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來華和在華居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現象，古代中國很早就開始了以法律形式管理外國人的入境和居留問題。在歷朝歷代的涉外法規和做法中，既有古老中國開闊胸襟的體現，也更蘊含著古代朝廷“制馭外夷”的大智慧。
01 古代外國人來華的幾個主要目的
外國人來華最早大概是發生在周朝，東晉人王嘉在《拾遺記》中說燃丘國向周天子獻比翼鳥，其國使者的樣貌是“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後人推測這些外國人可能是歐洲白人，從那之後中外之間的交流便日益趨向於頻繁。
“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外國商人和使節是最常見的來華外國人。漢武帝時大宛之戰後，深受震動的西域諸國“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資”，出使漢朝成為外國人積攢資歷的途徑。除此之外，中國也是古代外國留學生、僧人、教士以及流亡避難者的主要目的地。
外國人到中國留學興盛於隋唐，隋朝是中國古代開始批量接收外國留學生的朝代，日本人小野妹子曾兩次以遣隋使身份帶留學生入隋求學。到了唐朝時，“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弟子入學，遂至八千餘人”，日本至少派遣過19批遣唐使送來大量留學生入唐求學。自此之後，四夷之人來華留學歷經宋元明清綿延不息。
外國僧人入華始於東漢，例如天竺僧人攝摩騰、竺法蘭，安息僧人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僧人支讖、支曜，康居國僧人康孟詳、康巨，來華主要目的是傳法和譯經。隨後在唐宋時期來華的日本僧人，則是以學習佛法為主要目的，所以他們又被稱為“留學僧”，唐朝時著名留學僧有最澄、空海、圓仁等，宋朝時著名留學僧有裔然、寂昭、俊芿等。
古代西方教士入華也多始於唐朝。比如，景教是在唐朝貞觀九年傳入中國，唐太宗曾在詔令中稱“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回教也是在唐朝從阿拉伯傳入泉州、廣州等地，明朝何喬遠的《閩書》記載“（穆罕默德）有門徒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
此外，古代中國王朝也是外國人流亡避難的主要去所。比如，唐朝時西亞薩珊波斯滅亡後，其末代君主伊嗣侯之子卑路斯流亡而來，被唐皇冊封為波斯王。這種情況在歷代都比較常見，外國的亡國貴族、避罪的官員來華避難屢見於史載。
02 古代對來華外國人的入境管理與懲罰
隨著外國人大量來華，古代對外國人的入境管理從漢代開始就已經重視起來，並初步形成了“用傳出入”、“持節前往”等以傳、節為代表的出入境憑證制度。
唐朝的做法是向西域諸國發放銅魚符作為入境憑證，外交使節到達唐朝邊境需查驗銅魚後才能通行。使節之外的人入境則需要持有公文，這種類似通行證的公文被稱為“過所”，在京城由刑部司門郎中和員外郎負責頒發，在地方由都督府或州的戶曹參軍和諮議參軍負責頒發。無公文越境將受到懲罰，《唐律疏議》規定“無公文，私從關門過，合徒一年。越度者，謂關不由門，津不由濟而度者，徒一年半”。
除此之外，唐朝還嚴格規定了外國人入境過程中的行為規範，“蕃客入朝，於在路不得與客交雜，亦不得令客與人言語；州、縣官人若無事，亦不得與客相見”，外國人在進入長安之前，不準與國內官民百姓私自交流，如果“化外人來為間諜，或傳書信與化內人，並受及知情容止者，並絞”，洩露和傳遞國家重要信息將處以死刑。
宋朝發給外國來華貢使的入境憑證分為詔書和公據，宋廷有時會以分發空名詔書的方式招徠外國朝貢，因而外國貢使可以持空名詔書作為身份和入境的憑證，公據則是各地市舶司發給貢使的身份和入境憑證。
貢使以外無法預先獲取入境憑證的外國人，比如蕃商等群體則需要在達到宋朝口岸後申請入境，獲得地方官府的准許後才能入境。例如，《宋會要》記載“自來海外諸國蕃客將寶貨渡海赴廣州市舶務抽解，舉民間交易，聽其往還，許其居止”，顯示了宋廷對於市舶貿易的管理相對寬鬆。但這種寬鬆絕非是放任，繞過朝廷私自越境者同樣面臨嚴懲，《宋刑統》規定“諸越度緣邊關塞者，徒二年。未入者，減三等。”
03 古代對外國人在華居留的法律約束
古代設置“夷館”、“蕃坊”作為外國僑民的聚集區和居留地，以這種集中居住的方式避免華夷雜處，由此而形成的“華夷分居”做法一直延續到清朝。
《洛陽伽藍記》記載了北魏時期印度人、日耳曼系人雜居內地的情形，這些來自於東起帕米爾高原、西至羅馬的“附化之民，萬有餘家”，他們在洛陽聚居於燕然、扶桑、崦嵫、歸德、慕化等八處蕃坊中。
隋唐時期在華居留的外國人數量大增，“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公元787年唐朝曾核查外國人在長安置辦田宅的情況，結果發現共有四千家胡客在長安置有田宅產業，近代著名史學家向達據此推測當時長安胡人應在5萬以上，甚至可能超過10萬人。相比於陸上絲路起點的長安，作為海上絲路起點的廣州，則居住著更多的外國人。
近代著名史學家張星烺估測居留在唐代廣州的外國人有10餘萬人的規模，其中包括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斯里蘭卡）、真臘（柬埔寨）、訶陵（爪哇）以及非洲人和猶太人等群體。在中世紀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所寫《中國印度見聞錄》的記載中，唐末黃巢起義軍在公元878年攻入廣州時，城內被殺的外國人中僅教徒人數就達12萬人。
而到了宋代，居住蕃坊中的外國人越來越多。據當時阿拉伯歷史學家的統計，生活在宋代蕃坊的外國人中僅宗教人士就有20萬人。當時的廣州“富人多蓄鬼奴”，所謂“鬼奴”就是非洲來華的黑人，他們“色黑如墨，唇紅齒白，發鬈而黃”，廣州、泉州這些海路口岸城市的外國人非常普遍和常見。
自有外國人入華起，對他們在華居留的管理問題便為歷代所重視。特別是唐宋以來外國人在華居留數量的大增，歷代便逐漸在律令中制定專門約束外國人的法律條文。
漢朝對居留中國的外國人一概按照已有的法律進行管理，任何來華的外國人都必須遵守漢朝法令。《漢書·西域傳》記載了一件樓蘭王子在漢朝犯法的事情，“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雖然貴為樓蘭王之嗣子，但觸犯漢律不僅不準回國，而且還被按律處以閹刑。
到了唐朝，對外國人犯罪問題開始有所區分，《唐律疏議》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如果犯罪事件發生在同類外國人之間，比如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新羅人，那麼就按新羅國法律處理。而如果涉事的是百濟人和新羅人，那麼就按唐朝法律處理。宋朝法律在這方面的規定基本與唐朝相同。
但在明清時期就不再做這樣的區分，《大明律》規定“凡化外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在華犯事的外國人一概以大明法律制裁。清朝的做法與明朝相同，《大清律例》規定“化外人既來歸附，即為王民，罪並依律斷，所以示無外也”，同樣是入我國土就要尊我法律。
除此之外，歷代對在華居留的外國人也不乏一些特殊規定，比如城市居住權、通婚權、財產權、教育權等等。
古代朝廷基本上都限制在華外國人入城居住。比如，唐朝規定“化外人於寬鄉附貫安置”，在土地較為寬鬆的地方安置外國人居住，而城市顯然不是土地寬鬆的地方。宋朝法律則明確規定“化外人，法不當城居”，不允許任何來華外國人進入城市居住。而在清朝，不僅不準外國人在城內居住，甚至連短暫進城都不允許，乾隆時期專門制定《防範外夷規條》用以加強管理，“夷人到省，向在城外夷樓聚處，國有典章，二百年從無夷入入城之事”。
對於蕃漢通婚問題，古代朝廷大多數時間是允許的，但也制定了一些限制條件。唐朝規定“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在華外國人可以娶漢女，但不準將所娶漢女帶回國。宋朝對此的限制比唐朝更多一些，宋朝規定“諸蕃商娶中國人為妻及僱為人力女使，將入蕃者徒一年，將國中所生子孫入蕃者減一等”，不僅不準外國人將漢女帶回國，就連她們所生育的子孫也不準帶走。
對於在華外國人的財產，古代朝廷基本都給予了保護。唐朝規定“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官府會在外商死後為其保全財產，若三個月內他沒有妻子親眷到府認領，則收為朝廷所有。五代時後周的規定與唐朝稍有差別，“其蕃人、波斯身死財物，如灼然有同居親的骨肉在中國者，並可給付；其在本土者，雖來識認，不在給付”，不承認在華外國人的本土親眷的繼承權。宋朝規定“諸州郡應有波斯及諸蕃人身死，若無父母、嫡妻、男及親兄弟元相隨，其錢物等便請勘責官收”，也只承認外國人的在華親眷的繼承權。
相比之下，古代朝廷對在華外國人的教育權是相當開放的，准許在華外僑接受教育、參加科舉乃至是入朝做官。比如，唐宋時期不僅國子監、太學中有大量外國留學生，在廣州、泉州等地還專門設立“蕃學”，方便外僑子弟接受中華教育。宋朝時的廣州“大修學校，日引諸生講解，負岌而來者相踵，諸蕃子弟皆願入學”。在華留學後參加科舉和做官的外國人，更是歷代皆有。比如，波斯人安吐根在北齊官至儀同三司，日本人阿部仲麻呂在唐朝歷任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
古代中國無論是開放還是封閉的時期，對待來華外國人總體上是比較禮待的。但這種禮待是以講原則和講主權為前提的，總體上是既有溫情也有冷麵。比如，唐朝會向來華的蕃國使節提供長達數月的口糧，會遣醫人為患病的蕃客贈送湯藥，但在華夷分居、蕃漢通婚等方面的限制卻絕少會鬆口。
諸如外國人來華可以，入城不行；娶漢女可以，帶走不行等管理在華外國人的原則性思路，在唐代以後的歷代都得到了嚴格的繼承和沿用。
閱讀更多 讀歷見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