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容闳，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一生几乎全程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留学美国
容闳，字纯甫，清道光八年即1828年11月7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一个贫穷的渔农之家，因为家贫，父母无力送其入学读书。容闳出生时，原属于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经被葡萄牙占领了近三百年，虽然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止洋人在中国传教，但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偷偷在中国沿海传教的行动，并兴办了一些医院和学校，免费为穷人治病，让穷人的孩子上学，以吸引穷人入教，而被西方殖民的澳门，则是这些传教士的大本营。七岁那年，容闳跟随父亲到了澳门，并进入了英国人开办的马礼逊教会学校，由郭士腊夫人负责教导。进入这所学校，对容闳以后的人生道路及信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年后，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教会学校为避战祸被迫关闭，容闳只得辍学回家。同年，容闳的父亲因病去世了。鸦片战争结束后，马礼逊学校恢复办学，校长为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传教士布朗先生，容闳说服母亲同意自己重新入学。因为战后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所以马礼逊学校也迁到了香港，容闳也随着学校来到了香港。
1846年底，布朗先生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带三到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并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和父母赡养费。当时，洋人在中国如同怪兽，而西洋则无异于地狱。想想看，直到1875年，清廷任命郭嵩焘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时，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来讽刺郭嵩焘。因此，在容闳那个时代，要做出出洋留学的决定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而容闳第一个站出来报了名，因为他想亲自去看一看书本上描写的以及布朗夫妇口中讲的那个精彩的新世界。
1847年1月，18岁的容闳与黄宽（近代医学家、教育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第一位留英博士）、黄胜（因在美期间水土不服于1848年返港，著名报人、政治家）两位同学跟随布朗先生从广州出发，横渡茫茫太平洋，并于4月抵达美国，然后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蒙松中学就读。该校是大学的预备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品格。1850年，容闳考取了耶鲁大学文学院，但他无力负担昂贵的学费以及生活费，只得向布朗先生求助。在布朗先生的斡旋下，蒙松学校同意资助容闳读大学，但容闳毕业后必须回中国担任传教士。容闳拒绝了蒙松学校的资助，他表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后来，布朗先生又联系到了一家基金会为容闳提供资助，他才得以顺利地进入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期间，容闳不仅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社团，很快便融入了美国人的生活。学习之余，他还经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做服务员等，以此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1854年，容闳毕业了，27岁的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祖国的命运。经过反复思索，他决定把西方的科技文明引入古老的中国，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在《西学东渐记》中，他这样写道：“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因此，他放弃了留在美国发展的机会，怀揣着强国梦，踏上了归国之路。
二、天国封爵
1855年4月16日，容闳再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随后便返回广东看望母亲。6月到8月间，他在家乡亲眼目睹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两广总督叶名琛因太平军起义而迁怒于广东百姓，在全省大开杀戒，短时间内便屠杀了七万五千名无辜的人民。这种残暴的杀戮让容闳非常震惊，他评论说：“这次大屠杀在现代文明的记载中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嗜杀成性的暴君如凯里古拉及尼罗，甚至法国大革命，也不免为之黯然失色。”几十年后，当回忆起这次惨案时，容闳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从刑场回家后，我感到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心胸烦闷，食欲全无，神经紧张，夜不能寐。白天所见景象，激起了我的思绪。我当时想，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满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
容闳归国后，先是在美国公使馆担任美国代理公使派克的书记员。三个月后，他又辞职去了香港，成为高等审判厅的译员，并学习法律，希望成为一名律师，但受到英国律师的排挤无法在香港立足。于是1856年8月，他又到了上海，在海关翻译处担任通事。工作一段时间，他发现虽然这份工作待遇优厚，但却有损中国人的人格，于是便离职而去，专门从事翻译业务。1859年3月，受洋商宝顺公司委托，容闳从上海乘船，沿长江考察了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等产茶区，了解茶叶的制造及装运出口事宜。这次考察大部线路都处于太平天国与清军对峙的地区，容闳初步得到一个了解太平天国的机会。
1860年11月，应两位美国传教士的邀请，容闳又与他们一起考察了太平天国。容闳在回忆自己之所以接受这次邀约时说：“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太平军的性质，察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11月18日，容闳一行到达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在天京，容闳见到了自己在香港时的老朋友、天王洪秀全的族兄干王洪仁玕以及自己在澳门时的小学老师、美国传教士、时任太平天国外务丞相的罗孝全。容闳对洪仁玕非常了解，认为他思想非常开明，很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设想，于是，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了关于建国的七项建议：一是组建一支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二是设立一所陆军军事学校以培养有学识、有才干的军官；三是创设一所海军学校，建立强大的海军；四是组织文官政府，选择有才智、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部门的行政顾问；五是建立现代银行、金融系统，厘定度量衡标准；六是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七是建立一套实业学校系统。这七条建议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容闳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要构想。两天后，洪仁玕再次接见了容闳，他肯定了容闳的七点建议，并非常明白这些建议的重要性，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理解这些建议，暂时还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目前还无法实施这些建议，而且其他诸王都在外带兵打仗，这种重构天国制度的重大事项需要等他们回到天京协商后才能决定。洪仁玕的这番话，其实就是对容闳建议的委婉拒绝，容闳对此大失所望。
几天后，洪仁玕派人给容闳送来一个小包裹，容闳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方小印章，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义”字头衔，还有黄缎一幅，上面注明了“义”的官爵等级，并盖有干王的印章。太平天国“王”之下有六爵，即义、安、福、燕、豫、侯，而“义”排在六爵的第一位，在太平天国整个爵位系统中也是属于第四等的高阶。由此可见，洪仁玕对容闳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通过这段时间对太平天国的深入了解，容闳认为太平天国并不能完成改革中国的历史重任，无法使中国复兴，因此，第二天他就来到干王府，将委任状和印章还给了洪仁玕。同时，他告诉洪仁玕，如果太平天国打算实施他所提出的七点建议，甚至只是实施其中的一条或几条，只要需要，他都会尽心尽力为太平天国付出。随后，心灰意冷的容闳便离开了天京。
后来，谈到自己对太平天国的印象时，容闳说：“其（太平军）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以此加入太平军，非独不能增加实力，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而使其兵力转弱。盖此等无赖之尤，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而太平天国后期的发展，也印证了容闳的判断。
三、推动留学
在耶鲁毕业前夕，容闳就认为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外国的新式教育，是救国强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归国后他一直努力地推动这个设想，但一直毫无进展。
1863年2月，容闳的朋友、曾国藩的幕僚张斯佳给容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安庆与曾国藩一晤。想到自己以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又是死对头，此时正是双方斗得最激烈的时候，这个时候曾国藩邀请自己去安庆，实在弄不清是福是祸，所以，容闳婉拒了张斯佳。两个月之后，容闳又一次收到张斯佳的信以及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信，二人在信中说明了邀请容闳到安庆的目的，容闳这才解除了对曾国藩的疑虑，答应不久之后就到安庆赴约。不久之后，容闳又一次收到张斯佳和李善兰的信，催促他及早动身。此时，曾国藩是整个大清最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位高权重，权倾一时，容闳意识到这是一个实现他教育计划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当年9月，他便到了安庆，拜见了曾国藩，同时还拜访了张斯佳、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不久之后，曾国藩又两次接见了容闳。通过这几次接见，曾国藩确认容闳是一个正人君子，值得托付重任，于是次给容闳六万八千两白银，让他到美国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容闳接受任务后即刻动身，一年之后便从美国买回了车床、刨床、钻床等制造机器的机器，这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机器。
由于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曾国藩马上向朝廷上了奏折为容闳请功，并任命容闳为侯补五品同知，派其协助上海道台丁日昌组建江南制造局，两人在合作中结下了深刻的友谊。因此，1868年，当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后，容闳借中美签署《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第7款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参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之机，通过丁日昌给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上书，建议“政府宜选派聪颖幼童，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文祥虽然也热心洋务，但这一年恰好丧母丁忧回籍，因此这次上书便石沉大海。
1870年，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在天津的为非作歹，攻击了天主教会机构，并杀死了数十人，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为外理天津教案，清政府调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与丁日昌等人负责处理教案。借着钦差大臣都在天津之机，容闳又拿出了更详尽的挑选幼童留学西洋的章程，请丁日昌转呈曾国藩。曾国藩看了容闳的章程后，马上便给朝廷上了著名的《挑选聪颖幼童留学泰西折》。在恭亲王亦的支持下，最终在1871年下半年，慈禧太后拍板同意挑选120名聪颖幼童留学西洋，并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主管该事。曾国藩接旨后，立刻组成了两个班子，一是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幕僚刘翰清为委员，驻扎上海，负责招收、培训、选拔出洋幼童，二是选带幼童驻洋肄业局，任命四品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留洋委员，五品侯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任务是携带幼童到美国学习。随后，两个班子拟定了出洋幼童管理办法： 1、通过考试选拔12至15岁的聪颖幼童，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2、总共选拔120名幼童，自1872年到1875年，分四年赴美，每年30名；3、学习时间为15年，凡考试合格者，需与政府签定生死合同；4、幼童学成毕业后，不许逗留美国，必须回国服务；5、幼童的学习、生活费用，包括车船费，全由政府出资；6、幼童在美国学习期间，生死病故，各安天命，政府不赔偿。
办法拟定后，便开始招生，但在招生环节，容闳却遇到了困难，就算有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到1872年上半年，也一直没有招够第一批的30名幼童，因为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孤身一人到蛮夷之邦。无奈之下，容闳又到香港招了6名幼童，其中就包括12岁的詹天佑。
把从香港招到的6名幼童带到上海后，容闳就提前去了美国麻萨诸塞州的斯波林菲尔市打前站，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就发电报回国，让陈兰彬带幼童出发。1872年8月11日，在留洋委员陈兰彬、翻译曾兰生、中文教民容增祥的带领下，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吴淞口登船，踏上了留学美国的道路。
四、终陷败局
在太平洋上经过约一个月的航行，第一批幼童终于到达北美并在旧金山登陆，然后乘坐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涯。
为了帮幼童们克服语言障碍，他们两三人一组被分配到了美国的中产家庭中学习、生活。美国家庭和社会对待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孩子们非常友善，当时很多美国穷人孩子都在做童工，而这些中国幼童则可以轻松地穿梭在课堂、宴会和球场之间。美国教育部门还发函希望美国老师在关爱中国孩子的同时，还要督促他们学习中国功课，让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在这种氛围之下，幼童们迅速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成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最优秀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学业优秀的同时，这批幼童也迅速接受了美国的文化，他们脱去长袍马褂，剪掉辫子，活跃在各种文艺体育活动中，他们和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交流甚欢，还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接见。
虽然孩子们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管理这些孩子的除容闳外，几乎清一色的守旧派官员，他们接受不了美国的新鲜事物和新鲜文化，同样无法容忍孩子们接受这些事物和文化。于是，他们不断地瞒着容闳给朝廷上书，指责幼童“适异忘本、离经叛道，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充满对留美幼童的指责，最终清廷决定撤回留美学生。
容闳得到消息后极为震惊，为了让幼童能够留在美国继续学业，他积极地在美国文化界和政界奔走求助，美国时任总统和多位名校校长都站出来声援幼童，并写信给曾国藩的继任者李鸿章请求他上书朝廷收回成命。比如，耶鲁大学校长就在信中写道：这些孩子们不愧是来自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就要开花结果，此时撤回无异于尽弃前功……《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社论，劝说清政府不要将幼童撤回国内。
可惜，所有人的努力都没有收到成果，清廷最终还是决定撤回留美学生。1881年，原计划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在推行9年后中途夭折，所有学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完成了大学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命拒绝回国，留在耶鲁完成了学生，李恩富和陆永泉被召回后又重新回到耶鲁完成了学业。这样，120名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的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于1881年分三批回国。
幼童们回国后，迎接他们的是同胞的排斥及社会的谴责，当时的《申报》就写道：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世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对于幼童们回国的安排，由李鸿章作主，大致分三拨分派下去：一是头批幼童21名送往天津电报局，学习电报技术；二是二、三批内23名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三是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学堂学习当差。参加海军的幼童最终经历了两次对外海战，其中詹天佑等7人参加了中法马尾海战，薛有福等4人捐躯；陈金揆等11人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陈金揆等3人殉国。
容闳倡导的中国第一次留学运动虽然因保守势的破坏而失败了，但它对古老中国发挥的历史功效却没有终结，就像容闳所说的那样：“要判断一棵树的价值，唯一的办法就是看它果实的价值。”甲午战争惨败给撮尔小邦日本后，国际局势倒逼清政府重视洋务和改革维新，于是幼童们的命运开始逐渐改变，慢慢地他们成为了活跃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留美幼童中，涌现出国务总理1名、外交部长2名、驻外公使2名、外交官12名、海军元帅2名、海军军官14名、电报局官员16名、大学校长3名、工程师14人、铁路官员10人，其它还有律师、军医、教师、商人、编辑、作家等。
五、走向革命
容闳大力推动的幼童留美行动功败垂成，这对容闳是一个重大打击，但却没有浇灭容闳报国的一腔热情。甲午战争失败后，容闳积极地为清廷出谋划策，提出种种兴国方案，比如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国有铁路等，但最终这些建议都没有被清廷采纳。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容闳积极参与其中，给了康梁等人极大的支持，容闳的家也成了维新派人士聚集的地方。变法失败后，清廷四处捕杀维新党人，容闳作为维新派之一也被清廷通缉。容闳在协助康梁出逃后也冒险潜逃出京，经上海潜往香港。
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开始高涨，清廷向各国宣战，这种愚蠢的行为让容闳忧心如焚，他写信给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地区成立新政府，拥护光绪皇帝。张之洞虽没接受容闳的建议，但却联合刘坤一、李鸿章等人推出了东南互保，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自己的方案有差别，但仍不失为一种选择，因此他选择了支持张之洞。与此同时，容闳也与维新派人物唐才常等人保持联系。1900年7月，唐才常邀请维新派人士与少数革命党人以及文化界、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召开国会会议，经投票，选举容闳为中国国会正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容闳亲自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8月，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一行人中包括了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会见了容闳，容闳对起义做了详细安排。起初，张之洞对自立军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策略，但随着慈禧返回北京重新掌权，张之洞决定继续效忠清政府。于是，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30余人，次日是即将唐才常等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苦力逃回上海。容闳作为匪首之一，再次被清政府通缉，不得不与容星桥一道流亡日本。容星桥1895年在香港时就因为与孙中山兴趣相投而加入了兴中会，此次在逃往日本的船上，恰好遇见同船赴日的孙中山，于是容星桥便介绍容闳与孙中山相识。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尽管年龄差别巨大，但两人却志同道合，相识恨晚。容闳认为孙中山“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而孙中山则推崇容闳“声望素著，富新思想”。这次会面后，容闳开始由一个改良主义者向一个革命者转变。
1901年9月，革命党人在香港开会策划发动广州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孙中山才是大总统的最佳人选。1902年夏，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此后，容闳在美国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政界人士布思，度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以支援中国革命。
1909年，容闳向荷马·李和布思提出一个“中国红龙计划”，提出在美国国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和1亿发子弹来支持革命党人进行武装斗争。1909年12月22日，孙中山受容闳之邀赴纽约与容闳见面，并与荷马·李和布思多次密谈，制定起义计划。虽然中国红龙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此计划促使孙中山放弃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而集中财力和人力支持黄兴抓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久病卧床的容闳在美国得到消息后兴奋异常，连续写了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他在信中提醒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纷争，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最重要的是要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纂夺政权，他在信中写道：“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但命运没有给已经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这个机会。4月，容闳的病情开始恶化，弥留之际，他叮嘱在身边的长子容觐彤一定要回国服务，以完成他为新生的共和国效力的愿望。但容觐彤耶鲁毕业后已在美国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他不舍得放弃这份工作，于是容闳把儿子叫到床前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遵从父亲的遗愿回到了中国。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最终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享年84岁。葬礼上，牧师讲了这样一段悼词：假如他还没有老，他一定会亲自参加革命，他与生俱来的、热爱效忠中国的光焰绚丽燃烧，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随后，容闳被安葬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城西郊的雪松山公墓园。容闳去世次日的《哈城日报》在刊登消息时称容闳为“学者、政治家以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而《纽约时报》在报道容闳去世消息时则评价道：“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西湖大学校放长施一公曾惋惜地说：“有时候我去做讲座，下面黑压压几百人竟然没有人知道容闳，挺遗憾的，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确实，今天的人们不应该轻易忘掉容闳， 容闳幼年赴美，归国时汉语都已基本忘记，他对美国的强大和中国的落后有深刻的体会，然而他却没有成为一个“洋奴”，觉得美国的空气都比中国的甜，而是以一种既不傲慢无知又不恐惧仇恨的心态看待西方。
在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是一个阶段迅速被另一个阶段所取代，而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中国继续现代化的守旧力量，而容闳却能一直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超越自己曾经参与过甚至发生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毅然投身到新的历史阶段，推动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容闳对自身的这种超越性不忠于、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利益集团，而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这种独立性正是近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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