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在21世紀初被引入中國的學術語境之後，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數字人文成為熱點不全然是一件壞事。它能夠帶來更多學術創新和跨領域的合作，拓展人文學科的學術實踐，因而對學界的發展肯定具有積極價值。即便是在相對傳統的歷史學研究領域，數字人文方法似乎也找到了突破口。不論是“數據驅動”的研究理念，還是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結合歷史學研究求真務實的學術追求，都取得了很多不俗的研究成果。
數字人文會重蹈計量史學的覆轍嗎
樂觀的研究者興奮地宣告數字史學已經代表了史學研究的未來，而對新技術、新理念持保留態度的學者還很疑惑：融合了數字工具的歷史研究，除了徒增絢爛的技術和複雜的公式之外，是否解答了真實的歷史問題？其實，這兩種立場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盲點。回顧一下史學史，我們就會發現，類似傳統與激進的史學方法或理念之間的衝突共生，並非史學發展歷程中的偶發事件。
計量史學曾經踏著七彩祥雲進入歷史學科的後院，掀起了波瀾。計量史學是理性主義思潮或者科學主義思潮衝擊歷史學的產物，以至於如勒華拉杜裡這樣的激進者曾樂觀地估計，未來的歷史學家首先要是一名程序員。或許程序員的門檻太高，勒氏自己也沒能兌現諾言。之後，喧鬧一時的計量史學不斷遭遇主流史學陣營的質疑，特別是在史學家祭出歷史研究應該強調學者的個性，“數據驅動”的方法會丟失歷史學科豐富的人文意蘊這樣的觀點之後，計量史學幾無還手之力。所以，計量史學之後，西方的史學實踐經歷了一場“敘事的復興”（Revival of Narrative），其旗手便是英國曆史學家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
計量史學嶄露頭角其實是1960年代以來歷史學追求社會科學化的必然結果。然而在斯通看來，敘事才是歷史學家的傳統技能。斯通這樣定義敘事：它按時間順序組織內容；它專注於連貫的故事；它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關注人物，而不是抽象的環境；它處理個體和特定的問題，而不是集體和統計性的問題。從斯通的立場看，計量史學之後的敘事歷史才能代表“新歷史學家”，他們的歷史書寫試圖發現人們的內心世界以及過去的生活狀態，這些現象只能通過重新啟用歷史敘述才能得到展示。自詡新歷史學家的斯通其實呼應了許多傳統學者對計量史學的尖銳批判：在這樣的研究中只有精確的數字而沒有人性的光輝。
毫無疑問，從計量史學再到敘事的復興，西方史學史經歷了螺旋上升的發展過程。在數字人文喧鬧的繁華背後，我們或許不禁反思，數字人文會不會復現曾經的輪迴呢？
最樂觀的估計是，數字人文不應該與計量史學相提並論，它肯定不會重蹈計量史學的覆轍，這是因為數字人文有著比計量史學更寬泛的學術內涵。雖然數字人文也強調量化統計、數據驅動，但是它開放的延展性讓其具有廣闊的發揮空間，甚至能夠更加充分地體現歷史書寫的真實內核。
“數字發佈歷史”的親和力
我們都知道，“歷史”這個概念至少有兩個基本含義：人類社會過去發生的事件，以及對過去事件的記錄和研究。歷史學家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討論如何更好地記錄和書寫歷史。換句話說，歷史敘述是歷史學的要義之一，這其實正是斯通強調“敘事復興”的重要理論前提。
可惜，雖然歷史敘述如此重要，但是在數字人文進入史學研究陣營之前，關於歷史敘述的理論與方法其實沒有任何突破。傳統上，歷史敘述以語言為基礎，通過文字、印刷物等媒介來承載和傳遞，因而完全是基於文本的。正如有學者提出的那樣，“語言、文字是歷史記憶呈現的主要方式。通過語言、文字將大腦中儲存的歷史記憶呈現出來，就是歷史敘述。歷史敘述是歷史記憶呈現、輸出、表達的方式。”（左玉河：《歷史記憶、歷史敘述與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2頁。）但是，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應用正在改變歷史書寫的話語形式與內容，為非視覺的、基於文本的歷史敘述提供了一種吸引人的替代方案，這必將有效地改變歷史敘述的形態。（via 社會科學報 點擊“瞭解更多” 獲取全文）
閱讀更多 貼近地面飛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