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示意剧照
我是魏忠贤，虽是不全之身，但我一生光明磊落，行得正坐的直，可是最近我却发现竟然有人平白无故弹劾于我，说我坏事做尽，残害忠良，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奸宦”，实在是气煞我也。
我承认，年少时的我确实劣迹斑斑，不好好学习，天天就是跟一群恶少聚在一起厮混、赌博，而且还把自己仅有的那点家底输了个一干二净。
但如若不是我及时醒悟，又何尝会做出那般“恨而自宫”之事，改名换姓隐姓埋名，将自己化身“李进忠”，变成了一个不全之人？
明朝宦官示意画像插图
魏忠贤进宫
虽然进宫后我的生活质量确实是有所提高，也因为嘴皮子活泛的原因成了“王才人”的典膳，也正是因为王才人的原因，我才得以恢复自己本来的姓氏，回报父母大恩。后来又认识了我的拜把子兄弟“魏朝”，在朝中混的还不错。
但这又能说我天生劣根吗？
明熹宗朱由校信任我，让我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是因为我虽然不识字，但是记忆力很好，所以虽然不能为朱由校出谋划策，但是我却可以辅佐朱由校记事呀，只要皇帝说过的，我都能记住。
而这两点恰好又是朱由校所想要的，我不识字，他就不用担心我篡权夺位，还能减轻他的负担，多好的事。所以，由于对我很信任，明熹宗朱由校甚至还主动教我识字，为的就是能够让我更好的胜任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工作。
周宗建示意画像插图
可是不知道为何，从我入朝那天开始起，我就发现朝中有很多官员视我为邪党，像那东林党人“周宗建”，甚至单纯的因为一次下冰雹事件，都说是因为我的谗言所致，还鼓动群臣让皇帝治罪于我。
这不是明摆着耍皇帝玩吗？明熹宗朱由校虽然酷爱木匠活计，但他又不傻，汉朝时期的人都知道“太阳黑子”这回事了，明熹宗能不知道下冰雹是因为天气原因吗？
如此戏耍皇帝，他们的官职被罢免自然是他们自找的，又与我何干？
而且在这辽东战时危急、国库空虚、情势严峻之际，这些东林党人还美名其曰“藏富于民”，想要免除商户的“工商业税”。
明神宗朱翊钧示意画像插图
东林党官员弹劾魏忠贤
就像明神宗朱翊钧遗诏上所写的“罢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诸项”，这是造福于民吗，恐怕是造福那些商户大地主吧？
国难当头之际，理应注重的实则应该是百姓的民生大事，我虽然识字不多，但出身贫寒的我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否则天下钱财一没有落入百姓的口袋，二没有落入国库之中，却纷纷落入了那些商户大地主的手中，明朝这江山社稷又该由谁来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不成还能指望那些只知道利益的商户大地主来救吗？
明朝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东林党人心系苍生不假，但那是以前，明熹宗时期的东林党人已经变质了，更何况如果明朝这江山社稷都快没了，那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之生活又该由谁来给？
当时最首要的问题，应该是以明朝社稷为先，也只有先稳固这江山社稷，才能进一步的造福于民。
可我没想到，这些东林党人更是变本加厉，还列出了一个所谓的《二十四大罪》弹劾于我，就像那第四条，“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
是我不容他们吗？那为何我针对的都是东林党人，其他的大臣怎么都好好的，说实话，刚开始我还挺害怕的，甚至都不想干了，为此还专门跑去找明熹宗朱由校大诉苦水。
可好在朱由校虽说酷爱木匠活计，但心还明的跟镜子一样，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是我受委屈了，实则正是那“东林思想”不合时宜，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局势，所以便亲自替我出了这口栽赃污蔑的恶气。
魏忠贤示意剧照插图
明熹宗信任魏忠贤的原因
至于我后来的权倾朝野，那是我主动为之吗？别忘了，作为一个不全之人，我只是明熹宗朱由校的一个“家奴”，只要皇帝一个不愿意，我所有的权力必将在顷刻间消失不见，更何况我还不识字，又如何能得到这些大臣的拥护。
与其说“内外大权一归”于我，倒不如说是这朝野内外的大权都归在了明熹宗朱由校的手上，我只是一个传话的，仅此而已，换言之，我的所有权力，其实都是明熹宗朱由校的皇权意志的体现。
明熹宗朱由校示意画像插图
做为一个家奴，我也有为明熹宗分忧解难，承担这历史恶名的职责。
但我本想我一生行得正坐的直，后世能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找出真相，还我清白，可我低估了这些东林党人对我的深切恨意，颠倒黑白，在史书中将我那为了明朝社稷之行为统统改成了我专权篡权的恶行之举。
气哉！怒哉！怅然哉！
备注
以上内容细节悉数来自于《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以及“明末党争”等相关资料。
以明朝那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系，魏忠贤作为一个得宠的宦官固然权势极大，但若是真想要实现篡权夺政的话也没那么容易。
明世宗朱厚熜示意画像插图
否则此前明世宗朱厚熜以及明神宗朱翊钧为何又能够在数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依旧将权力牢牢的掌控在皇权手中呢？
而且，以明末那气候逐渐转冷的“小冰期”气候条件来看，东林党人如果真的是想要实现“藏富于民”，实则更应该关注的是“农业税”，即可以通过减免农业税的形式来促进农业体系的发展和变革。
而不是就那么破罐子破摔，转而去发展“商品经济”，毕竟不论在什么时候，“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是处于对立，但实则“商品经济”却亦是因“自然经济”而生。
封建时期之所以很多政权在开国之初都要推行“重农抑商”国策，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首先给“商品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及生产力基础。
所以，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明末时期的东林党确实已经变质了，明末政治体系的腐败让他们逐渐从为了百姓着想而沦为了“封建地主阶层”的利益代表。
明末农民起义示意画像插图
“藏富于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是达成了，但不是天下众生，也不是明朝社稷，而是那些只为自己利益着想的“地主阶层”。
这点从明末百姓受压迫而频繁起义、明朝财政体系亏空严重以及李自成进京后却搜刮到了“
每饼千金，约数万饼”财宝事件中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明史·流贼》所以，从客观意义上来讲，魏忠贤让“东厂番役横行”，到处焚毁“东林书院”的种种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打击以当时东林党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层”势力，借以为改善明朝边境局势以及国库空虚等诸多问题奠定经济基础。
否则明熹宗为何又会在遗诏中说“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这句话呢？篡权夺政在封建时期的任何时期可都不是小事，更是当朝统治者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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