候，有陈州刺史马令威，便改名令琮。(二)是称他的字。《唐书·刘知幾传》，说他的名字与唐玄宗名隆基同音，改以字行。(三)是去了他名中一字。《五代史·前蜀世家》，黔南节度使王肇，本名建肇，避王建讳，改名王肇。

(7)避讳改前人姓例。 避讳改姓，扰乱人氏族，避讳改前人姓，则扰乱古书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一人名邦巽，《文翁图》引作“国選”，后来又讹为“邽巽”。《宋史·礼志》，封后魏商绍为长乐子，后魏时无“商绍”，只有一“殷绍”，就是避宋讳将古人的姓改了，很令人迷惑的。

(8)避讳改前人名例。 避讳改前人名的例，亦有三。《汉书·古今人表》有左公子泄，今《左传》作左公子洩，是《唐石经》避泄字改的。《梁书》有萧景，《魏书》作萧昞，因为《梁书》是唐人作的，所以昞改为景，此是改其名的。

《后汉书》称郭泰为郭林宗，是范蔚宗避家讳，所以称他的字。《朱穆传》内有一张子孺，实是张安世，章怀注《后汉书》要避世字，所以称其字。

《续汉书·天文志》，有一人名邓万。此人本名邓万世。唐人避讳去了世字。《魏书·天象志》有一人名陈达，此人本名陈显达，唐人避中宗讳，去了显字。

(9)因避讳一人二史异名例。 后汉的张懿，因避晋讳，《三国志》改为张益。《宋书》的褚叔度，系避刘裕讳，《南史》则称本名为褚裕之。《北史》的郑道邕，犯后周讳，《周书》改为郑孝穆。

(10)因避讳一人一史前后异名例。 《后汉书》本纪有邓泉，《五行志》却作邓渊。因为“渊”是唐讳，一个已改，一个未改，所以俨然两人了。

但《后汉书》与《后汉志》不是一人著的，不同犹可说。《梁书》刘霁、刘杳、刘歊昆仲三人各有传，但他们父亲的名，霁、杳二传作“乘民”，歊传独作“乘人”。因为“民”是唐讳，亦一改一未改的缘故。

(11)因避讳二人误为一人或一人误为二人例。 《唐书》，唐时藩镇有拓跋思敬，因“敬”字犯宋讳，乃改为“恭”。然不料当时又有一个“思恭”，就把二人当作一人了。《宋史》有《侍其曙传》，而本史《蛮夷传》又有侍其旭的事迹，因“曙”为宋讳故改“旭”，这便把一人当为二人了。

(12)因避讳一人数名例。 《资暇录》的作者，因避宋讳，竟有李匡文、李匡、李正文、李、李匡义、李济翁等等不同的名字，令人不知哪一个是对的，岂不容易发生错误？

(13)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 《嘉定钱氏家谱》，有一人名钱让，不见于史册。钱竹汀先生据郑樵《氏族略》，汉哀平间有一人名钱逊，曾为广陵太守，避王莽乱，徙居乌程，《钱氏家谱》载钱让亦官广陵太守，因此断定让、逊就是一人。郑樵避宋濮安懿王讳，改“让”为“逊”，此是一显明的例。

(14)避讳辞官例。 避讳辞官有两种：一种是避正讳，一种是避嫌名。避正讳是唐宋有定制，避嫌名是当时的风气，此例很多。《唐书》有一人名韦聿，因为他父亲名贲，他就不作秘书郎。又《贾曾传》说曾父亲名忠，他就不作中书舍人，这都是一时风气，并不是定规。

(15)避讳改官名例。 避讳改官名，亦有两种：一为国讳的，是一朝的定制。一是为人臣家讳的，是一时权宜的方法。如晋时“太师”改为“太宰”，隋时“中书”改为“内史”，都是避国讳的。《旧唐书·萧复传》，说他作行军长史，因为他父亲名衡，所以诏书特改为“统军长史”，这是避人臣家讳的。又五代时杨行密的父亲名怤，和夫字同音，当时的碑刻所有大夫的夫字，都缺而不书，称为光禄大、御史大，是最可笑的。

(16)避讳改前代官名例。 或改前人官名，或以后代官名加在前人身上，都是违背史实。如《北史·牛弘传》说“晋秘书监荀勖”，荀勖所做的是中书监，因为避隋讳，将晋时的中书监改为秘书监。又《北史·程骏传》，说他祖父名肇，为吕光人部尚书。本是民部尚书，因为避唐讳，就改吕光的民部为人部。都是不应当的。

(17)避讳改前代官名因而遗却本名例。 唐以前有官名治书侍御史。唐时因“治”字犯高宗讳，改为御史中丞。但《通典·职官篇》说御史中丞是持书侍御史改的，因此就有人误会唐以前本名持书侍御史，其实已遗却治书本名了。

(18)不知避讳而妄改前代官名例。 “秀才”名词，因为犯了后汉光武的讳改成“茂才”。但今《史记》中已多改作“茂才”，这是后人妄改的。因后汉以后乃为茂才，其前并不作茂才也。又魏有一官名“中正”，到了隋朝因为犯讳，便改为“州都”。后来《北史》都写成“州都督”，大约因州都二字奇特，就妄加“督”字了。《隋书》也是如此，《通典》还能不误。

(19)避讳改地名例。 《十驾斋养新录》有一篇专讲避讳改郡县名的，可参考。但是里面却避清朝的讳，弘作宏，玄作元，胤作引，令人迷糊。比如后魏献文帝名弘，改弘农县为恒农。现在《养新录》把弘字改成宏，就同献文帝儿子的名混了，因为献文帝名弘，他的儿子孝文帝名宏。

(20)避讳改前代地名例。 避讳改地名，算是一代掌故。避讳改前代地名，就去史实远了，因为当时并没有这种名字。《汉书·地理志》有一地名寿张，但是前汉时候本名寿良，因为后汉光武时避他叔父良的讳，才改寿良为寿张，前汉时并没有寿张。《晋书·地理志》有一县名大戚，本名广戚，因避隋讳，改为大戚，在晋的时候并没有大戚。

(21)避讳改前代地名而遗却本名例。 五代南汉时有一地名祯州，因为犯宋讳，改为惠州。现在《五代史·职方考》，南汉有惠州，无祯州，岂知惠州是宋代州名。今以宋代州名名南汉州，岂不是脱漏了五十馀年祯州的历史，这是不行的。

(22)因避讳一地误为二地或二地误为一地例。 丰润县本名永济，因“济”字是避金朝讳改的。但现在《金史·地理志》误丰润、永济为二地。又《元史》刘秉忠，瑞州人，乃是河北之瑞州，并不是江西的瑞州。今《江西通志》竟把刘秉忠列入，岂知刘秉忠足迹从未到过江南。江西的瑞州本来是筠州，因犯宋理宗嫌名改的。

(23)不知避讳而误改前代地名例。 《唐书·地理志》，有一地名武郎，实武朗之误，因史臣避宋讳，朗字缺笔作，后人就将“武朗”妄避为“武郎”。《后汉书·张奂传》：“敦煌酒泉人也。”酒乃渊字的讹误。章怀避唐讳，改渊为深，后人又误改为酒。否则敦煌和酒泉，都是郡名，于文当然不可通。

(24)避讳改前代年号例。 《旧唐书·经籍志》编年类，有一本书名《崇安志》。崇安本是隆安，是晋安帝的年号，因避唐讳，就将晋朝隆安的年号，改为崇安。又宋朝人写贞观年号作正观，贞元作正元，都是因避讳改前朝年号的。

(25)避讳改前代书名例。 《隋书·经籍志》有《白虎通》六卷，《礼仪志》引作《白武通》，是避唐讳，虎字改为武。《唐书·经籍志》有《四人月令》一卷，本是《四民月令》，避唐讳改的。《宋史·艺文志》有《龙龛手鉴》四卷，本名《龙龛手镜》，宋人避敬嫌名，改为鉴。

(26)因避讳一书误为二书例。 唐时《匡谬正俗》一书，是很普通的。但因“匡”字犯宋讳，或改为“刊”，或改为“纠”。今《宋史·艺文志》经解类有《刊谬正俗》，儒家类又有《纠谬正俗》。别集类有《廖光图诗集》，后又有《廖正图诗集》，正与光都是匡字改的，因此把一书误为二书了。

(27)避讳改前人谥例。 《唐书·杨纂传》说他谥恭，但是《唐会要》却作敬。因为宋人讳敬字，所以改为恭。又《徐有功传》，说他追谥忠正，谥法本来无正字，宋时避神宗嫌名，始改贞为正。元以后另有正字的谥法，是后人加的。

(28)避讳改经传文例。 《梁书》刘孝绰的传，引《论语》“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论语》本来是察字，改察为监，是姚思廉避家讳。又《萧子恪传》有一句话，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代”。代字本是世字，避唐讳改的。

(29)避讳改常语例。 常语就是通常语，也有因避讳而改的。《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现在改为持庆氏礼，是章怀注《后汉书》时避唐讳改的。《三国志·魏文帝纪》说：“京都有事于太庙。”或称京都，或称京邑，是陈寿避晋司马师讳改的。《旧唐书·肃宗纪》，说“上不康”，通常说“不豫”，因为避唐代宗讳，就改为康。有一段笑话，是《老学庵笔记》说的。宋时田登作州官，不许人说登字，全州谓灯作火。到上元放灯的时候，吏人写一张榜，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现在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从这里来的。

(30)避讳改诸名号例。 唐朝没有世宗有代宗，代宗就是世宗。《唐书·宗室世系表》说代祖玄皇帝讳昺，代祖就是世祖。宋朝没有玄宗，真宗就是玄宗。都因为避讳改的。朱子《四书注》，常引刘聘君说，聘君就是徵君，因为避仁宗的嫌名，所以改为聘君。

(31)已祧不讳例。 祧谓神主祧迁出庙，凡有新主升入，除所谓不祧之祖外，旧主有当迁出者即谓之祧。《册府元龟》载：唐宪宗元和元年，顺宗神主升祔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依礼不讳。所以韩昌黎《讳辨》，本为嫌名立论，但其中治天下之治，却犯高宗正讳。因其时高宗已祧，故不须讳，韩文中治字很多，不枚举。

(32)已废不讳例。 又有一时之讳，过时即废者。如唐开元七年以前，避高宗太子弘讳，七年以后即废。又宋天圣初年，避皇太后父亲名，通州改为崇州，通判改为同判，但皇太后死后即不避。故凡发见文书上有不避讳的时候，就应该研究他是在不讳之前，或在不讳之后？若贸然根据此点来断定时代，就容易发生错误。

(33)翌代仍讳例。 现在民国，通常人写“玄”字、“宁”字尚有缺末笔者，这是习惯的关系。孟蜀的石经里面，把“世”字写为“”，“民”字写为“”，有人说是唐朝德泽远及五代，有人说是孟蜀忠厚。其实都是因为习惯，忘其为避讳了。此例亦容易使人发生错误。

(34)数朝同讳例。 有一个字，几朝都同讳的。汉文帝名恒，唐穆宗、宋真宗也名恒。汉灵帝名宏，后魏孝文帝也名宏。汉殇帝名隆，唐玄宗名隆基。后魏献文帝名弘，唐高宗太子也名弘。宋太祖父名弘殷，清高宗名弘历。宋朝讳玄，清朝也讳玄。都是同一字而几朝都讳的。比如弘农和恒农，恒山和常山，两个地名，时废时复，令人很不易记忆。试作一表如后：

①恒山 汉高祖时置。

②常山 避汉文帝讳改。

③恒山 后周置恒州，隋大业初又置恒山郡。

④恒州 隋义宁初置。

⑤常山 唐天宝元年改为常山郡。

⑥恒州 唐乾元元年又复为恒州。

⑦镇州 元和十五年避唐穆宗讳改。

⑧真定 宋庆历八年置真定府。

⑨正定 清雍正初兼避真字，改为正定。

一恒一常，翻来覆去，到底变成正定，都有避讳的关系。

①弘农 汉武帝时置。

②恒农 后魏献文帝时避讳改。

③弘农 隋末复置。

④恒农 唐神龙初避太子弘讳改。

⑤弘农 唐开元十六年复。

⑥恒农 宋初避宋太祖父讳改。

⑦虢略 宋真宗时避讳改。

自此以后，弘农和恒农的名都废了。宋朝人称古时的弘农和恒农，都为常农。

(35)旧讳新讳易致忽略例。 有许多皇帝，初名某，后又改名某，则前名不讳，因此有旧讳新讳的分别。顾亭林《日知录》曾有一段错误。唐文宗本名涵，后名昂。开成间刻石经，对涵字不避，顾先生便有“生则不讳”的一说，因为他忘记了文宗改名昂的缘故。钱竹汀先生说亭林此说，贻误后学不浅，不可不正。又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说唐武宗名瀍，为什么孙樵文集里避炎字，他也忘记了武宗初名瀍，后改名炎了。

(36)因避讳改字而致误例。 《唐书·后妃传》有个成三朗，因“朗”字犯宋讳，宋人把朗字缺了末二笔，故此《旧唐书·忠义传》就误作“成三郎”了。

(37)因避讳改字而文义不明例。 《南史》“人杀长吏”一语，本为“民杀长吏”。因“民”字避唐讳，改为“人”，遂致文义不明。《梁书》景(丙吉）、魏(相）、萧(何）、曹(参），本为四个汉朝人的姓，因“丙”字犯讳，改为“景”，遂使人莫名其妙。五代时有“墙”隍庙碑武辰年立，即“城”隍庙碑“戊”辰年立，因为避朱全忠父及曾祖讳，改城为墙，戊为武，而文义不明了。

(38)因避讳空字注家误作他人例。 唐室先世曾仕北周，著名的有李虎、李昞。《北史·周本纪》所谓李讳者甚多。究竟李讳之旁，应注“虎”字，还是“昞”字？实容易错误。今《周书》于李讳皆改为虎，实在不对。

(39)讳字旁注本字因而误入正文例。 《史记·郦生传》：“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因避唐讳把“民”字改为“人”字。后人又于“人”字旁注一“民”字。今刻本竟把旁注加入正文，成为“王者以民人为天，民人以食为天”。此语本出《管子》，原文实无“人”字。

(40)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例。 唐人著作，多避唐讳。《通典》内避唐讳的字，《文献通考》常有照《通典》全抄下来，并未加以改正。最显著的就是《职官篇》“持”书侍御史一段。《通典》改治为持，《通考》仍沿袭其文，竟不知原为“治”书侍御史。

(41)不知为避讳而起疑惑例。 故宫博物院有黄山谷手卷，玄字缺末点，或疑山谷是宋人，何以避清讳。《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十七也有这种误会，谓宋世历代无讳玄，不知宋朝以玄朗为其始祖名，不许人斥犯，见李氏《续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条。

又《新唐书纠谬》，有几条讥《新唐书》的错误，实在是因避讳的，非错谬。如谓常山公主下嫁薛谭，《薛稷传》作薛谈。不知谈是唐武宗嫌名，故改作谭也。

(42)不知避讳而生错误例。 《后汉书·儒林传》，孔僖曰“画龙不成反为狗”，讥刘攽注之为错误。其实“虎”乃唐讳，故改为“龙”，是避讳非错误。关于这点，《金石屑》载郭麐有个笑话。郭麐于乾隆间跋王夫人墓志，因王夫人有二子，长的名珣，就说是晋时王珣的母墓。袁子才讥之，以该墓志有武邱山语，晋人何得避唐讳。称虎邱为武邱，明明是唐人墓石，而郭麐不知也。

(43)非避讳而以为避讳例。 流俗相传，容易使人错误的，便是以“正”之有征音，是避秦始皇讳。又如準之作“准”，以为是避寇準讳。也是错误。因汉碑早有准字，与避讳无关。

又《避讳录》以汉碑中秀、庄、肈、隆、缵、志等字之变体，为避汉讳，皆不确。因汉隶变体极多，不能以避讳为解释。

(44)已避讳而以为未避例。 黄本骥《避讳录》说：刘知幾因避讳以字行，但《史通》中却不避唐讳。其实黄本骥只记得避讳要改字，而忘了避讳还有缺笔的方法，《史通》中避讳的字，安知他不已经缺笔，特因后人辗转传写失了本来面目呢？又《日知录》有一段说，宋真宗名恒，朱子注《四书》不避宋讳。钱竹汀先生说，这是未见宋板朱注的毛病。其实赵顺孙刻《四书纂疏》，满都避宋讳。

(45)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例。 《史记》内汉讳都回避。如恒山改为常山，微子启改为微子开，盈数改为满数。但是现在《史记》犯汉讳的字不少。什么缘故呢，就是后人校书时回改的。所有《汉书》、《后汉书》以下，都有这种情形。因为六朝以前，避讳之法尚疏，故汉碑于汉讳亦多不避。

(46)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 《后汉书·光武本纪》，“民无措手足”。《章帝纪》作“人无所措手足”。《荀爽传》“安上治民”，《郎顗传》又作“安上理人”。这都是章怀注《后汉书》时避讳，经后人回改而未尽的。《论语》说“仲叔圉治宾客，祝佗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现在《后汉书·明帝纪》的注引这三句，下两句的治字作主，上一句还是治字，这都是回改未尽的凭据。

(47)以为避讳回改而错误例。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五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人。凡律所说的庶人，系对奴婢及有罪的而言，与他处泛称庶民的不同。今《后汉书》有好些处都改做“免为庶民”，意义就不同了。校书者以为“人”是避唐讳改的，因此回改为“民”就错误。又《后汉书·宦者传》内有“三世以嬖色取祸”语。世本是代字，也以为避唐讳，因此回改为世字，遂致错误。

(48)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例。 杜佑著《通典》，在唐贞元年间，称唐德宗为今上。但他《州郡篇》写恒州作镇州，又说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这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杜佑著《通典》时，恒字并不避讳。

又《通典·刑制篇》里有“大不恭”三字，注说“因犯庙讳改为恭”，考唐时并没有敬字的庙讳，并且前卷就有“大不敬”三字。敬本是宋讳，可见这条一定是宋人加进去的，不是原文。

(49)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小注误入正文例。 《后汉书·郭太传》，全篇都称郭太为林宗，但是后面有一段忽然称郭太，是不伦不类的。原来是章怀注引别本书的话，后来刻书的将小注误入正文，所以一传内，忽称林宗忽称太。这是不难看出来的。

(50)因讳否不画一知有他书补入例。 《魏书·景穆十二王传》，有一个广阳王渊，而《太武五王传》作广阳王深。什么缘故呢？因为《魏书·太武五王传》亡了，后人取《北史》来补《魏书》，所以前后避讳与否，不一律。

《北齐书》于北齐诸帝，或称高祖、世宗、显祖，或称神武、文襄、文宣，也不一律。因为《北齐书》残缺，后人取《北史》补入。凡称高祖、世宗、显宗的，是《北齐书》原文；称神武、文襄、文宣的，就是《北史》文，后来补入的。

(51)因讳否不画一知书有补板例。 《十驾斋养新录》，“东家杂记”一条，说书中管勾之勾，都作“勹”，是避宋高宗的嫌名，但是也有不缺笔的，便是元时的补板。辨别宋板的，从此可以看出。这种例很多。

(52)因避讳断定时代例。 《潜研堂文集》有一篇答卢文弨的书，说阁下所校的《太玄经》，说是北宋本，可是书末有“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幹办公事某某校勘”的话。幹办二字，是南宋初年因为避高宗的嫌名，才把勾当改为幹办。今书上的题衔既有幹办二字，就是南宋刻的，不是北宋了。

又《宝刻类编》一书，不知是何人所作。但他书内载碑刻所在地方，有说在瑞州的，瑞州是南宋时避理宗嫌名，由筠州改的。书中既有瑞州二字，就知道是宋末人的话。这是因避讳能断定时代的。

但是也有因此而断定错的。近人跋敦煌本道书残本，说卷中民字改为人，是避唐太宗讳，而高宗讳“治”字屡见，因此断定是太宗时写的。不知道高宗的讳，元和以后已经不讳。现在治字不讳，怎能断定他不是元和以后写的呢？

又跋唐写本卜筮书，说卷里丙丁的丙字都写作景，白虎的虎字都改为兽，而隆字并不缺笔，因此断定是唐玄宗以前写的。但是也要知道，唐玄宗的讳，到宝历元年以后便不避了。今因为隆字不缺笔，就断定是初唐的写本，是很容易错误的。

(53)因避讳或犯讳断定讹谬例。 《说文》内有引张彻说一条。钱竹汀先生说，汉人不当以汉武的名为名，彻字定是错误，也许就是张敞。又《五代史·蜀世家》说孟知祥父名道，但是另一书说是名。据孟蜀石经残本，道字屡见，都是不缺笔的。可见《五代史》说他父名道，是靠不住的。

(54)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 《容斋随笔》说，李陵诗“独有盈尊酒”，是犯汉惠帝的讳，疑这诗是后人假托的。但《野客丛书》引枚乘《柳赋》，也有盈字；《玉台新咏》载枚乘的诗，也有“盈盈一水间”的话，所以疑汉时盈字，临文可以不讳的。但有一件事，他们疑团，总不能释，就是最有名的茅山三茅君，第一个就是茅盈。据梁普通年间所立的茅君碑，说茅君是汉景帝时人，何以用汉惠帝的名作名字呢？他们太相信道士的话了。须知道道士是最喜欢杜撰的，茅君果名盈，就不是汉景帝时人，若是汉景帝时人，就不会名盈。照此看来，便是道士一种胡说，有何可疑呢？

又有一事，隋末有个王通，谥文中子，著一本书名《中说》，又一本名《元经》。这两本书，人人都说是假的。但是考究《元经》的人，因为他有避唐讳的地方，说他不是隋人作的。此话有理。但是考究《中说》的人，很少注意他的书名已是犯隋朝讳了。《文中子》的中字，也犯隋讳，这很易明白的。《中说》内避唐讳犯隋讳的字尚多。考古今伪书的，若是加了这种方法下去，书的真假，更容易辨了。

以上所说种种的例，都是利用研究避讳学的结果，来断定古书的真伪或时代或错误。但尚有数例，亦避讳学中所应有的，并举如下：

(55)避讳改物名例。 《史记·封禅书》，说“野鸡夜雊”，野鸡就是雉，避吕后的讳，所以改为野鸡。

《野客丛书》说，钱王讳镠，当时名石榴为金樱；杨行密据扬州，扬州人呼蜜为蜂糖。

(56)文人避家讳例。 司马迁的父亲名谈，所以《史记》改张孟谈为张孟同，这例很多。《唐书·肃宗纪》说：“山南东道张维瑾反。”颜真卿书《元结墓碑》，把维字去了，成为张瑾，因为颜真卿的父亲名维贞。

又《唐书·司马承祯传》，承祯本谥贞一，颜真卿书的《李玄靖先生碑》，也改作正一，不能拿碑来驳史。因为是写碑人避家讳改的，非史错误也。

(57)宋辽金夏互避讳例。 《宋史·夏国传》，李彝兴本名彝殷，避宋讳改为彝兴。《宋史·地理志》，绍兴十二年避金太祖讳，改岷州作西和州。

《金史·海陵纪》，遣完颜匡使宋，暂时改名弼，以避宋讳。当时彼此都很客气的。

(58)宋金避孔子讳例。 宋以前，孔子讳是不避的。《宋史·地理志》，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就是避孔子的讳。

《金史》明昌年间，有诏书说，周公、孔子的名，都要回避，进士有犯孔子讳的，都要更改。

(59)宋禁人名寓意僭窃例。 此是宋朝的特例。《容斋四笔》说，政和年间禁人不许拿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作名字。但是大程子死的时候，文彦博题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明道是宋仁宗的年号，当时无人理会。钱竹汀先生以为不可解。

(60)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例。 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谕说：“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不知此固不敬之甚者也。”所以雍正以前的书籍，常有这种避讳法子。有时也可以用来辨别是书是清初刻本，还是后来刻本。乾隆时办理《四库全书》，夷字亦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才禁止的。《四库总目》卷首，就有此上谕了。

（此为陈垣先生1928年初在北京平民大学的讲演，收入平民大学出版部编辑出版的《北京平民大学寒假讲演录》中。当时《史讳举例》尚未定稿，这篇讲演可视为《史讳举例》的浓缩版和普及版。我们对记录中的一些错误作了改正，并加了标点符号。）

穿插游击队

在古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敢叫皇帝的名字？不要说重名了，就是重一个字也不行，那是藐视皇帝，是大不敬。当朝皇帝的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字，别人不能重，即使比皇帝叫的早也不行，要改。

不但皇帝的名字不能重一个字，皇帝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字也不能用，以前用了就要改。为避康熙玄烨的讳，唐玄宗就变成了唐明皇。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道德经》第一句话“道恒道，非恒道”就变成了“道可道，非常道”。

如果遇到当朝皇帝的名字的字，不能说出来，说了就会遇到杀身之祸。要用怎么办？就念同音不同调。写字的时候遇到怎么办？这个字就少一笔，或者多一笔，有的甚至把这个字空下来不写，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古籍中，经常出现的我们认为的错别字或者空白字。当时的人能看明白，时间一久远，后世的人如果对历史没有研究，学术底蕴不厚，就看不懂这些古籍。

在古代社会，尊卑贵贱，等级森严，不能逾越。名字避讳不只是皇帝一人的特权，尊者、长者的名字也要避讳，地位低或者晚辈的人也不能重，不能说出来，以示对尊者、长者的尊敬。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遇到他母亲贾敏的“敏”字时，念成“密”，就是被她母亲的讳。但他们与皇帝还是有差别的，他们的名字可以书写。

丁小的时空

在古代的时候，避讳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一旦没有处理好，亲贼掉脑袋，重则要满门抄斩的事情，所以历代文人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注意，千万不敢把这件事情弄错了。

康熙皇帝的名字里面有个玄字，当时有关玄字的肯定要避讳掉，只不过康熙皇帝还没有去改前朝皇帝的庙号，因为唐玄宗这个玄宗是庙号，明皇才是谥号，这两个东西不可以混为一谈。古人虽然有避讳一说，但是还没有让前朝皇帝去改名字的。

避讳这个东西也比较古怪，就是遇到皇帝的名字里面的字绝对不能够念出来，而一般只用相近的音。例如雍正皇帝在登上皇位之后，他名字里有个胤字，所以他让他的兄弟都改名改为允字，音比较相近，但至少避讳了。如果其他人的名字和他相同，有那个字的话，一般都要把那个字省略掉或者改掉。

事实上不光是皇帝，有的时候对自己的长辈也是如此。东晋时候的桓玄，他的父亲是桓温，是东晋时代的权臣。桓温死后，桓玄继承了他的爵位，也是朝廷的大官，但是对温这个字也是感到非常敏感，从来不敢轻易提起。后来有人在他面前不小心提到这个事，他非常的不高兴。还有一个人给上司的父亲祝寿，上司的父亲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正好和那个人的名字相同，那个人干脆就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

我是平安读历史，期待您的关注与点评！

平安读历史

康熙避自己名讳该“唐玄宗”为“唐明皇”，与满清来说合他们的理，与其他人、其他朝的人说就不合理。

首先，合理的原因。政权在满清，在满清一朝，他要改谁的名字、年号、谥号等都没人反对，没人敢反对，这么个合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理。满清文字狱还是比较厉害的，对于咬文嚼字挑毛病还是很吹毛求疵的。

其次，其他人来说。人家管你呢，你爱给人改是你的事，最多也就是满清一朝都不敢叫“唐玄宗”而已。清灭，还不是照样，只是多了一个“唐明皇”的叫法。

最后，名字避讳现在也依然存在，晚辈起名不会和长辈有重字。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已经无所谓了，毕竟就是个名字而已。

嘿白咴

康熙时期读书人清朝抵触情绪还是挺大的。所以康熙才会屡兴文字狱。像改前朝皇帝庙号这种事也算是一种震慑吧。如果是汉人统治的王朝是不会有这种事的。皇帝只会做对统治有利的事。

比方关羽后世皇帝对他的加封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追封关羽为“忠惠公”。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赵构追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王”。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宋孝宗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还有很多）

历代皇帝对关羽进行加封。以鼓励臣子忠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也是得到历代皇帝加封，因为统治者需要。

史争朝夕

清朝康熙帝只是为了避讳，擅自将唐玄宗的庙号改为"唐明皇"，这种作法肯定是不合理的。岂止只是不合理，而且是有些太霸道了。这种事，也只有古代的帝王，权臣们才能做到，一般人没有这个胆量也肯定是做不到的。

从此事笔者不由想起了成语"指鹿为马"的典故。秦二世时，宰相赵高为了纂权，辩别其它大臣们的态度，便牽着一只鹿献给秦二世，说这就是馬。秦二世不信，便问身边的大臣，一些大臣惧怕赵高的淫威，只能违心地说是马，一些不怕死的忠臣说是鹿，而后来说是鹿的人都被赵高杀了。世上象这种极不合理的事，也只有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们才能做得到。我们老百姓给小孩起名字时，首先都看和长辈们有无冲撞，如果长辈们有用相同字时，小孩則不用这个字。而决不会去更改上辈人的名字。

秦一农夫

不合理，纯粹小丑心态！人家先叫的，你后叫的。并且人家也是帝王。

關鍵字: 这改 文化 唐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