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
中國知識分子因其文化素質和傳統思想影響的緣故，自古以來就具有關心國家、民族大事的優良傳統。而青年知識分子更具有滿腔熱血、不畏強暴、敢於實踐的氣質。所謂“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就是這種傳統性格的真實體現。“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份。”每當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矛盾尖銳激化的時候，每當國家、民族處於危亡關頭，他們總是挺身而出，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願望，喊出人民的要求和呼聲，站在鬥爭的前頭，向舊勢力衝鋒陷陣，發揮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
奮起抗爭，宣傳抗戰
近代以來，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日甚一日的外國侵略壓迫。本世紀三十年代這種侵略壓迫到了空前嚴重的地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１９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瀋陽事變，迅速佔領了東北全境。工人、農民和各界群眾掀起了全國抗日高潮。全國學生舉行罷課遊行，成立各種抗日組織。各地學生絡繹不絕湧向南京，強烈要求國民黨出兵抗日。上海學生數萬人，包圍了國民黨上海市政府。12月17日，全國各校學生在南京舉行聯合大示威，國民黨大批軍警在珍珠橋附近向學生青年學生撲過來，當場刺死三人，許多學生受傷，死難烈士掉在河裡，抗日青年的鮮血染紅了珍珠橋下的流水，喚起了人民和青年的覺醒，激起了工農的憤怒，甚至撼動了一些國民黨軍的軍心。全國人民和青年進一步識破了蔣介石的反動本質。學生運動轟轟烈烈，全國出現了新的革命形勢。
蔣介石對侵略者一再妥協退讓，卻對愛國的共產黨員、青年學生和工農大眾進行舉世罕見的血腥鎮壓。青年學生日益覺悟，認識到抗日救國的希望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當日本帝國主義將侵略魔爪伸向華北的嚴重危機時刻，處在國防前線的北京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走上街頭，結隊遊行，並同手持大刀、水龍前來鎮壓的反動軍愛警展開了英勇的搏鬥，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一二、九運動。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以及偏遠城市的學生都紛紛罷課聲援。抗日救國運動再次在全國掀起高潮。
為擴大抗日救國運動，在黨的號召下，平津五百多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的進步學生組織南下擴大宣傳團。長途跋涉到十幾個縣的幾百個村鎮，宣傳抗日的道理。通過鬥爭實踐，他們受到了很大鍛鍊，覺悟提高，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這一全國性的革命青年組織。毛澤東對於一二、九運動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群眾，在我們黨領導下，發動了英勇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並把這種愛國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大成市。……．。一二·九運動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
地雷戰
奉獻才智，英勇不屈
１９37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到達陝北的紅軍和南方各省的游擊隊，先後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並迅速挺進敵後，創建抗日根據地。這個時期，許多著名的青年作家、詩人、畫家、音樂家、攝影家、演員、醫生、護士、工程師以及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拒絕做亡國奴而放棄舒適時都市生活，投身於艱難困苦而又神聖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之中。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穿過敵人重重封鎖線，先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
來到延安和江南新四軍軍部的青年知識分子，經過了抗日軍政大學和新四軍教導總隊的革命理論學習和生產勞動鍛鍊。在的就發揮自己的文化知識才能，參加到根據地的抗日文化藝術和教育建設的事業中。他們參與或創辦各種刊物。當時延安有《解放日報》、《八路軍軍政雜誌》、《中國文化》、《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中國婦女》等十幾種報紙和雜誌。其他敵後根據地出版的報紙、雜誌都在一百五十種以上。他們在這些報刊上發表文章、作品、刊登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重要著作。這些刊物也發行或流傳到國統區和敵佔區，成為中國共產黨宣傳抗日、揭露投降的有力武器，並極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加強了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念。
他們還參加到各種文藝團體中，深入抗戰前線，深入工農兵的生活，自編自演，歌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生活和鬥爭。當時僅太嶽根據地就有秧歌隊220多個，劇團700多個。
這一時期湧現出《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兄妹開荒》、《王貴和李香香》、《白毛女》、《黃河大合唱》、《東方紅》等一大批優秀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歌劇、歌曲。極大地促進了解放區和敵後根據地群眾性文藝運動的普遍開展，使文藝成為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這些作品震撼人心的永恆魅力，將永遠激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
他們還在各級各類學校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為解放區和根據地的幹部教育和群眾教育作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延安的“中國抗日軍政大會”、“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魯迅藝術學院”、“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延安大學”、“師範學校”以及許多小學中都有青年知識分子在任教。他們還通過辦識字班、冬學、夜校等形式，向廣大工農群眾進行掃盲教育。在江南新四軍總部教導大隊和其他敵後根據地也有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擔任文化教育的工作。通過他們的努力工作，為國家培養了大批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方各方面的人才，使解放區和敵後根據地的文化教育事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則奔赴抗日前線與工農相結合，與武裝鬥爭結合，或拿起武器勇敢打擊侵略者；或從事醫療救護工作，或從事兵工生產、造槍造炮，為八路軍、新四軍輸送武器彈藥。如使日本鬼子聞風喪膽的地雷，其火藥的化學成份和製造方式就是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及優秀學生熊大縝等一批從北平來的大學生研製而成，並教會了根據地軍民製造地雷使用地雷，有了地雷，抗日軍民如虎添翼。地道戰、地雷戰、伏擊戰等神奇的戰法，打得日本軍日夜不寧、心驚膽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美國著名記者哈里遜·福爾曼，起初對中國的抗日戰爭持悲觀態度，當他看了冀中的地雷戰後說:“圍困日本人的一個常用方法，便是在據點附近安放成百上千個地雷。”“一個人有相當大的勇氣，才能面對敵人可怕的現代化武器想出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他們也鍛鍊成為了建設根據地與開展武裝鬥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先鋒力量。他們在前線不怕流血犧牲，被俘後也顯示了共產黨員、革命知識分子寧死不屈的崇高氣節。如印尼華僑女青年、共產黨員李林，在抗戰爆發後來到延安。她先後任雁北游擊隊八支隊政治部主任和晉綏第十一專署秘書主任等職。１94Ｏ年４月，在反“掃蕩”中，他主動要求留後，掩護領導機關突圍，不幸遇到日軍伏擊，壯烈殉國。又如“皖南事變”後被俘的新四軍軍部機要員施奇、文化教員楊瑞年、文藝戰士徐韌等，在獄中任憑敵人酷刑加身，至死也未吐半點黨和軍隊機密，最後被敵人殘忍地殺害。這些女戰士當時半齡僅二十多歲。
經過抗日戰爭血與火的考驗，經過革命大熔爐的思想改造和意志鍛鍊。這些從全國各地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轉變成為了堅強的共產主義者。有些同志，在革命鬥爭中英勇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有的成長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骨幹，不少人成為了中央和地方以及理論、文教戰線的主要負責人，為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不斷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兄妹開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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