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遽然而逝。在韩琦、欧阳修等人的辅佐下，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顺利继承帝位。此时，国家积贫积弱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加深。韩维曰：“今（治平四年（1067））之府库，比于仁宗晚年，又益朘削。”宋神宗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宋神宗继位后，如何处理与契丹主的称呼问题成为一项亟需解决的事项。治平四年（1067）正月，“枢密院召礼官问遗契丹母书当何称，欲自称重侄，称彼为太母。判太常寺李柬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为当称侄孙、叔祖母。”新君即位，要讨论与邻国的等次关系，对于此事，部分士大夫和神宗皇帝，都有一种国家自尊受到侮辱的认识。王安石曰：“天命陛下为四海神民主，当使四夷即叙。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
对于宋朝来说（自仁宗以来），西夏时叛时降，宋夏双方多次发生规模不等的边境冲突。祖上在与契丹和西夏的交往过程中，不仅未达到历史中国上，汉唐之世，征服四夷，万方来朝的历史盛状，并且与契丹建立了具有屈辱意义的“睦邻”关系。于是，神宗继位后，“锐焉有为，积财练兵，志在刷耻。”
从神宗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神宗富国强兵，慨然有恢复“汉唐旧境”的远大志向。变法使宋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宋廷曾造景福殿库，储藏金帛，神宗曾作诗一首，以诗中文字为每库名号，诗曰：“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仲伟民指出：“神宗自继位起，即暗下决心改变积弱局面，一扫祖先之耻辱，他的这个志向至死不渝。”
宋神宗大有作为
因此，神宗继位后，迫切想要在内政、军事等方面有所作为，改变宋王朝积聚已久的弊病。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神宗诏曰：“其布告内外文武群臣，若朕知见思虑之所未及，至于朝之阙政，国之要务，边防戎事之得失，郡县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闻，无有所隐。”于是，在王安石任相前，宋神宗就相继主持并指导了节财省费、鼓励种谔开边西夏等事项。
- 裁减用度，改革弊政
神宗继位后，如何处置好英宗的丧葬问题成为当下亟需考虑的事宜。面对国家财政紧张的现实困境，韩绛、张方平、韩维等人纷纷上奏，请求裁减英宗丧事用度。 韩绛、张方平奏曰：“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弃。仁宗升遐，及今未满四年，大祸仍臻，内外公私，财费不赡，再颁优赏，府藏虚散。……所有山陵制度，遗诏戒从省约。”韩维曰：“陛下若以为奉承先帝之志，加惠群臣，不可罢之，则望阅诸府库，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将意便可，不须过为丰侈，所有金帛诸物可以赡兵恤民者，愿赐爱惜，以救当世之急弊。”
大臣此议得到了神宗的认可。在儒家厚葬、忠孝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宋神宗此议着实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然而，国家财政的窘况使神宗不得不如此。于是，神宗赐手诏于王陶曰：“朕深惟山陵所费浩大，方今府库空竭，民力凋敝，正当扶危拯溺之际，而国家四岁两遭巨祸，志虽切于简省，又虑有司不能遵奉从约之旨，今遣卿往河南府计置，凡事须节省，有切时先务者，亦宜奏闻。”
神宗此议也有一定的实际举措，如在宗室赏赐上，“减嘉祐三分之一”。减少山陵所需役卒。山陵使言：“嘉祐八年山陵所役卒四万六千四百余人，今止乞差三万五千人，诸路转运司和雇石匠四千人。”
宋神宗一改前朝铺张之遗风，躬行节俭的做法，不仅是其基于当前财政困境的现实抉择，而且是其“躬行节俭，帅先天下，以强国阜民为意”的表现与开端。这也鼓励了部分具有忧国忧民政治情怀的士大夫，上疏陈述国家弊政，请求裁撤冗费、改革弊政的热情。
治平四年（1067）三月，三司言：“在京粳米约支五年以上，虑岁久陈腐，欲令发运司于上供年额权住起发五十万石，于谷价贵处减和籴之数，变市金银绢输榷货务封桩，分给三路以备军须。”文彦博上疏曰：“蒙赐本镇公使钱三分之一，向因奏事略具陈述，盖枢府无燕犒之费，公钱无虚受之理，伏望寝罢。仍乞自今枢密使领节度使准此。”御史吴申言：“窃见先召十人试馆职，而陈汝义亦预，渐至冗滥。兼所试止于诗赋，非经国治民之急，欲乞兼用两制荐举，仍罢诗赋。试策三道，问经史时务，每道问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试人，亦乞用新法考试，明诏两制详定以闻。”吴申道出了国家在选人、用人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其后王珪等人上言，支持吴申的提议。
治平四年（1067）六月，韩绛上言曰：“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随后，韩绛又列举民间身受差役之苦的事例，以说明差役法对民间的危害程度。“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最后，韩绛建议神宗令中外臣僚，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力求改革差役之弊。“使力役无篇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
大臣们的上疏，基本上得到了神宗的积极回应。文彦博所陈之议得到神宗认同。吴申所言，也获得神宗的支持，神宗诏曰：“自今馆职试论一首，策一道。”韩绛上疏，使得神宗深为所动，数次下诏，求取改易之方。神宗诏曰：“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这年七月，神宗再次下诏：“诏中外臣庶限一月条陈差役利害以闻。”又令赵抃、陈荐二人，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
神宗继位后欲有所为逐渐成为新朝的一种政治新风向，小部分士大夫争相就所司、所职、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或建议，或是基于具体问题，不成体系，零零散散，或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作用较小。在当朝大臣所提之策中，尚且缺少针对国家现状的具有宏观性、整体性、可行性的治世良方。
- 鼓励种谔等人出击西夏
薛向在英宗时，曾进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奭边五利：一曰选将帅以制其讻，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神宗曾见到过薛向此奏，感到十分惊奇。“疏奏，英宗称善，常置左右，上（神宗）见而奇之。”
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陕西转运司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神宗指示边臣，增加田五顷给朱陵，以示对朱陵的欢迎，对种谔做法的认同。又诏薛向入对，赐予薛向金帛。“密赐金五十两；及辞去，又赐金。”此外，神宗还下令，凡是薛向所上陈的计策，皆不向两府大臣知会，神宗亲自指挥。
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神宗继位后迫切想要在西边有所作为。因此，才有了鼓励薛向、种谔等人招抚之举的行为。后来，种谔擅自出兵，攻取绥州之举，至少受到了神宗的鼓励。神宗对处置种谔反悔的记载与做法，又说明种谔擅取绥州的举动，受了神宗的指示。侯可对神宗曰：“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后何以使人？”神宗后悔前议，恢复种谔官职。“帝亦悔，复其官。”
可见，神宗继位后，一方面想要革除弊政、改革弊法；另一方面，对于经武开边，跃跃欲试。这是神宗在王安石任相之前在政事与军事方面的动向。
“去位与补位”：宋神宗继位初期的人事政策
神宗继位后，相继进行了一些较为重大的人事调整，对朝中的宰辅进行了一定的更替。这一时期，在英宗继统与调和英宗与太后矛盾，帮助英宗稳定皇位，辅助神宗登基等问题上立有大功的韩琦、欧阳修相继去位。此后，神宗又选择张方平等人补充中书，不断构筑了倾向变法的宰辅团队。
- 韩琦、欧阳修相继去位
宋神宗对濮议的认识影响着他对韩琦、欧阳修等人的看法。神宗曾与吴奎言英宗追尊濮王之事与汉宣帝不同，吴奎对曰：“然。宣帝与昭帝祖行，昭穆不相当，又大臣所立，岂同仁宗能义立先帝为子？先帝入奉大统，天下欣戴，虽先帝积有令闻，良由仁宗命为子，所以人无异言。”又曰：“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无它择。臣自寿州召还，已见仁宗意，为大臣间有异议者，遂辍。后每见必知其微，终能决意建立，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诚牵私恩。”神宗深以为然，曰：“此为欧阳修所误。”吴奎对曰：“韩琦于此事亦失众心，臣数为琦所荐，天下公论，不敢君前有所隐。”
显然，神宗认为追尊濮王为亲的结果感到有负仁宗恩德。作为力主尊濮王为皇考的韩琦、欧阳修二人自然难逃其咎。神宗也明确表示了欧阳修在此事上有误导英宗的失误。所以，神宗对因濮议被贬的台谏官存有好感便不足为奇。因此，神宗与韩琦、欧阳修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
在濮议之争时韩琦、欧阳修就被台谏官指斥为“专权”。神宗继位后，王陶也数次以专权跋扈弹劾韩琦。韩琦、欧阳修长期备位枢府，此二人是否有专权、跋扈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宗本人是否也认为二人专权跋扈。或是这一时期，神宗所持的皇权受到韩琦、欧阳修较大程度的限制。神宗曾表示：“颇不悦执政之专”。
神宗与韩琦、欧阳修等人在一些政见上也曾表现出意见分歧，并且，有时神宗不得不曲从宰执之意。治平四年（1067）三月，神宗欲用吴奎为参知政事，韩琦认为陈升之比吴奎更加适合担任此职，曰：“陈升之有辅立陛下功”。神宗对曰：“（吴）奎辅立先帝，其功尤大。”最后，吴奎被破格提拔为参知政事。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苏寀升迁为度支副使，中书的意思是以刘述顶替苏寀之职，任侍御史知杂事。王陶认为刘述不适合担任此职。神宗赐手诏于王陶曰：“朕固疑（刘）述朝望不着，士大夫罕有称者，方欲以访卿，而卿适有论列，甚符朕意，岂得不谓君臣一心？……知杂御史谁可当者，朝夕密以名闻。”神宗也认为刘述不适合担任此职。然而，最后刘述还是担任了侍御史知杂事一职。
并且，因刘述之事，神宗还曾对执政有过负面的评价，认为执政多选拔“循默”之人为台谏。并且，对因濮议而罢免的台谏官正面评价，认为其“方正可使”，并表示会在适当的时候使之得到任用。神宗对王陶曰：“大凡执政选言事者，利在循默录录辈，此意了然可见，诚如卿论。吕诲、傅尧俞朕固知其方正可使，止为先朝所逐，未欲遽用，俟其岁月稍久，任之亦未晚也。”
那么，何时才是任用吕诲、傅尧俞的适当时机呢？王陶曾上疏，请求任用因濮议而罢职的吕大防、郭源明等人。韩琦、欧阳修因之不悦。“（王）陶乞复用吕大防、郭源明，执政以为意欲逼己，不悦。”单从此事来讲，使得因濮议而罢免的台谏官还朝，韩琦、欧阳修是较大的阻力。进一步来说，吕诲等人还朝，代表了神宗的意志。所以，韩琦、欧阳修二人在此问题上与神宗存在意见分歧，成为神宗为实现自身意志的较大阻力。 最后，王陶等人逢迎神宗之意，以“宰相不押班”为由弹劾韩琦。韩琦终遭罢职。欧阳修遭蒋之奇等人弹劾，最终罢职。
不过，在韩琦罢相前，王陶已遭罢职。当时有政治投机者看到王陶弹劾韩琦的背后的事情，即神宗与韩琦关系的不睦、王陶弹劾韩琦代表了神宗的意思等。 “帝（宋仁宗）以（何）郯不阿权势，越次用之。（何）郯遍历三院，有直声。晚节颇回畏，因地震言阴盛臣强，以讥切韩琦；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宋神宗）意，由是声名损于御史时也。”何郯作为政治投机者，借助地震讥讽韩琦，有请求诏回王陶，迎合神宗之意，希图获得重用的做法，恰证明神宗确有罢免韩琦的愿望，王陶所为也代表神宗之意。
凭借神宗在濮议、人事等问题上与之相异的态度，并且神宗有时又不得已屈从其意，就足够使得继位之初的年轻皇帝难以容忍。在神宗继位初期，并未见韩琦、欧阳修二人主张或支持变法改制的言论。因此，此时其对宋神宗所心向的变法图强事业，至少是不热衷的。新君继位，欲有所作为，韩琦、欧阳修成为神宗在此大业上的绊脚石，所以必然会被新君设法排除。
- 富弼、张方平、赵抃的“补位”
（一）富弼
自韩琦罢相后，昭文相一直空缺。熙宁二年（1069）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韩琦与富弼议事不合。神宗在韩琦去位一年后，令富弼顶替韩琦，颇有一番意蕴。神宗本对富弼抱有较高期望，神宗曾曰：“吾闻弼公直无私，故用之。”
富弼为相次日，王安石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神宗在召对王安石时，曾曰：“富弼、曾公亮与卿协力，弼闻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须勿为嫌疑。”神宗此言是为了让王安石与富弼、曾公亮等人同心协力。王安石是主张变法，并且神宗十分认同王安石的变法理念，崇敬王安石才令之为相，所以，神宗的这种安排起码是不想在变法改制事业上有较大的阻力。
对于这种安排，《林希野史》有云：“初，上意锐于改作。安石自金陵来，所陈皆中上意，即欲相之，以弼三世旧相，有盛名，藉为表里以取重天下。弼之为相，忠审谨密，事有可否，必同列者皆以为然乃奏之，进用士人审验再三，必合于法，士议所附乃敢行。至是，陈于上者，惟以持重不扰、遵守法度为治。”
这一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却忽视了神宗在人事调整中的意蕴。神宗任用富弼的原因，主要还有富弼曾为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之一，神宗起用富弼，欲使之主持大局。实际上也显示了神宗力欲改革变法的意图。朱熹曾言：“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
朱熹所言，是对富弼再为相即此次为相的评价。反观之，可见在神宗任用富弼之前，即庆历年间，富弼是改革变法的“范仲淹集团”的重要一员。神宗任用富弼对之抱有较大期望，希望期能够为变法改制事业尽心尽力。
（二）张方平、赵抃入职中书
神宗对张方平、赵抃等人选入中书任职，也同样体现了其以变法为导向的用人倾向。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张方平上奏指出国家面临的财政问题，希望引起神宗的重视。并初步提出了解决财政弊病的措施。
张方平曰：“臣在仁宗朝庆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领邦计，尝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议，所陈利害安危之体，究其本原，冗兵最为大患。……邦家不幸，大变仍臻，颁赉之余，府库虚匮，宿藏旧积，盖无余几。万一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寇患，臣恐智者难以善于后矣。……今夫赋敛必降敕，支给必降宣，是祖宗规条，二府共司邦计之出入也。今欲保泰丰财，安民固本，当自中书、枢密院同心协力，修明祖宗已前旧典，先由兵籍减省，以次举其为弊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诸生事造端非简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细故，于国计盈虚不足为损益，属之有司可矣。”
张方平的财政改革思想以节省冗费为主。这一建议主张，在这一时期较为符合神宗的意志。所以神宗对张方平较为钟意，数次欲提拔张方平。
在吴奎罢职之际，神宗欲令张方平顶替其职。张方平力辞，因时机不够成熟等原因，遂暂时搁置。韩琦罢相后，神宗欲用张方平为参知政事，司马光表示反对。司马光曰：“方平文章之外，更无所长。奸邪贪猥。”然而，最终神宗并未听从司马光建议。治平四年（1067）九月，韩琦、吴奎罢职不久，张方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治平四年（1067）六月，赵抃上疏，“言任道德、重辅弼、别邪正、去侈心、信号令、平赏罚、谨机密、备不虞、勿数赦、容谏诤十事，又言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赵鼎、马默皆骨鲠敢言，久谴不复。又论五费，谓宫掖、宗室、官滥、兵冗、土木之费，多见纳用。”于是，治平四年（1067）九月，赵抃与张方平同时被任为参知政事。
神宗对富弼、张方平、赵抃的任用，希望组建一个主张变法改制，解决宋朝积弊的政府。这三人中，富弼曾是仁宗庆历年间新政的主要人物之一，张方平、赵抃曾建言神宗节财省费。由此可见，神宗欲变法图强，不仅是招募王安石入朝，而且是构筑了倾向于改革的中书班子。
首先，韩琦、欧阳修与富弼、张方平等人的去位与补位，显示出神宗意欲有为的目标与个性。其次，韩琦、欧阳修的去位，显示出了宋神宗刚强的个性特征，这也是宋神宗在变法图强志向得以坚持的原因，也是其与王安石在熙宁后期发生矛盾冲突互不相让，神宗能够坚持己见的原因。心理学家伯德尔认为：长子具有较高的支配性。宋神宗为英宗长子，其在政治中表现出“乾纲独断”的个性，虽然在后期表现的更为明显，但在熙宁前期，无论王安石任相前后，均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宋神宗选任王安石
选任王安石是宋神宗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人事举措。在此期间，王安石应诏与神宗相见，二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其后，宋神宗力排众议任用王安石为相，但其对王安石的变法方略并未完全理解。
- 王安石议论高奇
熙宁元年（1068）四月初，神宗诏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王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对曰：“以择术为始。”神宗又问：“唐太宗何如主？”安石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神宗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最后，神宗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退下后，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讬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饬训练，又不为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尝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尝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
王安石进呈神宗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概括了太祖开国以来宋朝的施政情况，并举出了仁宗朝部分政策的弊病。对宋神宗即位初期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尤其是：“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一针见血，直击痛处。并且，王安石认为，本朝百年无事，主要是：“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且曰：“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希望神宗能好好抓住机遇，变法图强。
次日，神宗对王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由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施设之方。”可见，宋神宗对王安石所呈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十分认同并欣赏。并且，对王安石所略陈的施政方略十分感兴趣，且比较重视，生怕遗忘王安石所陈述的内容，又令王安石将本次“所对”内容，整理成文字并呈上。神宗对王安石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又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对于王安石精准独到的分析议论，神宗竟然“未尝闻”，可以想象神宗与王安石的知识水平的差距。此后，神宗又因担心有所遗忘，希望王安石将奏对内容整理成文字。可见，神宗对王安石此疏和当日议论的有较高的兴趣。
然而，王安石退下以后，“讫不复录所对以进”。王安石对神宗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实未敢条奏。”王安石劝神宗以“讲学为事”，又因神宗目前“择术未明”，所以王安石未敢陈奏。至此，神宗对王安石的才学和能力更加敬佩，更加敬仰。此后，讲读完毕后，王安石多次被神宗独留赐座，进行长谈。熙宁元年（1068）八月，“甲寅，迩英讲读毕，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日晡，乃出。”“癸亥，迩英讲读毕，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
熙宁五年（1072）五月，神宗对王安石曰：“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朕师臣也。”可见，王安石在这一时期对神宗的影响之大。
- 神宗的犹豫
王安石所陈之策既然如此得到神宗的欢心，神宗对王安石也叹服不已。然而神宗并未立即从王安石之言，而选择王安石所陈之策为治国方略。
（一）宋神宗“择术未明”
熙宁元年（1068）十月壬寅，神宗对王安石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魏郑公、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王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在此，王安石指出神宗“择术未明，推诚未至”的问题。
此后不久，熙宁元年（1068）十月丙午，神宗又向司马光等人询问富民之术。“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于朝廷务其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从神宗问政于司马光的做法可见，神宗对王安石虽然十分崇敬、对其所陈治国之策也感到十分新奇，但对于“择术”一事，比较谨慎，并未立即决定任用王安石之策。这其中经历的过程，是神宗对王安石治国之策研究、考察，思考、消化的过程，显示了神宗作为大国之君的谨慎与稳重。另一方面，神宗的这一举动，与朝臣对王安石判若两人的评价，其对王安石治国方略的理解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二）判若两人的评价
神宗即位之初，“人荐介甫之贤者甚众。”神宗也对王安石仰慕已久，所以想要诏用王安石。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神宗诏安石赴阙，王安石屡次以身体不适推脱。一日，神宗与辅臣曰：“安石历先帝一朝，召不起，或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与吴奎相继发表了看法，又对安石进行了评价，且二人的评价出入较大。 曾公亮曰：“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意以为韩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奎所言荧惑圣听。”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前非，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也。”
治平四年（1067），神宗下诏，令王安石知江宁府。龙图阁直学士韩维上疏神宗，以为王安石不会赴任。“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阼，慨然想见贤哲，与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韩维虽未料准王安石会赴任，却不自觉地表露了神宗“慨然想见贤哲，与图天下之治”的心声。韩维常在东宫，清楚神宗对王安石的态度和任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的目的。所以，韩维此言定能代表神宗之意。另一方面，也可见在韩维看来王安石可以担此大任。
王安石任职知江宁府后，殿中侍御史张唐英向皇上推荐王安石曰：“知江宁府王安石经术道德，宜在陛下左右。”治平四年（1067）九月，神宗令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治平四年（1067）九月，韩琦罢相。神宗对韩琦曰：“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对曰：“安石为翰林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默然。神宗曾问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孙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安石为人少容，恐不可。”说明自此神宗即有令王安石为相的想法。
宰相的任命是国家大事。神宗任用宰相的想法要付诸实施，需要一定时间的的推敲打磨。加上，朝中大臣对王安石的评价差异较大，对王安石的才学能力，意见不一。所以，神宗并未听从大臣们关于王安石的不利言论，而放弃任用王安石的想法。但是，也未立即拔擢王安石为相。在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至熙宁二年（1069）二月这一段时间里，神宗多次与王安石论政。神宗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从王安石处吸取更多的治国方略，探讨这一方略的可适性。另一方面，也是在对王安石才学、能力的进一步考察。
（三）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解与认识
熙宁元年十月，神宗向大臣询问富民之术，可见神宗对理财问题的重视。于是，在此对该时期神宗与王安石的理财思想等问题进行比较。
反观神宗继位之初的政策措施也透露着节财省费的思想。减少赏赐，节俭英宗陵寝的花费，等等。在人事的任用上，张方平、赵抃等人均因上疏节财省费之建议，得到宋神宗的重用。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王安石任相前。
熙宁二年（1069）三月，苏辙上疏陈述节财之策，得到神宗好评，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曰：“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熙宁二年（1069）九月，神宗问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神宗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
王安石曾多次建议神宗省兵，其目的就是节财省费。熙宁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兵可省。”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王安石曰：“且祖宗朝北戎无警，即便罢兵，今即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王安石所主张的理财之策，固然不否认节财省费的价值，但开源才是王安石理财思想的重点。相比王安石，宋神宗更加注重节财省费。 对于王安石提出的节财措施，宋神宗大多予以支持。熙宁五年（1072）正月，安石曰：“仍减屯戍之卒，积财谷，严纪律。”神宗曰：“边头屯戍，近已大减。”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神宗曰：“蜀中东军不须多，可减。”又曰：“今蛮皆衰弱无足虑，即东军自可减也。”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王安石建议省麟府兵。王安石曰：“今日之事，麟府不须厚为兵备，于无事时省兵以纾民忧，惜财谷以实边，乃所以待有事也。臣愚以为西事但应接不失计，即虽元昊复生，尚无能为，何况如今秉常孱弱？”神宗同意王安石意见，神宗曰：“庆历中，麟府不过万人，今乃二万人，诚可省。”
熙宁六年（1073）十月，并营已经取得成效。神宗曰：“裁并军营，凡省军员四千余人，此十万军之资也。若训练既精，人得其用，不惟胜敌，兼亦省财。”熙宁七年（1074）六月，神宗曾对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若少留意，则所省不可胜计。昨者销并军营，令会计减军员十将以下三千余人，除二节特支及傔从廪给外，一岁省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紬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草二百万束。若每事如此，及诸路转运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经画，财其可胜用哉！”神宗看到并营带来的好处，期望朝廷能够节省财费。
由此可见，神宗继位之初，并非全无变法改制思想，而是依照传统的节财路径，延续了传统的节财省费之策。在与王安石合作过程中，关于节财省费的方略，神宗大多较为支持。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分歧，大多存在于王安石的“开源”之策方面。 此外，熙宁二年（1069）五月，王安石请求变更学校贡举之法，神宗存有疑虑，所以诏令：“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共议贡举法。”大多数官员都认为应改革旧法，苏轼上奏表示反对。神宗读了苏轼奏疏后，高兴的说：“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又对王安石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又想以苏轼为中书条例官，王安石反对乃止。可见，宋神宗对王安石施政方略的不完全理解并不单单存在于理财方面。
- 神宗坚定任用王安石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前，神宗对王安石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也。”此时，神宗坚持任用王安石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宋神宗在听到王安石较为高明的施政方略后，并未能对之完全理解。所以，在神宗选任王安石之初，其之间就存在一定的思想距离。那么，宋神宗又为何任用王安石为相呢，并坚定信任之呢？
第一，唯有王安石能使神宗的变法改革事业带来新意。首先，王安石与宋神宗具有变法图强的共同目标。前文已有论述。其次，部分大臣难以针对时弊，提出较好的改革方略。如：司马光曾认识到差役之弊，也曾上疏发表自己的看法，却未提出较好的改革方略。司马光曾曰：“凡为国者，患在见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乡户衙前之时，人未见其患，及今然后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则患益深矣！臣愚欲望圣慈特降指挥下诸路州县，相度上件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各具利害闻奏，随其所便，别立条法，务令百姓敢营生计，则家给人足，庶可望矣！”熙宁元年十月，司马光向神宗上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富国之术。王安石关于治国理政的方略前文已有论述。宋神宗虽然难以全然领悟其中含义，但能够认识到王安石治国方略的高明性。
再次，朝中虽有部分大臣提出了以节财省费为中心的财政改革建议，但是这类建议自仁宗朝出现这一问题以来就活跃于朝堂，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成效不够显著，也没能做到“标本兼治”。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指出：“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既然向神宗指出了国家的理财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得到神宗的关注。所以，在王安石与神宗的多次交流中，也必然会陈述其为天下理财的思想主张。实际上，王安石则为神宗提供了另一条解决财政困难的路径。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也使得神宗耳目一新，感到新奇。神宗定是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治国方略的进行了一定的比较。所以，才做出了选任王安石之学的理性举措。
第二，王安石具有敢于主持变法的勇气与魄力。历史上，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商鞅最后遭“车裂”而死。仁宗朝，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动庆历新政，未果而终，并且变法派纷纷招致贬官。残酷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这时敢于站出来主持变法，实为不易。
熙宁元年（1068）六月，神宗令司马光、滕甫二人为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主持裁减冗费事宜。司马光以修《资治通鉴》为名，拒绝了神宗此次诏命。司马光请辞曰：“窃惟方今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异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目，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不必更差官置局。专领此事，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谷差遣。”在神宗选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前，王安石对神宗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所以，王安石甘愿为变法改革事业奉献、牺牲的精神也十分可贵。
第三，王安石与宋神宗具有伐辽灭夏的共同目标。朝中元老大臣多希望神宗不要妄生事端。如神宗有意出兵西夏，司马光对神宗曰：“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富弼认为：“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这与神宗欲为祖宗刷耻的志向并不相符。
王安石则不同。朱熹曰：“神宗初即位，富韩公为相，问为治之要，富公曰：‘须是二十年不说著用兵二字。’此一句便与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说称上旨，君臣相得甚欢。”一向对王安石以“污蔑之言”相向的邵伯温也有记载。“熙宁初，韩魏公罢政，富公再相，神宗首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劝帝用兵以威四夷。”邵伯温的话，对王安石具有一种明显的污蔑性，观神宗继位初期对薛向、种谔等人的鼓励就可见神宗自身就有制服四夷的战略设想，而非王安石鼓动。然而，朱熹与邵伯温二人都指出王安石与神宗在兵事上意见具有一致性，且发生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后。在此之前，王安石建议神宗征伐辽夏的战略建议，目前仅能从情理方面理解。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解决财政问题和出兵辽夏问题上，只有王安石与神宗志向较为一致。“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张。”于是，王安石任相之初也能够得到神宗皇帝较大的支持。
第四，神宗对王安石的选任，极有可能与“首因效应”存在联系。神宗最初从韩维处得知王安石大名。神宗在东宫读书时，其讲读官韩维常常赞颂王安石，时为皇子的神宗就对王安石充满了仰慕之情，特别想一睹王安石真容。“神宗在颍邸，（韩）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所以，宋神宗对王安石的第一印象是博学多识、议论高奇。韩维又曾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作为神宗的讲读官。“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在见到王安石之后，又被王安石的高超的学识，新颖的见解而折服。
王安石本计划令神宗“以讲学为事”，使其所学“本末不疑”，而后效用。神宗则坚持尽快除任安石，神宗对王安石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神宗所言，确有其事。唐介对神宗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
安石对神宗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神宗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神宗表示同意。君臣二人达成一致，不久神宗以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部分士大夫对其抱以厚望。“安石既执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太平可立致，虽司马光亦以是望之。”不久，神宗又根据王安石建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其主持变法。
总结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继位，酝酿并着手推行新政，欲大有作为。首先，宋神宗听取部分大臣的建议，节省冗费，改革弊政，鼓励种谔等人袭扰西夏，显示了一股新朝新风。其次，宋神宗对宰执班子进行了调整。先是，三朝老臣韩琦、欧阳修相继罢职。再是，主张节财省费的张方平、赵抃等人被选入中书。其后，曾经参与过庆历新政的富弼担任首相。与神宗一样拥有富国强兵目标，怀揣变法方略的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并主持变法。
在此，宋神宗还选用王安石的变法理念作为富国强兵的路径。但是，宋神宗对王安石所言的变法方略，并未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与宋神宗和王安石二人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知识结构水平有关。所以，在以后的变法实践中，宋神宗一面坚定支持变法，一面对王安石所行之策时常表示疑问，甚至有时对新法的态度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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