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国经野之道：六朝政区的研究路径

研究六朝政区，这既是传统沿革地理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也是历史研究必须关注的组成部分。具体到六朝，就政区制度言，童书业先生曾经声明:当时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乱状态，实无法细加研究; 即当时之沈约已不明其究竟，何况千余年后之我辈耶! 就政区建置言，当时之沈约也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反过来想，童书业先生说的"无法细加研究"，沈约说的

1、 研究状况的回顾

我们可以分旧史学、新史学两个层次来作粗略回顾。旧史学是以著史、考史、评史为基本路数的，新史学则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演进规律。

首先看旧史学的六朝政区研究，我们主要谈谈清人的相关专著，主要的三家三国补志补表，符合后来者居上的一般情形，即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胜过谢钟英的《三国疆域表》，谢钟英的《三国疆域表》又胜过洪亮吉的《补三国疆域志》。至于东晋南朝的诸家补志补表，质量的好坏可以作出这样的排列: 臧励龢( 民国) 《补陈疆域志》、洪齮孙《补梁疆域志》、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胡孔福《南北朝侨置州郡考》。

这里特别讨论一下为人熟悉的洪亮吉、徐文范的著作与不太为人熟悉的胡孔福的著作。洪亮吉撰有《补三国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与东晋疆域志》，其中《补三国疆域志》用时两年，完成于乾隆四十五年( 1780) ，是清人补作《地理志》的第一部。前人评价洪亮吉，如清人江藩称他"深于史学，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今人张舜徽称他"一生究心疆域沿革，最号专门"。其实，洪亮吉的考证功夫远不及钱大昕，甚至也比不上他的儿子洪齮孙。即以同样费时两年、完成于乾隆五十一年的《东晋疆域志》为例，但存在一些问题，即断限不严，实州郡县误为侨州郡县，侨郡县误为实郡县，实州郡县误为遥立州郡县，侨州郡县误为遥立州郡县，误一郡为二郡，误二郡为一郡，郡县重出，以及统属、置废时间、侨地与治所、引证资料、行文、句读错误; 更加严重的是，志中整个的政区隶属系统没有考虑到土断前后的改属情况，所以需要重新排列。然而问题在于，《东晋疆域志》既得到了钱大昕等人的高度赞誉，后人又大多照抄洪氏的说法而不察其误。

其实，对钱大昕的序不必过分当真。古今为序，例多溢美之词，钱氏也未能免俗，所以我们不能依据钱序就相信了洪氏的《东晋疆域志》。至于徐文范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虽然写了 20年，并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顾颉刚等人的盛赞，但学术水平又不及洪亮吉。我接触《徐表》20 多年，而且常常翻阅，却越来越感到《徐表》的价值不宜估之太高，更不宜轻率征引，比如《徐表》中每隔三、五年或十数年就列出全部的州郡，这看上去非常有用，但仔细计较下来，大体难免主观臆断、缺乏根据之病，我们不仅不能据以为说，而且还有待肃清其影响。

再说到清末胡孔福的《南北朝侨置州郡考》，水平又在徐文范之下，不仅考述极为紊乱，错误百出，各家的说法也是杂抄卷中，既少加辩证，又不注出处，可以认为，胡孔福的《侨置考》是基本失败、略不足观。

在六朝政区制度方面，严耕望先生的鸿篇巨著《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1963) 虽已问世半个世纪，总体而论还没有能够超越者; 在政区建置方面，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四册( 1982) ，是学界查检的权威工具书。然而，严著重在地方政府的长官僚佐，对于州郡县普通政区以及都督区以外的其他各种特殊政区的建置情形，没有进行系统的考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严氏政区制度研究的细致化与复杂化; 谭图因为受到"文革"期间贬低分裂时代、反对烦琐哲学的不可抗影响，魏晋南北朝图组既存在全图设置过少的问题，分幅图更缺南朝宋、梁、陈，而这两方面的遗憾，由于当时编图材料的散乱甚至佚失，今天看来已经难以弥补了。

二、文献资料的把握

历史研究离不开文献资料。有关六朝政区研究的相对原始的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考古文献，传世文献又可分为习见文献、扩展文献。其中，集中记载六朝政区的传世习见文献的特点，可以用"乱"、"错"、"简"、"散"四字概括。"乱"如《宋书·州郡志》，"错"如《晋书·地理志》，"简"如《南齐书·州郡志》，"散"如《隋书·地理志》中有关梁陈政区的内容。既然如此，对于打算从事六朝政区研究者来说，就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衡量自己的素质、性情是否适合于处理这"乱"、"错"、"简"、"散"的传世习见文献。理乱，需要好记性、心平如水，纠错，需要好眼光、考证功夫，充实简略的记载、梳理零散的资料，需要好的悟性、广事扩展，需要好的逻辑推理能力、不可急躁。我们不妨以最为常用的《宋志》为例，稍作说明。

某种意义上说，《宋志》是沈约依据各类资料编撰的一篇论文。由于当时政区本身的混乱，加上专门的地理沿革之学又非沈约所长，导致了《宋志》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记载疏漏或欠缺、考辨讹误、叙次不清，失之繁冗，体例较为混乱。而影响全局的四个最突出问题，一是断限不严。比如《宋志》并没有按照"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内史、侯、相，则以昇明末为定"瑏瑢划一政区记载。大明八年( 464) 有东扬州，志中缺载，却有后来泰始六年( 470) 始置的越州，这样的情况，在郡县级政区中尤为常见。我们甚至可以说，《宋志》并无某一特定的标准年代。二是为例不纯。比如实土州郡记载水陆道里，侨置而无实土的州郡当然也就没有水陆道里，然而细检志文，却发现实土州郡有失书水陆道里者，又有侨郡已经割为实土，而水陆道里仍缺书者。由此造成的麻烦是，依据有无水陆道里判断州郡县有无实土，又不可一概而论。三是彼此矛盾，最明显的是户口数与郡县数。《宋志》各州小序中所说的户口数，与该州各郡户口数之和，只有郢州是相合的，其他都不一样; 《宋志》各州小序中所说的郡县数，以及各郡所说的县数，也与各州实列郡县数、各郡实列县数常有出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其原因在于年代断限不严格及所据材料来源不一致两方面。比如《宋志》各州所列户口总数反映的是大明八年的状况，而各郡户口数则是宋末的数字，具体是"宋末"的哪一年，又难以确定。

《宋志》所载户口数，既有土著户口，也有侨流户口，而侨流户口又包括经过土断的黄籍户口与未经土断的白籍户口，就其准确性来说，土著黄籍户口数胜过侨流黄籍户口数，侨流黄籍户口数又胜过侨流白籍户口数，如此，我们要做刘宋户口的文章，比如谭其骧先生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葛剑雄先生的《中国移民史》与《中国人口史》，对于《宋志》这份珍贵的人口资料，就得进行分别处理，而分别处理的难度又极大。四是点校错误。如《宋志》梁州刺史晋寿太守条的"南晋寿、南兴乐、南兴安县"，竟然点成了"南晋寿、南兴、乐南、兴安县"，这就错得离奇了。

如果不甚明了这些问题，不但《宋书·州郡志》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而且严重者还会误读误用史料，或者根本就无法理解史料。

三、关键原则的遵循

所谓关键原则，是指我们在做六朝政区研究时，往往需要考虑到的一些切入角度、论证路径、影响因素。这当然很多，以下举例式地提出几条关键原则。

彰显正统原则。孙吴的遥领、虚封，东晋南朝的侨置，就是正统原则主导下的产物。以言遥领、虚封，黄龙元年( 229) 孙权称帝，吴汉结盟，平分天下，《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 "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此举的目的，在于"讨恶翦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 又《晋书·地理志》记载: "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孙权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这样的遥领、虚封，反映了蜀

汉自居汉家正统与孙吴得忝汉家正统的政治追求。以言侨州郡县，《魏书·韩显宗传》记韩显宗之言: "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瑑瑠，则东晋南朝借侨州郡县表达正统地位的政治意义图、表明不弃失土的政治决心，可谓一目了然。甚至我们理解南北朝政区的滥置，也要考虑到正统的影响，州郡多，则显得土地广、国力强、民众多，所以南北双方都滥置州郡，以虚张声势。

疆域盈缩原则。非常紊乱的东晋、刘宋的实州郡与侨州郡加"北"字，先是晋末刘裕北伐，青、兖、徐、豫、司、雍等州一度收复，原来的侨置州郡又保留不废，于是在收复诸州郡名称上加"北"字，以资区别; 及至刘宋建国，永初元年( 420) 诏令收复的州郡去"北"字，而侨置的州郡加"南"字; 再往后，中原、关西、淮北等地再度沦陷，诸州郡南侨又加"北"字。这样，史籍中诸多带"北"字的州郡，哪些是实哪些是侨，就必须仔细梳理疆域变迁的过程，才能明其大概。因人而异原则。六朝政区来说，针对不同治理对象的"一国多制"表现得相当明显，而要说清楚这些相关政区，就要明了这些不同治理对象的各方面情况。如有了侨流人口高标郡望的社会风气、持久深固的地域观念、"乡族集团"的迁徙形式、恢复故土的强烈愿望，才有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长期、普遍、广泛的设置乃至成为制度; 有了南迁地方军政长官的兵力以及侨寓政府缺少实州实郡官位的难堪，才有了东晋南朝为了位置失地官吏而专门设置若干侨州侨郡; 有了蛮族所处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以及人口的众多，才有了齐、梁为治理雍州蛮而使军事性的统治机构宁蛮府划领郡县，于是宁蛮府兼具了地方行政机构性质; 有了蛮人对"蛮"称忌讳的心理以及汉文化中以"左"代"蛮"的语境，才有了宋、齐为豫州等地蛮族所置的郡县称为"左"郡"左"县; 有了相对蛮族而言，俚族、僚族的地位次要、分布亦较僻远，才有了齐既为部分降附的俚族、僚族设置俚郡、僚郡，俚郡、僚郡又较之左郡少得多的情形。我们知道，人的因素是至为复杂的，而六朝政区研究又无法不联系到六朝人的研究，于是六朝政区的研究也就变得至为复杂了，变得决不仅仅是制度史、历史地理的研究，而是广义的社会的研究。

有关六朝政区研究的关键原则，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军政至上原则，在此原则下，都督重于刺史，府级统理州级，府吏侵夺州吏郡吏职权，民刑诸政遭到轻视，乡里组织遭到动摇。比如权宜流变原则，亦即政区的设置既多权宜之计，又往往处于一种流变状态。这样的权宜与流变，如孙吴出于政治原因而有遥领、虚封，出于军事( 诸部都尉) 、经济( 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 、民族( 属国都尉) 多方面考虑而有郡县级各种尉部，东晋南朝为了安置侨流人口而权设侨州郡县。

综上，以古例今，所以史学家往往充满智慧，对现实洞若观火，对未来成竹在胸; 以今例古，象牙塔中、冷书斋里也走不出真正智慧的史学家。洞悉现实，才能深悟历史; 知古与知今，本来相辅相成。

回到政区主题上面，道理也是一样: 如果对于中国现实的、极为复杂的、颇多奥妙的政区都不理解，那又谈何理解已经成为历史的古代政区? 以此，历史政区研究者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看来还是首先深透地理解现实的政区。

参考文献：

胡阿祥：《六朝政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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