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1931年,武漢的一場水災,北平圖書館慷慨舉辦書籍義賣,所得款項全部用於賑災;
1937年,面對因戰火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上海慈聯會籌設難民圖書館,調劑難民生活,培養閱讀習慣;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國圖書館捐贈疫情防控急需物資,奉獻愛心,彰顯圖書館的責任擔當;
今天,上海圖書館方艙數字圖書館開通,希望我們上海的所有數字資源和文化力量,能陪伴方艙醫院裡的百姓,給他們帶去一份精神寄託。
歷史常有相似,車輪卻在滾滾向前。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圖書館的那份溫暖與力量、圖書館人的社會責任和擔當,都值得我們銘記。
北平圖書館與賑災
北平圖書館,其前身是清末張之洞所創設的京師圖書館,創建於1909年,1928年改京師圖書館為北平圖書館,現址為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該館規模宏大、藏書眾多,在當時可謂中國圖書館之翹楚。
著名的圖書館學家袁同禮從1929年至1948年,先後擔任北平圖書館的副館長、館長。在其著作的《國立北平圖書館之使命》中,期許北平圖書館“成為中國文化之寶庫”,更道“吾人不敏,願與全國同仁互相提攜以期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基”。
正是帶著這份使命,北平圖書館通過募集圖書、開辦展覽等方式多次為救災籌款。
在1931年以武漢為核心地區的長江水災期間,北平圖書館在新館舉行賑災展覽會,向包括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經理孫伯恆在內的平津地區藏書家募集了數十櫃的古本圖書雜誌、四庫全書、唐人寫經、滿藏文書籍、日本美術書籍等,這些書籍經義賣後所得款項全部用於賑災。
1935年北平圖書館為了賑濟災民並普及科學常識,於10月10日至13日舉辦為期三天的無線電航空水利賑災展覽會,募集國內外千餘種科學書籍、圖片照片、飛行儀器,所涉獵領域包括無線電、航空、水利工程等,展覽會所售票價全部作為賑災使用。
難民圖書館的誕生
近代中國千瘡百孔,風雨飄搖。由於戰火、災荒等因素,大量難民流離失所。即便如此,讀書仍然是人們不曾放棄的生活方式,或許人們始終相信,唯有書本才是最可靠的依託。讀書是可以給人以力量的,這種靜水流深的力量,最能打動人心,由此催生了“露天圖書館”、“難民圖書館”的誕生
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簡稱慈聯會,是1927年初在上海成立的社會團體,主要開展救助難民工作。除了為難民搭建住所、接濟飲食、輸送交通以外,慈聯會還關注難民文化教育及生存技能的提高,幫助他們融入新的環境,其中就包括籌設難民圖書館。
1937年,大量難民湧入上海。慈聯會通過《時報》《社會日報》等報紙刊登廣告,向社會各界徵集圖書用於籌建難民圖書館。正如其徵集廣告中所述:“為調劑難民生活,養成各難民閱讀習慣起見,擬籌設一流通圖書館,惟書籍頗感缺乏,甚望各界熱心人士捐助。”
己立立人的圖書館人
圖書館的運作離不開圖書館人。我國著名的圖書館學家沈祖榮,從公共服務的角度出發,教誨圖書館從業者要“己立立人”,以社會服務為己任。他說:“辦理圖書館的人,有一件首先要認識到的,就是己立立人。而我們素來造就、薰陶、鍛鍊、培植所求的學問,所得的學問,不是為自己做招牌,乃是要為社會服務,為群眾謀利益。”
一句己立立人,是多少圖書館人秉持的原則,他們中或許是執著一生、投身圖書館事業的教育家,亦或是普普通通守著一方天地的圖書館員,但是“擔當”二字一直在圖書館人的骨子裡錚錚作響。面對災情,他們也在貢獻自己的力量。
曾經當過大夏大學圖書館館長的馬宗榮,1923年留學日本期間就曾關注日本地震事件。在給中華學藝社上海事務所鄭貞文(字幼坡、號心南)的一封書信中,馬宗榮提到了對日本地震的看法,仔細分析了當地開展抗震救災的方法得失、今後的改進措施以及如何幫助在日受災中的留學生等,無不體現了其社會責任感。
另一位著名的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將圖書館定位為:“慈善事業、社會事業、文化事業。所以服務其中者,應有特殊的服務精神。”他在1924年席捲全國的水災中,就曾到開封做水災教育的演講。
如今,百年前的災情或許被人淡忘,唯獨圖書館的溫暖與力量讓我們銘記至今。到底是什麼讓面臨災難的大眾想到了圖書館,又是什麼讓圖書館的精神傳承百年?“圖書館人一方面要像處女一般,埋頭伏案;一方面要各處奔走,提倡文化,其中包含著無限的奮鬥、犧牲、忍耐、沉默。”“在網絡陣地上堅守並探索讀者服務轉型,是所有圖書館人的共識。”或許這些都是答案。
最後,讓我們重溫一名普通圖書館人的自述:
“讀書,原是人生一樂;
我生平最喜歡的是圖書館,
現在竟整個在圖書館中服務,
這是何等的愉快!
這是何等的愉快!
這是何等的愉快!”
——陳少軒
文字來源:《一年來的圖書館生活》,陳少軒,
《光華附中半月刊》,1935年第4卷第4期第123-126頁
參考文獻:
1.毛姆,《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毛姆讀書隨筆》,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2.杜定友,《杜定友圖書館學論文選集》,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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