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容易得知《宋詞三百首》在現實中的影響力為什麼相比《唐詩三百首》要小很多，那是為什麼呢？
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從詩、詞兩種文體在發展和傳承的過程的不同不同點入手，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詩經》 先秦時期的多是四言詩，五言詩，代表作是詩經和戰國後期的楚辭。兩漢的漢樂府詩，代表作是《古詩十九首》和《孔雀東南飛》。魏晉時期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為中心組成鄴下文人集團，即後世稱“建安風骨”。而後有“竹林七賢”。東晉末年陶淵明的田園詩，對唐代山水田園詩派有直接影響。南北朝時期，南方的代表詩人有謝靈運、鮑照等。南朝民歌清麗婉轉，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獷剛健，代表作是《木蘭詩》。唐代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在此不仔細展開敘述）。宋詩總體成就不如唐詩，宋初詩人楊億、錢惟演等學李商隱，號西昆體。王禹稱、梅堯臣、蘇舜欽等反對西昆體，反對只講聲律辭藻與缺乏社會內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詩健康發展的基礎，歐陽修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恢復關注現實的傳統，北宋詩壇影響最大的是“蘇黃”。即蘇軾和黃庭堅，南宋詩人的傑出代表是“中興四大詩人”(陸游、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金代最傑出的詩人是元好問。元代由於史料的匱乏，詩歌存世量較少 。明初，高啟、劉基等人的詩歌較有社會現實內容，但接著興起以朝廷輔弼大臣為首的“臺閣體”詩派，歌功頌德，空廓浮泛。明中葉以後，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先後發起復古運動，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他們盲目尊古，一味模擬，受到有識者的批評。先有以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矯之，繼有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極大地衝擊了前後七子的復古主張。稍後的“竟陵派”鍾惺、譚元春等人，主張與“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詩風。清初，遺民詩人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詩歌具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錢謙益、吳偉業等在清初詩壇影響很大。王士禎提倡“神韻”說，成為當時詩壇領袖。清中葉以後，考據學風盛極一時，影響到詩壇，遠離現實、重視形式和以學問為詩之風大熾，唯鄭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黃景仁獨寫哀怨之作較有特色。道光、咸豐年間，內憂外患日益嚴重，龔自珍以詩為武器，揭露社會黑暗，抒發報國大志，成為近代詩歌史上開一代風氣的詩人，贏得了“三百年來第一流”的稱譽。詩歌的發展起源從春秋是起到晚晴，時間跨度大，而唐詩三百首成書於清乾隆年間，由蘅塘退士選編的《唐詩三百首》是200多年來流傳最廣的一部唐詩選本，編者蘅塘退士本名孫洙（1711一1778），字臨西，江蘇無錫人，乾隆年間進士，曾任過知縣。他因不滿於當時廣為流傳的《千家詩》選詩不精，且僅五絕、七絕兩體，遂“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模仿《詩經》的規模，選編了《唐詩三百首》。初時只是想為學童提供“家塾課本”，後因所選大多是唐詩傳世佳作，並且選詩數量適中，故得以廣泛流行，甚至達到“風行海內，幾至家置一編”的程度。
而詞的發展，專家學者基本將起源定在隋朝末年到唐朝初年，然後是敦煌曲子詞傳入，到唐朝中期開始填詞，多為小令，到晚唐五代花間詞興起，溫庭筠、韋莊的婉約的小令詞風，影響著北宋初年的創作，晏殊、歐陽修借承襲花間詞風，後柳永將小令改為長調慢詞，蘇軾也開始了豪放詞的創作。詞壇開始了百花齊放的面貌。秦觀、周邦彥承襲婉約派，到北宋末期更加註重聲律。而南宋以辛棄疾為首的辛派詞人創作更加雄渾，多豪邁之氣。以姜夔、吳文英、張炎為代表的姜張詞派，則是詞風高雅、重聲律，多用典，推進了文人詞像雅化的發展。詞至元、明兩代走向衰落，而清代稍有復興的現象。因為詞不同於詩的原因是詞具有音樂性，宋末元初詞譜毀於戰亂後，詞多趨向於文學化。也就是從此詞“失聲”於後代。
《宋詞三百首》是由晚清四大家之一的彊村老人朱祖謀編寫的，朱祖謀（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藿生，號漚尹，又號彊村，浙江吳興人。光緒九年（1883）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因病假歸作上海寓公。工倚聲，為晚清四大詞家之一，著作豐富。卒年七十五。著有《彊村詞》。朱祖謀早歲工詩，風格近孟郊、黃庭堅，陳衍稱其為詞之夢窗（吳文英）。光緒二十二年(1896)，王鵬運在京師立詞社，邀其入社， 方專力於詞。所受王鵬運影響甚多。他將自己生平所學抱負，盡納詞中，頗有關係時事之作和對維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緒帝珍妃的遭遇，抒發壯懷零落、國土淪喪之感，悲惋沉鬱。晚年雖詞境更趨高簡渾成，內容除偶及軍閥混戰情事外，多為遺老孤獨索寞情懷之作。他的詞取徑吳文英，上窺周邦彥，旁及宋詞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見，勘探孤造，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講究聲律，有“律博士”之稱。所以被時人尊為“宗匠”，乃至被視為唐宋到近代數百年來萬千詞家的“殿軍”。王國維稱其為“學人之詞”的“極則”（《人間詞話》）。
朱祖謀在編寫《宋詞三百首》，吳文英選詞最多，且吳文英是當時南宋詞壇備受爭議的人物，與當時權臣賈似道友善，南宋末年對吳文英的評價很低，而吳文英在清代備受推崇，朱祖謀早年受常州詞派，皆推崇吳詞，清代紀昀在編纂的《四庫全書》中更是稱吳文英為“詞中李商隱”。這樣吳詞在當時清代中晚期更加盛行。在詞的創作上，吳文英承繼周邦彥，重視格律，重視聲情，講究修辭，善於用典。手法精妙，但有時晦澀難懂，南宋最後一位大詞人張炎，更是批評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夢窗詞有雕琢太過、詞意晦澀以及格調不高的缺點，但是對後來影響很大。
總結起來：
（1）我們學習詩詞的過程，一般最早接觸詩，一些朗朗上口的詩，然後通過學習一定量的詩以後，才逐漸接觸詞。且詞多用典，取法於詩、文。所以從人與詩的接觸上看要遠比詞更廣泛。
（2）宋詞三百首中北宋柳永、蘇軾、周邦彥和南宋以姜夔、吳文英、張炎為代表的姜、張詞派，還是以辛棄疾為首辛派，都對於不是專業搞文學的人來說，很難搞懂，作品數量較多，而且用典頗多，現在很難理解。詞相較於詩來說要理解相對困難。
（3）唐詩選本之初考慮到了選本的傳承與學習，而宋詞選本只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和詞壇文化影響下編著的，所以影響對民國、現代來說，已經很小了，現代教育中宋詞三百首選詞進入教材的比例遠沒有唐詩三百首的多，所以《宋詞三百首》在現實中的影響力相比《唐詩三百首》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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