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疫策略是讓病毒緩慢傳播：慢慢地讓大部分人都得病，從而獲得群體免疫力。這個策略看起來是令人驚悚的，然而英國人自己提出來一套理論來支撐自己的觀點：減緩新冠病的毒傳播，但不徹底終結它，而選擇讓大部分人得病，最終許多人可能會轉為重症，但幾乎所有人都會最終康復。英國政府這樣做是為了獲得群體免疫力，也就是到一個時間點時群體中大部分人都已得過病了，也就因此獲得了免疫力。這樣一來這個疾病也就不會被繼續傳播給其他沒得病的人了。目前瑞典也已接受了與英國大致相似的防疫策略。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新聞處發言人埃裡克·伯格隆德於11日深夜表示：斯德哥爾摩地區正在減少新冠病毒檢測人數，從12日起對懷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停止檢測，只對已入院者和高危人群進行抽樣。如果單純從生物學的角度而言：也不能說這種寄希望於群體免疫力的方法是不靠譜的。動物在自然環境中沒人給看病，即使是我們人類的醫療技術也不是自古以來就像現在這樣發達。事實上動物以及缺乏醫療技術的古人在很多時候是不得不採取依賴於自身免疫力與病毒博弈的。歷史上很多傳染病只要得過一次的人就會產生抗體，之後這個人就再也不會得這種病了。
在中國歷史上康熙之所以能繼承皇位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他曾得過天花，所以孝莊太后和滿洲八旗貴族認為選擇玄燁（日後的康熙皇帝）可以大大避免病亡早夭的可能性，更利於維持朝政的穩定。在生物進化過程中病毒可以視為是一個載體或者說催化劑：病毒會殺死很多被感染的物種，而活下來的物種從此就會對這種病毒形成抗體，於是物種的進化就通過這種方式得以完成。事實上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的細菌、病毒並不少：其實每天都有數以億計的病毒落到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這聽著似乎是一件令人恐懼到頭皮發麻的事，然而實際上卻並沒我們想象的那麼恐怖。
生物的進化歷程本身就是不斷適應環境的過程：人類和動物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針對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細菌、病毒進化出了一套免疫系統。事實上我們的身體每時每刻都在與侵入我們身體的細菌、病毒戰鬥：首先我們的皮膚會對細菌、病毒進行第一道防禦。如果這一道防禦關卡失守了，我們血液中的免疫細胞就會消滅入侵的細菌、病毒。萬一這第二道關卡也失守了，那麼我們還有第三道關卡——這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就像我們打的疫苗一樣會產生針對性抗體，一旦發現立即消滅。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的病毒其實並不少，然而我們卻並不會因為這些日常接觸的病毒而致病，這就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對這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病毒已具有天然的抗體。
然而當我們的免疫系統不斷進化之時病毒也從未停止過變異，因為病毒也需要通過不斷的變異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於是人類與病毒之間就展開了一場無休無止的博弈。以當前的新冠病毒為例：儘管這種病毒和當年的SARS病毒同屬冠狀病毒，但這畢竟是兩種不同的病毒，就像同父同母的親兄弟也不能被視為同一個人一樣。由於這是一種新型病毒，所以我們人體自身的免疫系統在此之前是沒見識過這種病毒的，所以感染後我們自身免疫系統就出現了識別慢、啟動慢的現象，從而導致病毒在人體內呆的時間長，對身體造成的傷害大。
我們其實可以這樣理解：常規病毒對人體是明火執仗入侵的敵人，於是人體自身的免疫系統在戰役一開始就為抗擊入侵而充分動員了；相比之下新型病毒就像是潛伏在我方陣營的特務，當我們的免疫系統識別出有”特務“混入人體時再做出反應其實就晚了。那麼在見識過這種新型病毒後我們的免疫系統就逐漸對其形成了一定的識別機制。所以歷史上每次瘟疫過後都會導致大量人口死亡，而活下來的那部分人就會具備更強的抵抗力。為什麼當歐洲白人殖民美洲時作為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會因感染白人帶來的病毒而大規模滅絕呢？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的說法是印第安人對歐洲人帶來的病毒不具備免疫力。
然而病毒的傳播不該是雙向的嗎？如果說印第安人無法適應歐洲人帶來的病毒，那麼歐洲人就能適應印第安人身上攜帶的病毒嗎？其實歐洲人在殖民美洲的過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染病身亡，然而他們卻沒出現像印第安人那樣的大規模滅絕現象，難道說是因為歐洲人具備比印第安人更強的免疫力嗎？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在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到來前歐洲人曾經歷過一場浩劫：在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內歐洲有近3千萬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以致於當時的歐洲人一度懷疑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然而熬過這場浩劫的歐洲人卻因此具備了更強的身體免疫力；相比之下印第安人長期生活在一種封閉狀態中，所以他們對病毒的抵抗力是低於歐洲人的。
如果某個國家放棄抗擊疫情，讓國民純粹依靠自身免疫力硬抗是不是會獲得全民免疫呢？理論上當然是這樣：因為缺乏免疫力的人都涼涼了嘛，那麼剩下的當然都是有免疫力的人啊。然而這樣做勢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英國人預計這樣做可能會導致60%的國民被感染。英國的人口大約是3960萬，也就是說會有近2400萬人被感染。目前我國在醫學干預情況下感染者的病死率在3%左右，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勢必會大大增加這一比率，所以意大利現在已達到了6.8%。如果我們取我國和意大利的平均值4.9%進行計算，那麼英國需要為採用放任模式取得全民免疫付出的代價是近120萬人死亡。當然4.9%的死亡率還是比較高，那麼我們給英國打個對摺也有大約60萬人死亡。
這是個什麼概念呢？英國在二戰中的死亡人數大約是40萬。如果英國採取完全放任的模式應對新冠疫情，那麼可能會導致一場相當於二戰一樣殺傷力的災難。動物因為環境的限制而只能適應自然淘汰的叢林法則，然而如果我們人類如此行事與動物有何區別？古人由於醫療技術的制約有時也不得不無奈地接受自然淘汰的命運，然而如果我們現代人仍要如此行事，那麼我們在過去的千百年中發展醫療技術的意義何在？儘管從純粹的生物學理論上而言：最終一定會有人扛過去，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應該完全接受這種自然淘汰的叢林法則嗎？我國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地區在最高峰也只有幾萬名確診患者，而英國的防疫模式卻已在預計可能需要付出兩千多萬人患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人死亡的代價。
武漢在幾萬人患病的情況下已導致醫療床位飽和，以致於我們不得不從全國各地調集醫療力量馳援武漢，以致於我們不得不在幾天之內新建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座醫院。即使如此依然無法滿足床位需求，所以我們又新建了很多方艙醫院。那麼英國的醫療資源足以應對可能導致兩千多萬人患病的局面嗎？兩千多萬人患病後誰去供應糧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呢？英國的經濟體系能承受這樣的局面嗎？屆時英國可能會出現四處搶購的現象，也可能因為買不到食品而導致一些混亂，越來越多的社會治安事件在短期內會集中爆發，那麼英國的警察系統足以應付這樣的局面嗎？英國、瑞典是否把這些問題都納入到考量中是我們不得而知的，然而他們無論做何選擇都是我們所無法控制的。
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有兩點：一是加強我們的出入境管理，從而杜絕境外疫情輸入；二是呼籲我國滯留在瑞典的公民自覺在家隔離，因為減少與外界接觸就是減少感染的機率。我們不是沒能力或不願意接回滯留在外的中國公民，這在之前的利比亞撤僑、也門撤僑中已得到了充分證實，然而在當前疫情形勢下我們有必要對國民的健康安全負責。在當前形勢下不流動是最大的安全、不出門是最好的保護。目前國家即使展開撤僑工作也只能視各地具體的疫情形勢分批次的有序展開，不宜大規模操作。我國駐瑞典大使館可以針對瑞典目前的疫情形勢對我國在當地的公民提供生活物資和醫療服務方面力所能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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