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夏天，大清王朝做出了一个令中外啼笑皆非的举动，将学业未成的官派留学生召回。召回的主要原因是，大清官员认为这些留学生反叛传统，在美国剪辫易服，加入基督教，已经严重背离了中国传统，背离了清廷的清廷的初衷。当留学生召回的谕令一下，在容闳的失落和无奈之外，更多的引起了国内外的一片舆论之声。
容闳像
188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提及中国留学生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1]
和西方社会相比，国内各界对于留美幼童中途被撤回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立论角度体现了中国社会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当时《申报》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中国前派幼童出洋学习西法，本属美举，而论者纷纷，以为是者半，以为非者亦半，及今岁将在美国之学徒尽数召回，论者又复臆度，各执一说。大抵言：学徒辈在美国学习有年，甫将著有成效，而遽行召回，颇为可惜。更有谓：学徒出洋之后，至今究未知其所学何如，如将召回，考其所业。又有谓：因中国近年创设电报，经理需人，故特召回，使之襄理电线诸事。其说不一，卒不知其孰是。[3]
1872年，幼童赴美前，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合照
反对撤回留美幼童的多是一些倾向于西学的开明人士，他们以自己对西学的了解为基础，为幼童不能完成学业深表惋惜。
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曾经作《盛世危言》，对朝廷撤回留美幼童深为惋惜。他说，将留美生全数撤回，实在令人惋惜。幼童们在美国学习已八九年，算学、文理科目都比较优秀，再有四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为朝廷所用，现在却浅尝辄止，在中外将成为一个笑话。
当然，当时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主张撤回留美幼童，尤其是在民间，对幼童们剪去发辫，穿洋装，不行跪拜之礼的举动难以理解。
归国后曾为国家栋梁的留美幼童
朝廷选送留美幼童，原计划15年完成学业，现在不到10个年头，却中途撤回，这一事件被称为“留美幼童公案”，这一事件的发生，作为推动者的容闳是最为伤心的。
对容闳来说，留美教育计划花费了他十余年的心血才得以实现，无疑是步履蹒跚了；然而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容闳的教育计划又仿佛是一朵过早开放的花，它缺乏适宜的土壤，也缺乏适宜的气候。清朝官场中，唯一支持他的实力派是曾国藩。但曾国藩在1872年8月便病故了，容闳没有了支持他的力量。这样，容闳又成为“孤独”的人，对于容闳的留学教育强国主张，江苏巡抚丁日昌曾推心置腹地对容闳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4]容闳自己也未尝没有看到这一点。
留美幼童黄耀昌
留美幼童被召回，容闳是最为难堪和无奈的人了。容闳本来是寄希望于通过留学改造贫病虚弱的中国，可是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在留美幼童被召回的时刻，他美国的妻子身患重病，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容闳虽然多方寻找名医诊治，精心照料，但妻子还是在1886年病逝。当时，他的两个孩子还年幼，一个九岁，另一个七岁。容闳回忆这一段艰难的生活时说，从1881年到1886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幼童被召回，妻子又病重，这些都使他对前途感到心灰意冷。妻子病故后，容闳既当父亲，还要担当起做“母亲”的重任，心力更加交瘁。但即便如此，他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仍在心中燃烧。
1894年7月，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挑起战端，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此时，身在美国的容闳焦急地关注战事，为中国的命运担忧。爱国心切的容闳连续给张之洞写信，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曾经在中国驻美公使馆工作过，与容闳相熟，容闳便通过他将信件转交给张之洞。容闳的信中提出了两大抗日之策。第一策建议朝廷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购买军舰三四艘，并雇用外国兵5000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后路，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样日本必然调回在朝鲜的兵力。中国可以趁此机会加紧操练新军，海陆并进一举击败日本；第二策是在向英国借款的同时，派员与欧美强国协商，将台湾全岛抵押给欧美的某一国。借款4亿美金作为训练海军、陆军以及与日本作战的军费。 容闳的这一书生之见，在今天看来有点卖国的嫌疑，但在当时，也是一种无奈之策。
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军舰
容闳的建议，张之洞认为第一策是可行的，第二策万万行不通，他不想在朝廷中受人以柄。对于第一策，他致电容闳，要他尽快到英国协商办理此事。得到张之洞的电报，容闳感到受命于危难，自己当义不容辞，于是，立即由美启程前往英国。在英国，他上下奔走，几经努力，终于与英国银行界达成借款协议，同意以中国海关税作为担保。但是，当时的朝廷外患频仍，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权力斗争十分激烈。朝臣中，李鸿章与左宗棠关系不睦，李鸿章与张之洞也是互相倾轧，相互掣肘。张之洞提出的以海关税为担保向英国借款之事，遭到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的反对而被否决。
容闳的提案虽然被否决，但张之洞很希望他回国为自己所用，于是给他写了封信，容闳接到信后，就踏上回国的路程。1896年期间，容闳参照美国的体制，草拟了建设中国国家银行的方案，并得到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官员的赞成而上奏朝廷。命运再次给容闳开了个玩笑。盛宣怀抢先兴办了银行！同时，他提出的兴建天津到镇江的铁路计划也因遭到盛宣怀和张之洞的反对而流产。
本文根据《少年行》改写
银行和铁路计划的失败，失意的容闳得出如此论断：“在这个帝国中，上自慈禧太后下至最低微卑贱的差役，无不与贿赂有染，整个国家政治结构因此被弄得千疮百孔……在中国，金钱是无所不能的，一个人能用金钱达到任何目的。一切都是交易。谁出价最高，谁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5]由此，容闳认为，中国的出路，根本在于改变体制的问题。
[1]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第 113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9 月版。
[2]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第 11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9 月版。
[3]再论续选学生出洋》，见《申报》1882 年 1 月 24 日。
[4]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26 页，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5]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 292 页，百家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版。
閱讀更多 作家李書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