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日记,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风波?

方方的日记,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风波?

方方的日记,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风波?


“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


——方方《封城日记·正月十二》


方方的日记,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风波?

敢怒敢言


原本,方方打算在春节期间完成中篇小说,记录封城日记纯属意外。


1月23日,武汉正式封城,和留汉的900万人一样,她每天困于家里。百无聊赖下,曾合作过的编辑程永新给她打电话,建议可以写写“封城记”。


对于作家而言,写作是沉默的宣泄。


于是,自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方方每天都会更新一篇封城日记,早上刚睁眼,她会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查看各界人士发来的消息,夹杂主观感受,完成当天日记。


不同于官方发布的疫情消息,方方的日记中,时而语调灰暗,谈民生问题与死去的人们;时而态度明朗,调侃被困在家的武汉人,锄禾日当午,睡觉好辛苦;时而情绪激烈,火药味十足。


谁也没想到,这些琐碎的日记会被近千万人关注,方方自己也很意外,向来读者小众的她非但没有沾沾自喜,反倒有种恐惧感。


最终支撑她写下去的是当地人的支持,有人留言:封城后,每天看了你的日记才能安心。


另一部分人则充满质疑,日记的信息来源不明,且调性负面,岂不是在传播焦虑?


方方的脾性不好惹,只要稍加了解便会知道。这次亦然,针对那些负面评论,年过花甲的方方姿态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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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时,她会以笔为剑地怼回去:武汉,今夜我不关心脑残,我只关心你。


冷静时,她又会苦口婆心地解释:一个人的记录,哪能成为标准化的产品?


方方的日记,仅仅是众多疫情声音中的一种,也正是这些不同的声音汇聚,才共同构成此次疫情里的种种侧面。


不论日记风波是非如何,最需要理清的是,私人日记本就夹杂大量主观感受,无法代替公共声音,更不可能有宏大叙事。


这段日子里,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了方方的敢怒敢言。然而在疫情前,湖北人就早已知晓。


任职湖北作协主席期间,方方曾怒批鲁迅文学奖“重人情而轻文学”,引发激烈争论。事件发酵后,她反思自己行为不妥的同时,还加上一句“虽然这是事实。”


她又指名道姓点出诗人柳忠秧诗写得不好,为了得奖,还四处拉关系跑活动。柳忠秧一气之下将她告上法庭,成了文学官司史上著名的“方柳之争”。


期间,柳忠秧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方方也未曾停手。对柳忠秧的早逝表示惋惜后,她强调:


“这不是我跟柳忠秧的问题,是我跟法院的问题。我是争取我的批评权利。我要做给后面的人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不能放弃。”


职称评选期间,她又举报诗人田禾正的职称评选不公,揭露文坛黑幕,导致此人刚到手的职称就被撤下。为此她还收过恐吓信,对方恶狠狠地称,想要割去她的鼻子,为自己出一口恶气。


方方非但不惧,反倒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我的质疑书》里写得明明白白。


说话坦率直白,路遇不平必定发声,这些举动会让方方被部分人推崇,也容易得罪另一部分人。


方方曾在文章中自我剖析:


我也认真思考过,是改变自己性格的难度大呢,还是扛住别人、尤其是上级的厌烦难度大?后来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谁想烦就让他烦好了。


她坚持按照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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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知识分子


方方的文坛成就斐然:前湖北省作协主席,多次获得国内文学大奖,与莫言、余华、苏童等知名作家并肩。


然而,在这些封城日记面世前,很多人甚至未曾听过她的名字。


2012年,崔永元曾去采访方方。


期间,她穿着棉布的格纹衬衫和黑裤子,姿态放松地倚在沙发上,看上去与人们刻板认知中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没有张口闭口的阳春白雪,反倒亲切得像个邻家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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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小崔说事》视频截图


她说话时夹杂鄂中方言,引用比喻也平易近人。单看衣着语态,很难看出方方在当代文坛的地位——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红遍大江南北,是汉派文学的代表人物。


崔永元问她,你写书时考虑哪些人会看吗?


或许每位作家都被问过这个问题,方方摇头否认,“观众趣味大体相同,文学的东西太个人化,无数的个人表达汇集在一起才有它的丰富。”


对于文学的追求与家庭有关,她出生在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汪芳。


曾外祖撰写过讨袁檄文,伯祖父是国学大师汪辟疆,父亲亦懂五国语言。年幼时,方方一家借住在美学家宗白华住处,真正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惜一切在动荡岁月化作泡影。


父亲在一夜之间变为被批斗的分子,他将头发剪得极短,避免批斗过程中被人揪住,又常常在家练习“坐飞机”,被架起双臂,弯着腰,又被揪着头发使目光向上。


方方年幼,坐在椅子上看父亲练习。那时还不知个中滋味。直到三十岁后,童年记忆浮出心头,她才懂了几分父亲的悲凉。


亲眼见证父辈的命运,让方方骨子里刻下悲观因素,“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


十年动荡期间父亲离世,母亲身体孱弱,三个哥哥又在外地下乡,家中经济条件不好。方方此时刚满19,小姑娘有股狠劲儿,要自己扛起家庭的重担。


她瞒着家人,偷偷跑出去拉板车、扛大包,一扛就是四年。


原因很简单,普通人工资只有十八块,而做搬运工能拿到四十二块钱,那时这四十二块钱可以养活一家三口。


突然从纯粹知识分子的环境被拉到市井之中,方方的生理与心理均受极大冲击,每一秒都想逃离这种生活。


我们已经无法看到那个不到一米六的小姑娘,是如何扛起比自己还重的货物,却能从方方的诗中窥得其中艰辛:


我把浅黑的一寸宽的车胎皮拉绳,

勒在我宽阔的深褐色的肩膀上。

在手心里吐一口唾沫,

默默地拉起板车,

车上装着我沉甸甸的生活。


也是等到了一定年纪,方方才发现这四年的搬运工经历对人生有多重要。让她在后期写作中,对底层人物的心理刻画得格外透彻。


方方说,自己上过两轮大学,高中毕业后的四年搬运工经历是社会大学,武汉大学是专业大学,一个让她学到人生,一个让她学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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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骆文,方方,曾卓


考上武大之前,方方曾与几位旧日同窗回到高中母校,其他几位同学的职业是那时的热门工作,她只是一位搬运工。老师的差异对待让她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地位的分别:


“你的工作是搬运工,是拉板车、扛大包的人,老师作为知识分子,对这种人不会重看。”


这样的经历让方方比普通的知识分子更能理解劳苦大众,江湖气重,活得有韧性。那些历史上被遗忘与被忽略的小人物,是她书写时最常用的描摹对象。


同时,她也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批判,怒斥如今官本位的学校里失去学术自由的空气,伪知识分子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标准行事。


在方方看来,文人必须背负着责任与义务——记录。她曾拿古代史官举例,哪怕史官被杀,下一个史官仍然得继续记:


“把这些不成熟的东西记下来,哪怕是经验、教训,也应该记录下来。无视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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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并济


迟子建见过三十岁的方方。


那是1985年时的匆匆一瞥,在迟子建的印象里,天气泛灰,分明是多年前的旧事,她却印象深刻。


昏暗的楼道里,方方穿了件艳色毛衣,手拿精致的黑皮包,头发微卷,在昏黑环境中显得格外明媚。


真正成为朋友却是十年后,方方说话幽默,笑起来时大大方方地露着牙齿。迟子建说,她脸上的红晕好似晚霞艳丽。


方方的日记,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风波?


她的性格也如外貌一般,行事干练,风风火火,与生活在武汉的多数女性相似。


从地籍来看,方方算不上地道的武汉人,她的祖籍是江西,出生于南京,来到武汉只是因为父亲的工作调任。


南方生活惯了,最开始,一家人很难习惯武汉多变的天气与脾气火爆的当地人。


当她真正意识到自己融入武汉已是大学毕业,某次春节时离家北上,北方寒风凛冽,方方独自呆在旅馆,听着寒风呜呜地刮着窗,从未有过的乡愁涌上心头。


本世纪初,陈晓卿做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曾邀方方为武汉这座城市写撰稿词,在撰稿词里,方方坦言跟世界上很多城市相比,武汉并非宜人之地:


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


这张脸是方方心中的武汉,也是世人心里的故乡。


武汉是九省通衢,盛行码头文化,当地人性格刚烈,往往心直口快。


武汉女人尤为如此。前阵子,武汉嫂子的灵魂汉骂上了热搜。视频中,一位武汉嫂子在微信群里大骂社区:


“你们在我们这里做了莫子撒?你把表列出来看,差火……”、“你就在那忽悠我们,我们买一袋米,还要买草纸,酱油买一堆,畜生!”


经过了解,原来该社区确实存在物资配送的管理问题,留言区里,外地网友惊呼,武汉话骂人真是痛快。


方方笔下书写过不少这样的女性角色,臂如《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性子泼辣,嘴不饶人,朝地上啐一口唾沫便骂“个xx养的”,但当丈夫离世后,她凭借瘦弱臂膀去当“扁担”(意为挑夫),才撑起整个门户。


李宝莉平时刻薄小气,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但当身边人真正遇上难事的时候,纵使处境再难,也会二话不说地慷慨解囊。


在方方眼里,武汉女人正是如此,刀子嘴豆腐心。刚到武汉可能觉得武汉人很凶,可当认识久了,便能在刚烈外表下发现柔情的一面。


公众视野里,著名的武汉女人还有李娜。有人说李娜的脾气太直率,意志坚强却极易燥怒。


方方是李娜的头号粉丝,当李娜赢球时,她会与有荣焉:瞧瞧我们的李娜,配上点赞的手势。哪怕李娜输球,方方依然力挺:赢了固然好,输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方方对武汉女人的书写和对李娜的喜爱中,或许暗含几分惺惺相惜之意。


往日她引起的争议不必赘述,方方的直率,有时在外人看来不近人情。


某次诗会上,在场的老诗人非要让她发言,众人的目光投向她,方方说,“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可他们还在使劲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


那一次,她被人批了很久,此后的几年里,每当开会方方都不敢再发声。哪怕在她看来,她只是说了实话。


细究方方有些复杂,见过她的人都说她开朗豁达,可身为作家,方方的小说字里行间里又有遮掩不住的灰调与悲观。


写作本是孤独,处在一间屋子里,漫长地时间里与内心的声音对话,有时深思事物背后的复杂,会让她生出虚无之感。


但同时,每当与人交际,方方又愿意展露活跃兴奋的一面,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


当年,迟子建描绘方方的明媚之外,曾联想到,或许她也有惆怅与忧伤的一面,而后,迟子建叹:


“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END


大学期间,方方常与武大同窗讨论文学问题,那时正值文学界在探讨文学的“缺德与歌德”,歌德意为歌颂,缺德则是指昧着良心,一味揭露社会黑暗面。


学生们的思考延伸得更长:


文学究竟能不能写黑暗面?能不能写爱情?能不能写悲剧?


在如今看来,答案毫无疑问,而在80年代初,这些问题却能让学子们争论得面红耳赤。


方方的答案是:

有些问题你放在那里,时间会给你结果。


或许,这也是一系列争议的最佳答案。


图源:除标注外,其他图片源于方方微博。

1.方方的封城日记

2.封面新闻《方方:“记录重大事情对于作家当然必要,但每个人记录方式会不一样”》

3.迟子建《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4.小崔说事《武昌城里看风景》

5.中国青年网《作家方方和她的“武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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