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福利國家”是二戰後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1948年，艾德禮的工黨政府宣佈英國建成福利國家。英國的“福利國家”對戰後的英國產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到20世紀後半期，英國經濟進入了低迷發展的時期，但福利支出卻高速增加，一系列問題隨之產生，急需進行改革。
1997年布萊爾在上臺後全面推行“第三條道路”，在福利方面進行“福利國家”改革。其主要理念是“給人以扶持，而不僅僅是施捨”、對家庭來說“用安全感來替代恐懼感”、強調公民“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國家和地方以及公共和私人合作。布萊爾政府的“福利國家”改革期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促進了英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其福利國家改革依舊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第三條道路”註定無法走通。
布萊爾的英國福利改革面臨著福利制度固有漏洞和選舉制度制約的巨大障礙
英國傳統的福利政策已根深蒂固，進行改革的阻力重重。1948年英國宣佈建成福利國家，到九十年代已經歷了50多年的歷史，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讓這一傳統的政策根深蒂固，改革面臨著巨大的障礙。
(一)福利國家制度漏洞的存在
從1948年建成福利國家以來，歷屆政府——無論工黨還是保守黨——為了拉攏選票，贏得大選或取得連任，紛紛在其競選綱領中把增加福利支出以及擴大福利保障範圍作為重要的一點。
從而使英國的福利政策在半個多世紀裡從單純的貧困保障變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一個生活保障體系，幾乎容納了英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所有事物。在半個多世紀中，這項政策的確給英國人民提供了所必須的保障，並保證了英國在資本主義三十年繁榮時期的社會穩定。
然而這種福利政策全面建立以後，人們的收入經過調節出現了出人意料的結果，不同收入者經過調節後，其最終收入相差無幾，原來的較低收入人群甚至超過原來收入較高的人群，這樣，人們就喪失了工作積極性，並且由於失業津貼較高，再加上各種名目繁多的社會救濟，許多失業者不願去尋找新的工作機會，這樣在英國就出現了大批的依賴福利過活的人，根據統計，在布萊爾上臺的1997年，英國有總人口5800萬，其中就有100萬成年人從來沒有工作過，僅僅依靠領取政府的保障金度日。
而布萊爾在進行福利改革上要推行 “強迫”勞動，推出了“改救濟為就業計劃”，通過各種措施以鼓勵失業青年就業，如果拒絕這項計劃，那麼他的救濟額將被削去40%，這遭到了那些安於享受失業補貼而一直處於待業狀態的適齡人員的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享受保障是一種“天經地義”的事，而強迫勞動則是對人權的踐踏。保守黨執政時期，撒切爾夫人和梅傑就曾經嘗試過擴大就業培訓規模、促進就業的改革措施，但效果並不理想。
(二)資本主義普選制度的制約
福利國家的改革能否繼續下去要看工黨政府能執政多久，而這又是由於大選決定的。而在資本主義的所謂民主國家裡，普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命運是由選民所決定的。如果一個政黨在其前一個任期之內沒有讓民眾滿意，那麼其就將面臨著下臺的危險，而“福利消費具有不可逆性。任何一個執政黨在涉及大多數人的關鍵性的福利項目改革中 ，都不敢輕舉妄動。執政黨一旦做出較大的福利改革動作，馬上就會失去選民的選票”。 正是由於福利改革關係到每個選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響到選票，有“鐵娘子”之稱的撒切爾夫人也未敢在福利改革上有大的動作。在世紀之交的歐洲，因為改革社會保障的引發的全國動亂是屢見不鮮，因此而下臺的政黨也是比比皆是。
“法國政府1995年11月向國民議會提出了社會保障方案……統一退休制度，在工齡和退休金標準方面取消各行業退休制度的優惠條件，同時增加退休金領取者醫療保障稅的比例。改革方案還提出擴大徵收社會保障稅的範圍，對遺產、利息、股票等收入徵收社會保障稅。以此償還社會保障基金的債務。這一方案出臺後，立即遭到社會的廣泛反對、出現了全國性的罷工運動。”
2003年3月，施 羅德政府宣佈了《2010年議程》的改革計劃，提出福利制度改革的整體方案，其中包括“削減社會 福利開支，提高法定醫療保險體系中個人承擔的醫療醫藥費用比例，高校嘗試徵收學費。這一改革方案引來黨內和全社會的強烈反響。”在黨內外的壓力下，施羅德於2004年2月6日宣佈辭去社民黨主席的職務，這使得他在05年的大選中敗北。
法德兩國在社會保障上所涉及的內容或許與英國工黨政府的內容不同，但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各國人民對社會福利福利的依賴程度是一樣的，改革必然就會觸及到既有利益的喪失，勢必會引起巨大的反對浪潮。
布萊爾及工黨聲譽的下降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效果
在工黨政府的改革中，布萊爾的個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布萊爾政府的一些政策失誤給工黨政府的聲譽造成了下降。
（一）外交政策上的失誤，尤其是緊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
布萊爾工黨政府自1997年上臺執政以來，在外交上表現得格外積極活躍。它所提出和推行的某些政策主張，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都曾引起過強烈的反響和關注。布萊爾打破傳統的“老左翼”與“新右翼”的劃分，擺脫了歷屆保守黨執行的不參與全球事務的政策，在外交上推動所謂“道德的干預主義”和“好戰的干涉主義”。主要表現是，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以西方與非西方、強國與弱國以及意識形態劃界，制定雙重標準。
從干涉科索沃地區開始，到阿富汗戰爭，再到無安理會授權的伊拉克戰爭，布萊爾都選擇了跟隨美國走的政策，特別是伊拉克戰爭，“不僅導致大批伊拉克無辜平民傷亡，而且使不少英國士兵命喪他鄉。伊戰也成為極端勢力在英國內外煽動反英情緒的藉口，大大破壞了英國的安全環境。”2005年七月發生的倫敦系列連環爆炸事件就與此有關，“伊拉克戰爭對於選民和布萊爾的工黨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不僅是英國民眾，工黨內部也反對布萊爾的伊拉克政策，在伊拉克戰爭前的政府投票中，反對其政策的124票中有120票來自於工黨內部，被英國評論家稱為“現代政黨史最大的一次議員反叛”。同時，伊拉克戰爭也導致工黨黨員大批退黨，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工黨的人數僅為1997年大選時期的2/3。而布萊爾採取的緊跟美國的外交政策使得英國在歐洲遭到了大多數國家的反對，法德俄三國更是正面批評英美的外交政策，使得英國在當時的歐洲一度陷入孤立。
（二）布萊爾政治醜聞的出現，嚴重影響了他的個人聲譽
布萊爾在深陷伊拉克戰爭的問題泥淖之中的同時，又遭到了工黨政治醜聞的影響。2006年3 月，有人曝料說，2005 年英國大選之前，曾有數位富豪為布萊爾的工黨慷慨解囊，條件是工黨勝選後，要授予他們相應的爵位。這就是沸沸揚揚的“以金錢換爵位”事件，受此事的影響，布萊爾的好朋友列維勳爵兩次被捕，布萊爾的政府關係主管露絲·特納也在 1 月 19 日被拘捕，同時，布萊爾受到了檢查機關的詢問，布萊爾也成為英國曆史上第一位受到警方問詢的在任首相。副首相普雷斯科特緋聞纏身、內政大臣翫忽職守、衛生大臣不得人心，三員干將紛紛落馬。外相斯特勞親美政策遭到抨擊，領任下院領袖虛銜。這些使得布萊爾及其工黨政府在民眾的心目中的聲譽大打折扣。政治醜聞造成了布萊爾工黨政府民心與選票的喪失，更加導致支持與執行布萊爾政策主張的人的下臺。
2005年5月4日，英國工黨在地方選舉中受挫，失去251個議席。隨即布萊爾內閣“大換血”。儘管工黨在此後再次贏得全國大選，但是工黨內部卻繼續生出不和諧的聲音，布萊爾不得不2007年6月辭去首相一職，離開了改革的中心。
布萊爾改革中，出現了一系列違背改革初衷的問題，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在工黨政府進行福利國家改革的十年左右的時間裡，確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由於工黨政府的本質的決定，以及沒有一個真正的福利改革綱領，使得福利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
(一)兒童貧困問題
工黨福利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處理“社會排斥”問題，“標誌著工黨不再打算重新分配財富和收入，不再打算處理日益惡化的社會兩極分化問題。工黨實際上沒有反貧困的政策，它的做法是通過就業推動企業和強調個人的義務與責任來解決貧困問題。工黨領導人說，反貧困政策只涉及“那些對家庭從而也對社區不履行自己義務的不負責任的人”。在上世紀70年代到 90年代，由於受到了“政府削減高收入階層稅收並減少貧困階層福利政策的影響”，“在1979年至1998年間，英國的貧困兒童人數翻了一翻”，儘管布萊爾曾承諾對貧困家庭增加子女補貼，但改革後的貧困“人數仍比上世紀70年代多而且最近的數字顯示貧困兒童人數呈增長之勢”。工黨領袖們一方面斥責和懲罰貧困者，一方面又推行加劇他們困苦的政策。工黨承襲和發展了保守黨政府的私有化、勞動力市場、削減各項福利開支等政策，以致親布萊爾的《衛報》也在1999年8月25 日評論說，政府的公共開支是40年來最低的，在這方面“撒切爾要比工黨慷慨得多”。
(二)稅收問題
英國工黨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福利改革都需要大量的財政支持，而擴大財政收入的最主要的方法只有是依靠擴大稅收收入，具統計，1996-1997財政年度，英國公民共交納了1150億英鎊的稅收和國民保險金，而這個數字10年後卻飆升為2340億英鎊，足足翻了一番。與1997年相比，英國稅務海關總署如今平均每星期從國民口袋裡多拿走23億英鎊，稅務負擔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當年的39.5%提高到了42.7%，是整個西方世界中比例最高的。被列入增稅計劃的項目涉及範圍廣闊，從提高國民保險和印花稅、加倍徵收“航空旅客稅”，到廢除已婚夫婦的稅收寬免。這些都表明，英國人的稅務負擔在改革後已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導致英國人民更加不滿政府的表現。在當時，
“受調查者中，57%的人認為英國的稅負讓人難以承受”。
(三)教育改革問題
在上臺之初，英國工黨政府承諾，將繼續承擔高等教育經費的主要部分，並將不斷加大投入額度。在1997-2006年間，投在教育上的GDP比例將從4.5%提高到5.6%。對高等教育的投資總量將從2002-03年大約75億英鎊提高到2005-06年100億英鎊左右——每年實際增加大約6%，目的是使大學資金保持穩定，使他們能夠在增加研究項目數量與質量、以及解決研究與教學的巨大結構缺欠問題上取得不斷的進步。
然而，2005年12初布萊爾卻提出從2006年9月開始大幅度提高英國高校的學費，此舉引起了人們激烈反對，“不僅反對黨強烈反對布萊爾的新提案，就連工黨黨內也有150餘名議員聯名簽署反對動議。此外，數千名英國青年學生和教師也在各地舉行了抗議遊行”。
儘管布萊爾提出增加大學學費是由於英國教育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完全是為了提高大學的教學質量與科研水平，但是這項措施卻改變了英國傳統的低學費政策，並將會使英國教育走向市場化，並使教育出現兩極分化。這些也違背了布萊爾本人所一直提倡的“社會公正”原則。
(四)改革成果上的感覺差別
對於改革的成果，布萊爾的個人感覺是良好的。但是，英國工黨的普通成員與民眾的感覺卻與布萊爾相差甚遠，英國的普通民眾感覺他們的生活質量較改革前下降了，“英國經濟雖然表面上比歐元區的一些國家要好，但實際的通貨膨脹率在10%以上，移民大量湧如，造成犯罪增多，就業困難，交通、上學、醫療壓力增大，”。這些問題都或多或少的與工黨的一系列政策的失誤與不切實際有很大的關係。
結語
總之，在世紀之交之時，布萊爾在英國所推行的福利政策改革，其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固然是理想化的，也的確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改革中所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說明了英國的福利改革沒有達到布萊爾當初所宣揚的“公平與效率”的兼顧，而在改革中暴露的一系列問題也說明了，第三條道路在英國甚至西歐所謂的“福利國家”無法走通。
甚至可以說，所謂的“全民福利”也是一個“皇帝的新裝”，當遇到真正的國家危機時，政府是無力照顧到全民的，此次的新冠疫情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閱讀更多 史海小白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