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他是20世纪我国的主要人物之一，我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特别作为有留美布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时期对我国教育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卓著的奉献。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讨中华文明，推动中医药的开展和国际认可，晚年极力推动海峡两岸的沟通。
陈立夫先生一贯对中医药情有独钟，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与祖国传统医学结下不解之缘，1929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他炮制的《废止中医中药决议案》，此举一出，全国上下舆论哗然，江南名医奚可階出于义愤率先联合全国中医界名流，蒋文芳、方慎庵、长沙曾觉叟等，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一说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学界联合会议，会上组成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立即得到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立法院法制委员长焦易堂的支持，后来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民意难违，才下令撤销废止中医中药的一切禁令。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陈立夫先生值得人们永远记忆的，是他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陈立夫返台后除了读书娱乐，不过问政治，专心推行中医之学并提倡“中华文化统一中国”。他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余年，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发展，推动台湾中医教育，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他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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