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潇洒和别人的潇洒不一样。别人的潇洒是一种肆意妄为的洒脱，一旦潇洒起来就离现实非常遥远。所以我们通常觉得潇洒可望而不可即。毕竟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很难不顾现实一切，完全过从心所欲的生活。
但是汪曾祺先生的潇洒是一种世俗生活里的小任性，是能兼顾生活又不被生活禁锢的悠然状态。
汪先生最早在考大学的时候说：当年报考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用各种方式来到联大，有的同学自己挑担子从河南一步一步走过来，有的同学买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昆明。他们大多数过来是为了寻求真理和智慧。但是汪曾祺寻求什么呢？他寻求北大自由的学风，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是冲着吊儿郎当去的。
他寻求潇洒。
潇洒很早就被汪先生定为生活的基调。自由的学风、吊儿郎当的样子，透露着这种潇洒和不经意的生活。但是汪先生的潇洒远不止表象描述的几句话。
潇洒还是必须牢牢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又跳脱与现实之外。
这在汪先生谈文学创造里面有体现。在创造的时候，他反复观察生活中的原型，等到现实生活的场景烂熟于心才敢下笔。他一直遵从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话“贴着生活写”。但是在贴着生活的同时却又不完全照搬生活，现实之外还有趣味。
就如他《人间草木》中对植物的描写一样。
汪曾祺先生说香瓜有牛角酥、梨瓜。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虾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又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的着吗！”
植物的语言是汪先生的语言，是他不拘一格、一颗顽童心的体现。
这种童心不仅在文章的撰写上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也是一样。
汪先生说他自己从不管儿子谈恋爱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经常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回来儿子悄悄和小学时期的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他的孩子有时叫他“爸”，有时叫他“老头子”，后来连孙女也这么叫他。亲家母是孩子“没大没小”。但他觉得做父母叫子女吧敬畏，孩子“笔杆条直”最没意思。
孩子的未来属于他们自己，应该由他们自己设计，做父亲应该保留一点童心。
潇洒是知规矩，但不死守规矩。梭罗说：那些老人对并不知道多少有用的道理。懂变通，善于与时俱进是汪先生的潇洒。
家庭教育、文章风格是汪先生对规则的对抗，但打破固有的规则还不足以全面解释汪先生的潇洒。对于挫折、困境的戏谑和不在意，我的精神由我掌控的完全精神自主才是汪先生潇洒的高级境界。
就像在西南联大时期，云南一直处于被日本轰炸状态。我们能了解这种生活状态下的无助、恐惧和悲惨。这是大部分文学作品展示给我们的状态，但是汪先生却展示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逆境中不屈服反而还有风度、带从容的状态。
就说日本轰炸一来，学校就要拉起警报，学生和市民要赶紧躲到郊区外的防空洞中。这原本应该是一件严肃且悲惨的事情。但汪先生描述当时的场景说，警报一来，大家逃跑不叫“逃警报”、“”躲警报“而叫”跑警报“。因为”跑警报“听起来不狼狈，有风度和从容。
人在困境的时候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胸襟、气度。明朝时期金圣叹临刑前给儿子写信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汪先生说他以前不明白临刑前怎么会有人开这种玩笑，但是后来他自己也遭遇了困境，玩笑开的也不比金圣叹差。
汪先生被下放至农工业研究所干活，有一阵子在马铃薯站画《图谱》，马铃薯刚长出来的时候，画马铃薯的叶子，等到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马铃薯块。画一整个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没有用处，就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后来，这一段艰难的岁月终于过去了。很多当年被下放的人也都回来了。有人问起作家金玲，怎么度过那一段岁月的。金玲说“逆来顺受”。但是汪先生不这么觉得，他觉得自己是“随遇而安“。这样更轻松一些。生活是要自己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是汪先生对生活的总结，无论是跑警报的时候，还是农村干活的时候，又或者是刚报考西南联大的时候。
所谓潇洒大概也就是这种状态。
閱讀更多 言不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