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这部书一出现，就引起极大的震撼，赞之也有、毁之也有，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在后世学者对于《金瓶梅》的评价中，逐步认识到《金瓶梅》是一部“旷世奇作”。
实际上，《金瓶梅》，很早就成为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对象。１８８０年，Ｂ．П．瓦西里耶夫（王西里）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中最后一章“民间文学——戏剧，中篇和长篇小说”里，专门介绍了《金瓶梅》的故事内容：“中国人认为《金瓶梅》是最伤风败俗的小说。此书书名由小说中三个女人（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对于我们而言，《金瓶梅》揭示了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暴露了肉欲横流和下流龌龊的一面。这种劣性激发他们编制了所谓的春宫画。”可谓《金瓶梅》最早的俄文意译本了。
对《金瓶梅》的情节介绍过程中，瓦西里耶夫的用语也比较幽默。如介绍《金瓶梅》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中的场面：“有一个场景着实有趣，当和尚们念经超度死者之时，悲痛至极的寡妇令那些抛却了红尘的修行者心驰神摇，真可谓念佛号不知颠倒，沙弥情荡，罄槌敲破老僧头。”
在提及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后，瓦西里耶夫却停住了笔，仅仅强调：“还想提及一处描写著名灯节的场景。”“西门庆死于精尽力竭，因为他把和尚给他的丹药都吃完了。这样也好，这就是神职人员干的事情！”等。他主要还是想向俄国读者介绍中国民俗与《金瓶梅》本身的语言艺术，这样一来，也可以让读者联想到西方自《十日谈》起文学作品里常出现的揭露神职人员的丑态毕露，对俄国读者理解作品有很大帮助。
到了１９５１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Ｒ．ｈ．ｖａｎＧｕｉｌｋ，１９１０）１９６７）在日本完成了《秘戏图考》一书。在该书的上篇《性文献的历史概览》一章中论及色情小说时，高罗佩就涉及《金瓶梅》的评价。如下：
有两部小说对春宫画册有重大影响，即《绣榻野史》和《株林野史》。这两部书在其作者在世时就已经在中国甚为流行。然而它们现在事实上已默默无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出名的色情小说在它们出版的时代却无人知晓。例如，伟大的色情小说《金瓶梅》，直至一六一ｏ年，仍知者甚少。此后不久，才在其首印之地苏州流传开来，而直至康熙时期才举国闻名。原因在于，活着时就出了名的色情小说家们是编造粗俗、淫猥故事的行家里手，这些故事是按他们的真正的猥亵心理写成的，这种心理迎合万历时期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士大夫的淫荡口味。因为这些书仅有那么点文学价值，它们的名声当然是非常短命的。它们逃不过清朝检查的劫难，并迅速湮没；而像《金瓶梅》这样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色情小说则益发出名，成为了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学杰作。然而，在当时《绣榻野史》和类似的淫猥小说，，价值不容低估。《金瓶梅》和后来的色情小说的作者们深受惠于《绣榻野史》以及类似的色情故事，正是这类色情故事给他们提供了性的主题和艳词样式。
在该段文字中提及的《绣榻野史》和《株林野史》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绣榻野史》的作者是吕天成（１５８０--１６１８年）字勤之，号郁兰生，别号棘津。浙江余姚人，著名戏剧家。据王骥德《曲律》卷四载，《绣榻野史》、《闺情别传》两部色情小说：“皆其少年游戏之笔。后者已佚，或易名为《怡情阵》，今存。前者陈庆浩考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前后。”
实际上，早在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后《金瓶梅》抄本已在文人雅士之间流传，比《绣榻野史》成书还要早，因此，不能断定《金瓶梅》深受《绣榻野史》的影响。
可见，同一部书，中国人中就有不同看法，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看法差距更大，这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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