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12日，已有多地明確了開學時間，“停課不停學”即將進入尾聲。
一場疫情之下，中國的教育彷彿一夜之間進入網絡授課時代。對於城市裡的很多孩子而言，網課並非新鮮事，但在這場需要設備、技術、師資等支持的變革中，農村的孩子們準備好了嗎?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佈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9年6月，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8.47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1%。
但一些農村家庭的電腦和寬帶網絡普及率並不高，上網基本靠手機流量。青海一位老師介紹，“有的家長只在給孩子線上交作業的時候才會打開手機流量，平時是關著的。”這使得對網速要求較高、耗費流量大的直播或錄播課程學習幾乎難以實現。
所幸，通過使用現成的網絡課程資源自學，線上佈置作業和組織考試等方式，農村學校各顯神通，不同程度地支撐起了“停課不停學”。
對於農村學校而言，在這個特殊時期加速“上網”，老師和學生得到了全新教學方式的演練，這有望成為農村教育信息化加快發展的契機。
主要用手機上課
2月10日，農曆正月十七，早上6點半，趙曙光就發了一條朋友圈：開工了，孩子們，早讀開始。
趙曙光是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任固一中校長，這是一所有著2000名學生的鄉鎮中學。寒假期間，學校討論怎樣上網課。教育部曾再三強調：嚴格禁止普遍要求教師直播上課或錄課。但在農村地區，這幾乎是一條無需強調的禁令。
趙曙光說，畢竟在農村，師資、技術水平都比較有限，條件不太具備，所以學校儘量讓學生使用上級教育部門推薦的網絡資源上新課，老師們則主要起引導、組織的作用。
網課開課前，任固一中組織了一個調查，瞭解學生能否達到上網課的條件。結果有7名學生有困難，有的家裡沒有手機，有的只有非智能手機，有的沒開通流量。學校專門開了一個校長辦公會，研究解決這7名學生的問題。方案很快就出來了：黨員領導拿出家裡不用的手機，送給學生；一位副校長捐了50塊錢，幫一個學生開通了網絡流量。
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瞿曇鎮磨臺中心學校也應要求對學生家裡的網課設備情況做了統計，學校二年級語文老師辛梅花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電腦幾乎沒有，家長一般有手機，但不一定有無線網絡，基本不具備上網課的條件。
上不了新課，老師安排了在家複習和預習的任務，也佈置作業，學生完成後由家長拍照上傳到班級的微信群裡。
辛梅花的班裡有56名學生，一開始，大家把各科作業都發到微信群裡。“雖然提前說了哪個時間段交什麼作業，但有的家長不聽，交上來就不錯了，不能強求他們嚴格遵守時間，我每天都要翻找屬於我的語文作業，然後截屏、批改、反饋。一整天都在拿著手機，頭都大了，特別累。”辛梅花說。
後來，辛梅花發現了微信裡的“每日交作業”小程序，一步一步教會家長怎樣在裡面上傳作業，負擔才減輕了一些。
但到3月10日，有個學生的作業連續幾天沒交，家長也突然在微信群裡“消失”了。班主任好不容易聯繫上這位家長後，得知他復工離開了家，家裡只剩下老人，沒有智能手機。
“後來通知這個學生到學校領了新學期的書，可以自己在家讀讀語文課文，預習一下數學。對於線上交作業，我們不能做硬性的要求。”辛梅花說。
在她的班級，目前僅有這一個特例。
農村網課探索
缺乏教室環境的約束，如何讓學生對著手機小屏幕不產生厭倦情緒，成為老師們費盡心思解決的問題。
趙曙光向記者介紹，學校和老師想了各種辦法，每天下午安排一個小時的體育課時間；組織線上聯歡，學生以家庭為單位錄製文藝節目，發到班級微信群裡；三八節組織家長感恩活動；老師們打印或手抄考卷，拍照發給學生，並事先讓他們準備好白紙，按照模板製作好答題卡，收到考卷後只用寫下答案，再發給老師批改、打分。
“學生學得枯燥了，希望儘量對他們進行激勵、調節。確實我們從一開始到現在，真的是惴惴不安。在家裡學習的效果怎麼樣？心裡沒底。”趙曙光說。
經過了一個多月，老師和學生最初對於新的上課方式的陌生感在逐漸消失，但趙曙光承認，上課效果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尤其是對於自制力較差的孩子而言。
辛梅花也說，等回到學校後，會從頭開始給學生講一遍課。
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冊亨縣者樓中學初三數學老師李茂忠顯得更駕輕就熟，幾個月後，他的學生們即將迎來中考，為了趕上備考進度，李茂忠最近在線上帶著學生學完了最後的三角函數與三視圖課程。
“以前我在學校就在用洋蔥學院（一款在線智能教育平臺），每一個知識點有幾分鐘的視頻，把主要內容講得很透徹。現在我讓學生在手機上安裝了APP，跟在教室裡上課的差別不太大。” 李茂忠說。
他曾是一位信息技術老師，幾年前學校做信息技術課程研究，在幾個班購買了平板電腦設備，搭建起“智能教室”。課題結束後，資源留了下來，有了設備支持，李茂忠早早就開始藉助網絡教學資源，也在網絡平臺上佈置練習，學生用平板電腦作答，如果出錯，平臺會再出類似的題，讓學生有針對性地反覆練習，老師在後臺可以直接看到答題情況統計。
需要做講解的時候，李茂忠用騰訊會議平臺遠程授課，為了防止有人不認真聽，他會經常點名讓學生回答問題。“沒有反饋我就知道你是在幹別的了，所以一般上我的課，學生們不敢不聽。”
但被點到的學生，因為手機狀況或網絡信號不好，難免會出現卡頓現象。冊亨縣是貴州14個深度貧困縣之一，李茂忠介紹，經濟條件確實比較落後，從交作業的情況來看，班裡有48名學生，一般有30多人能交上作業。有一些學生不準備參加中考了。
“一塊屏幕”帶來的機遇
關於特殊時期的網絡學習效果，辛梅花從另一個角度發現了“意外收穫”。
她所在的小學覆蓋了16個村，學生以寄宿為主。“好多家長都外出打工了，這裡孩子的學習主要靠老師，包括晚上兩節50分鐘的晚自習都是老師在輔導作業。孩子們週末回家，爺爺奶奶們一般也只能幫忙洗洗衣服。”辛梅花說。
受疫情影響，有的家長被困在家中，有的選擇在離家較近的地方工作，有的考慮到孩子年齡比較小，還沒開學，暫時主動留在了家裡。家長們有了難得的機會陪伴孩子學習，每天監督孩子做作業，幫他們錄製讀課文、背誦乘法口訣表的音視頻，上傳作業，接收老師的批改結果。
家長的參與和老師的反饋形成正向激勵，激發了學生的學習動力，辛梅花感覺到，最近兩個星期，一些學習不太好的學生都變得積極了。
“家庭陪伴和家庭教育缺失，這在農村是特別大的問題。”辛梅花說。
新的作業方式也讓孩子們感覺到新鮮，有的孩子在父母的手機鏡頭前背誦課文，變得很有表現欲。辛梅花以前沒有見過學生的這一面，她說，以後在假期裡，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會繼續嘗試這樣的作業方式。
儘管有些倉促，也不乏缺憾，但老師們發現，網絡的確為教學打開了新的空間。趙曙光說，“感覺這一次的疫情，逼迫我們做線上教學，對學校來說是一個挑戰，但也有機遇。在教育信息化方面，老師和學生都得到了演練，無論是觀念還是實際操作。平時我們就跟很多機構有業務上的聯繫，以後教育信息化應該會發展得更快。”
洋蔥學院市場品牌副總裁王斌接觸過大量農村學校和老師，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其實很多農村地區的教室已經具備了硬件條件，要實現教育信息化，關鍵是老師要改變觀念，願意嘗試新的教學方式，而疫情恰好創造了這樣一個機會。
早早就擁抱了教育信息化的李茂忠，他帶的一個班的數學成績，在一次考試中從年級倒數第一衝到了普通班第一名。但李茂忠同時也表示，並不是使用了信息化手段就一定能提高學生成績，他們的基礎、班級的氛圍、任課老師的穩定性等還是關鍵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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