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中国历代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为了保存货币,这是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建国之初的海禁政策,是符合实际国情的。

明承元制,而元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库里台选举制”导致的内部分裂外,蒙古纸币“交钞”崩溃也是蒙古帝国崩溃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因而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帝国后,由于金银铜等贵金属的缺乏,不得不全力发行纸币“宝钞”来维持本国的货币信用。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明朝宝钞

明朝政府为了维持“宝钞”的货币信用问题,采用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禁止民间用银,同时用宝钞整顿财政,整理税收,力求宝钞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中得到全面流通。第二是实施“开中法”。其实质是将货币短缺的问题的解决,让商人甚至是外商自发组织市场,减少货币在流通环节中的流通。这就是明朝文人所津津乐道的“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这一项直接导致了晋商的崛起。

然而,明朝的宝钞制度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纸币的发行与回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固有货币短缺与市场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情况到了隆庆元年表现的尤为突出,所以“开海”在当时看来是“

势所必然,势所必行”的。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隆庆开海盛况

“隆庆开海”改变了明朝海贸路线,引进美洲白银,消极的解决的明朝的货币问题。

明朝执政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导致了宝钞走向失败,而又因钞法败坏引起了明朝政府的财政危机,站在明朝统治者的立场上,明朝的货币信用问题要解决,仅仅靠帝国内部的供血显然是不行的,而明朝前期的远洋贸易的外来“输血”则是一种相对行之有效的手段,“隆庆开海”就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实行的。

其实早在“嘉靖倭乱”之后,谭伦、胡宗宪等官员曾联合给嘉靖帝上了《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上面就提到过开海。

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闽人生于海不得食,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

所以,他们认为福建人靠海吃海,这是正常行为,请求福建开海通商,但是固执的嘉靖帝并没有批准他们的请求,反而以此罪名将胡宗宪去职下狱。

1567年1月23日,嘉靖帝驾崩于乾清宫,十一天后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年号隆庆。不久后,福建巡抚涂泽民再次奏请开放海禁,请求“准贩东西二洋”,这一奏议得到张居正、徐阶等人的大力支持,因而迅速形成决议,同意有限范围的开海,并且对出海之船采取申请制,一年一审,发给“船引”方可出海。

隆庆开海”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而这种收益则是通过货物转化为白银的形式源源不断运至国内,中国福建——菲律宾——墨西哥的海贸航线就此形成,这条海贸航线被后世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其实用“海上白银之路”说更恰当一些。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海上白银之路

大量白银的流入,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问题之后,也造成了两个后果。

  • 第一、被动的造成了白银推动世界经济体系。

隆庆开海之后,明朝对白银的需求,国外对明朝商品的需求,促使明朝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深入的卷入了世界经济事务。白银的进口和相对外向的经济,在表面上极大的促进了明朝的经济和生产向着商业化、跨国、跨区域方向发展。

而大洋彼岸的西班牙、葡萄牙人在大明丝绸、瓷器等暴利商品的刺激下,加大了对美洲等地的资源掠夺,甚至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大航海行动,围绕着白银,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呈现近代化的发展趋势。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大航海时代下的西班牙

  • 第二、由于明朝解决货币问题是通过外部因素解决的,所以这种解决办法是消极的。

“隆庆开海”与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其都是建立在服务于豪强大族的基础上的,但二者真正得以实施的客观条件就是白银的大规模流入,从现在宏观的角度看,张居正改革的确过于依赖这种外贸活动,主要表现就是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中国自封建社会确立以来,“”与“”就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官”是以科举出身,所长者无非精通文史典籍,而“吏”则大不一样,财税经济司法无一不是掌握在吏的手上,“官”常有升迁,而“吏”永不升迁,这势必造成永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

尤其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明朝后,“吏”与本地富商大豪沆瀣一气,国家财政制度得不到上行下效的有效贯通,直接影响整个明朝政治、经济、财税制度无法下情上达,社会组织结构凸显出一种无效性,这是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另外在国家财政问题上,一个没有贵金属储藏的国家,而去选择别国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主货币,这在现在看来,这不是把金融命脉交于他人的荒唐之举吗?事实证明,虽然眼下一时解决了明朝货币信用问题,但从长远来看,由于银根主要依靠国外,白银的外流或者白银流入的加大,势必又会造成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威胁明朝宏观经济,所以说这种解决货币信用的手段是带有消极性的。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明朝与西班牙海贸盛况

“隆庆开海”后,明朝经济深度参与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自拔,市场的扩大,无序的交易,为明朝埋下亡国的隐患。

“隆庆开海”为明朝政府带来大量的白银外,也使得明朝政府对于执掌政府的能力衰退下去,但随着开海的成功和张居正改革的实施,这种危机被隐藏在一时的虚假繁荣之下。海外贸易固然得利颇多,但“利”永远都会衍生着另一种状态,那就是“害”。

一、市场、资源的竞争,势必会造成国家的竞争,特别是明朝与西班牙两个帝国的竞争,更是尤为突出。

随着明朝豪强大族们把贸易据点建立在马尼拉,明朝与西班牙就围绕菲律宾问题展开了对抗,这不仅仅是商业竞争,更是武力的对峙。

1602年,闽商阎应龙等人向朝廷汇报吕宋易山发现金银矿,可年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而西班牙人同时也对该地区的金银矿实行了武装占领,双方争端遂起。次年冲突激化,有将近25000名华侨在冲突中被西班牙人杀害,更造成中国的贸易中继站从马尼拉退回到福建本土和澳门、广州等地,与此同时,西班牙菲利浦二世下令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而当时的明朝鉴于刚刚结束对日本的作战,不愿再与能从美洲向中国输入白银的西班牙人开战,于是只是应付了事。

这件事情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由于明朝在南洋各国中的武力真空,一向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南洋各国,迅速脱离了明朝朝贡体系,以个体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自此明朝在南洋各国中的威信尽失。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西班牙人占领殖民地

二、对外贸易的扩大化造成国内农产品的市场化,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比起明朝海洋朝贡体系的衰落,明朝粮食市场化的问题才是更加要命的问题。早在弘治时期,洪武年间制定的“开中法”已由“运粮开中”变为“纳银开中”,商人不再承担粮食转运任务,这样一来,朱元璋建立的“开中法”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已然失败。

而“隆庆开海”后的张居正改革,更是意图以货币来支配,调动国内的资源,但是对于明帝国来说,银是通过出口资源和商品换回来的进口商品,这就造成了在银短缺的情况下,银的价值超越了其自身价格,银贵物贱会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而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物贵银贱的现象就会出现,这就造成了人为的通货膨胀。

从明朝“隆庆开海”后看,海外交易白银的供应量直接影响着明朝内的物价,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经常出现的。尤其在明朝后期来看,随着经济危机的动荡,市场化之下的明朝农产品最终危机在1640年达到顶峰,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造成了粮食危机,而市场化彻底的南方产粮区却因贸易的需求,扩大的棉花和桑树的种植,无法抵御这样的粮食危机,再加上国家救助不力,巨大的灾难便迎面而来。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明朝财政的崩溃

这个灾难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灾难,更主要的是农产品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进一步加剧这种市场化的恰恰是为明朝政府收回大量白银的“一条鞭法”,可以这样认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却是加剧了当时的农业危机。

这种情况其实明朝末年的思想家王夫之已经很透彻的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

粮食生产的货币化和市场化,造成的恶果是“贸迁以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最终是“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其最终结果就是既缺钱又缺粮,农商两不利。

最终,明朝在这种粮食危机之中逐渐消亡,所以现在史学界认为崇祯帝是“穷”的亡国,说的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张居正影视形象

第三、明朝的灭顶之灾,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对明朝造成的放大性冲击。

1630年左右,美洲白银供应量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度萎缩,白银的短缺在明朝直接表现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围绕在通货紧缩的基础上,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粮食危机等纷至沓来,终于酿成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发生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性危机可以说是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罪魁祸首,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明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全球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明朝,一方面固然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的由重农转为重商,国家经济从依赖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减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隆庆开海时的月港

最后在明朝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国内生活必需品也相当匮乏,于是在中外互动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各种危机集中爆发,这就是当时明朝政府面临的“内外交困”,所以就算当时的崇祯帝再如何努力,终避免不了亡国的下场,这是经济规律所推动,非人力可以改变。

所以从根本上来看,明朝的灭亡固然有因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东北的边患的因素,但流寇和边患历代都有,但为何到了明朝却成为亡国之患呢?其根本原因,非政治因素,也非人为因素,其亡国的实质原因,还是由于它经济的崩溃。而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隆庆开海”与“张居正改革”时期“白银货币化”的过度实施,以至于明朝的繁荣建立在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忽视了货币金融的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显然“隆庆开海”也好,“张居正改革”也罢,是典型的舍本逐末。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才会认为,明朝的灭亡“应视为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缺位而造成”,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掩藏在虚假繁荣下的覆国因素

一条鞭法强行让百姓用银交税

结语:在明朝国家体制崩溃过程中,除了“隆庆开海”和“张居正改革”埋下的隐患外,与思想基础儒学蜕化为道学也是大有关系的,在长期表面繁华的掩盖下,上层为“道学”而战,基层又没有整合社会的能力,久而久之,国家能力不断下降,所以张居正在面对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时才会发出“国家以高官厚禄养畜此辈,真犬马不如也”的感慨。这种思想又反过来严重影响着国家财政制度,所以明朝亡国最终还是倒在了经济体系的崩溃上。

参考资料:《明史》、《国富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明夷待访录》、《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船山思问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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