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脾湿，丈夫早夭”，是《史记》之中司马迁对于江南的看法。实际上不只是司马迁，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江南都与“烟瘴之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古代士人阶层，这种地域歧视可谓屡见不鲜。
蛮烟瘴雾的江南
这种现象的形成，固然跟古代受限于人口和科技，对南方的开发不足有关，但江南自古以来就有人生存，为什么偏偏会在士人中间形成这种南方“地域黑”呢？所以这种“地域黑”的形成，不仅是南方自然环境的问题，也跟士大夫群体本身的价值取向有关。
一、秦汉以前，生产科技不发达和人口数量的不足，使得从南北方对比来看，人们对于南方的开发不足，环境比较原始，从而客观上形成了“江南脾湿”这种观念的基础
从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开启中国封建时代以来，作为统一王朝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江南一直受到历代皇帝们的重视。
比如秦始皇派赵佗率五十万军队收服百越，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南方各地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唐宋以后经济中心南移，封建王朝对于南方的重视就更不用说了。
南越王赵佗像
在最高统治者如此重视的前提下，为什么古代士大夫们会认为“江南脾湿，丈夫早夭”呢？其中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江南地区的开发程度问题。
先秦到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核心在黄河流域，人口密集的地区也是在关中平原和山东等地，这些地方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处于北方，温带气候明显，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更适合小麦，小米等农作物的生长。
而长江以南，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江南地区，因为独特的气候水土条件，不适合早期其麦、栗为主的农作物生长。
根据《尚书·禹贡》记载：
“荆及衡阳惟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认为江南地区的土地因为水分太多，所以田地只能算是下等的田地；田地是下等的田地，人口自然就无法快速增长——人口无法增长，又使得对于江南地区的开发程度，远远比不上北方。
南方的“下等”田地
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循环，促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方地区的人口无法形成较大规模的聚集效应。而在封建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往往就是从大量人口聚集开始的，南方既然处于一种地广人稀，“民治老死不相往来”的散养状态，也就无法推动科技的进步，只能依靠国家以政策来支持开发。
类比于现代，一个地方的开发需要国家支持的时候，往往就代表着不发达，那么既然古代南方的开发是在国家鼓励下进行的，也就证明实际上当时南方的生存条件确实没有北方好，否则何须政府鼓励，百姓自己就跑过去了，就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衣冠南渡，这时候北方战乱，南方和平，就算是官府不鼓励，人也都往南方跑。
所以说，“江南脾湿，丈夫早夭”这种古代士人的地域歧视，最初的原因是南方因为气候和水土环境，早期的人类文明科技无法征服这里的自然环境，难以在南方建立起如同北方那样人口密集的聚居地，而势单力薄的人类在原始的大自然面前自然是渺小而脆弱的，所以就形成了古代人对于南方“烟瘴之地”的看法，士人这种偏见，自然也在其中。
二、唐宋以后的南方即使已经相当发达，但因为政治中心依旧在北方，讲究“修齐治平”的士大夫们本身就对南方有抗拒的心态，从而导致了对南方地域歧视的延续
当然这种地域偏见的形成，也不仅仅是南方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决定的。也跟当时士人阶层本身有关。
秦汉以后，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实际上中华民族对南方的开发，已经远不是先前时期所能比拟的，南方很多大城市的兴起，也证明从人口的聚集效应上看，南方也已经不再是以前地广人稀那种状况了。
那么在这些人都已经在南方生存下来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士人阶级还会对南方抱有偏见呢？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在北方的客观事实。在古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引导下，大多数士人们，将从政当成自己唯一的出路。想要从政，自然就要靠近权力中心，这时候去南方，往往就代表了被排挤出政治中心，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政治中心仍在北方
清人张际亮在《张亨甫全集》中称：
“刘禹锡贬连州，乃追怨张曲江昔曾言流官不宜与善地，故卒无后云云。然唐时岭南节度已为雄镇，其僚佐多一时名流，未闻有瘴乡之感。然则诸臣过岭而愤限不平者，皆为迁谪故耳，岂必果其地 水土恶劣哉！”
现代影视剧中，经常在一个人心情不好时，就故意营造出瓢泼大雨的气氛，环境固然能对人的心情产生影响，但同样的，人的心情也会影响眼中所看到的环境。
在古代士人前往南方做官，往往代表着贬斥的情况下，就算南方是仙境，在他们眼中恐怕也要变成是“烟瘴之地”了。
所以说，实际上中国古代士人中间“江南脾湿，丈夫早夭”这种文化上的地域偏见的形成，也跟士人阶层本身想要靠近权力中心的价值取向有关。因为封建时代早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往往在北方，所以被贬斥到南方的官员们，自然将南方当成是“不毛之地”。这种不毛，更多的其实是他们自己心境上的不毛之地。
三、明清以后，南方出身的士人占据了士人群体的主流，士人阶层对南方地域歧视就失去了根基，同时资本主义萌芽和人口爆发式增长，促使南方被过度开发，客观上也不存在歧视的基础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地域偏见的现象逐渐消失了呢，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明清时代，随着玉米，番薯等高产农作物的传入，中国古代人口，又进入了一个迅速增加的时代，于此同时，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南方兴起，国内的商品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这个时候，南方的地域优势就显现了出来，在蒸汽机没有发明之前，陆地交通是远不如水路交通方便的，而交通又是商业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南方密布的水网，就满足了商业的交通需求。
南方水网密布
在此基础之上，南方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了国家经济的支柱。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南方的经济远远超过北方的时候，他们自然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反应到现实之中来，就是在全国官员之中，南方人占比的迅速增加。
《明史》记载：
“三十年偕纪善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于是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
也就是说，明朝洪武三十年的科举考试里，刘三吾等人为考官，所选取的进士之中，竟然都是南方人，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虽然这件事最终在朱元璋为了收拢北方士子人心的基础之上废除了，但可见明朝时南方官员在朝廷之中的数量。
所谓的士子阶层，也就是这些读书人，古代官员的预备役。原本“江南脾湿、丈夫早夭”的文化偏见，是在以北方士人为基础的士大夫阶层之中形成的偏见，现在士子之中大多数都是南方人，怎么可能还说自己家乡是烟瘴之地。
南方士大夫群体增加
所以说，明清以后，南方出身的士大夫群体迅速增加，并且很快在全国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个时候，士大夫阶层对南方的地域偏见就失去根基了。
另一方面，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爆发式增加，使得南方此时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超北方。原本南方之所以气候环境恶劣，一多半的原因是因为开发不足，到了明清时代漫山遍野的开荒种地，各种野兽都被人挤占的快要灭绝了，自然也就不存在客观的环境原因了。
综上，中国古代士人中间“江南脾湿，丈夫早夭”的地域偏见，实际上是在两种原因之下形成的。首先客观上，古代生产科技的不发达导致对南方的开发有限，从而形成“江南脾湿”的客观因素。
其次在主观上，唐宋以前，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大多数去南方为官的，就远离了政治权利的中心，这对于讲究“修齐治平”的古代士子来说，在精神上是一种打击，所以他们对南方形成地域偏见，也是本身的价值观所影响的，是片面的。
而明清以后这种文化偏见的消亡，最重要的原因是士子群体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即在人口爆发和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大多数的士子们都出身于南方，他们早已经习惯了南方的气候，而且南方是其家乡，自然不可能对南方存有偏见。
参考文献
《明史》
《史记》
《张亨甫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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