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楚河漢界：歷史學與地理學的"磨合"

一、中國歷史研究的地域視野：歷史地理學者的思維

關於中國歷史以及承載中國歷史的地理空間，最簡明的表述是兩句話："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怎樣的"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連續的或者說不間斷的文明史。連續，這是中國歷史最精彩的地方。現代中國人談孔子、讀老子、說莊子還有感覺，這就是"連續"；現代中國人看甲骨文與金文基本還能認識,這就是"連續"。這種"連續"，在世界文明古國當中是非常特殊的。怎樣的"縱橫一萬里"？廣闊而且複雜的地理空間。沒有這樣的地理空間，當然就無法承載民族繁雜、人口眾多的中國歷史的創造者；沒有這樣的地理空間，也就沒有中國豐富多彩的地域歷史與民族文化。考慮到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候，地理環境的影響較之今天更加直接、全面、重要，所以研究中國歷史以及其中的地域歷史，應當更加重視這樣的地理空間。

在中國的歷史學和地理學中，特別關注"地理空間"的分支學科是歷史地理學。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地域分異的學科；歷史地理學的"關鍵詞"，可以認為是"復原"（ 各別時期自然地理環境與人文地理環境的復原）、"變遷"（ 不同時期自然地理環境與人文地理環境的變遷）、"分佈"（ 特定時期自然地理要素與人文地理要素的分佈）、"差異"（ 選定時期自然地理面貌與人文地理面貌在各別類型地域之間的差異）。在這四大關鍵詞中，與本文的主題"地域視野"關係最為密切者，無疑是"差異"，因為"地域差異"正是"歷史研究的地域視野"能夠成立與得以展開的基礎與關鍵。

地域之間的差異，包括自然地理景觀的差異、人文地理景觀的差異。這些差異的現代狀況，往往能夠直接感受。以中國人文地理為例，在內地漢族地區，以秦嶺、漢水（中游）、淮河為界，劃分南方與北方。南北之間差異明顯，如交通方面是南船北馬，飲食方面是南米北面，軍事方面是南方水軍佔優、北方騎兵擅勝，武術方面是南長於拳、北長於腿；再者，由於北方尤其是華北地形完整、平坦，而南方的地形相對破碎、間隔，使得在語言、飲食、食等等方面，北方在較大的地域裡顯得較為一致，而南方的方言、菜系非常複雜。甚至可以認為，北方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因此傾向"求同"，南方在這些方面則習慣"存異"；影響到中國歷史的進程，長期以來，政治的"主話語權"屬於北方，所以中國歷史追求"大一統"的趨勢相當明顯。

諸如上述的南北差異，也存在於中國內地以山（太行山）、河（晉陝黃河）、關（函谷關)、峽（三峽）等等大體劃分的東部與西部之間。南北差異的自然地理基礎是緯度的不同，東西差異的自然地理基礎則是海陸距離的遠近。而以這樣的南北差異與東西差異為基準，層層縮小來看，中國現在各別省區之間、省區內部、城市與鄉村之間，甚至城市內部，也都存在著種種的差異。

既擁有共同傳統又保持各別特色的中國地域社會，是理解與研究悠久而曲折的中國歷史的關鍵所在。時間與空間正像歷史研究的雙翼，只重時間過程的歷史研究是單向的、平面的，只重空間過程的歷史研究是模糊的、無序的；只有兼重時間與空間，雙翼齊展，才是系統、全面、立體的史學研究。

二、中國歷史研究的地域視野：歷史學者的立場

另一方面值得討論的，是當今中國歷史學越來越重視"地域"研究。本來，在古代學科分類中，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前身沿革地理學（也稱輿地學）就是史學的輔助學科，如從隋唐到明清長期沿用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分類中，沿革地理屬於史部。沿革地理主要關注疆域變遷、政區沿革、地名定位、河湖演變，藉此為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提供空間定位與地理解釋。進而言之，人類歷史時期的任何歷史事件，都發生於一定的時間與空間；關注空間的歷史地理學在歷史學中的作用在於：研究不同時代社會發展所處的具體地理條件，闡明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所處的地理場所，賦予歷史過程以空間位置，明確歷史事件的地理特徵。如果設個比喻，中國歷史好像一場多幕大戲，那麼，地理空間或者說各別地域,就是中國歷史這場多幕大戲演出的"舞臺"。

"地理"之於"歷史"的重要性，大概正是導源於此，在中國，除了專業的歷史地理學者外，其他歷史學者關心"地理"的歷史變遷者，既不乏人；而研究歷史的空間分異狀況或者地域的時間形成過程者，更是較多。尤其後者，可以認為做出了值得稱讚的研究成果。如漢唐地域史研究及其思考。

以漢唐（起公元前221年嬴秦統一,止公元960年趙宋建立）地域史為例，在這千餘年的時間裡，經歷了統一（秦、西漢、東漢）、分裂（三國）、又統一（西晉）、又分裂（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再統一（隋、唐）、再分裂（五代十國）的政治局面，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心理等方面的地域差異與地域意識，也隨之經歷了削弱、加強、又削弱、又加強、再削弱、再加強的變遷過程。於是以地域的視野研究漢唐歷史，便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高度重視。

徽州學以徽州社會歷史文化及其傳承為研究對象，顯然，"徽州"就是"徽州學"賴以存在的地域基礎。作為歷史地理概念的徽州，位於今天安徽省的南部，略指當年徽州府所轄的六縣，即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婺源； 其地理環境層巒疊嶂，萬木叢生，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所以外出經商成為徽州人謀生的主要途徑，徽商也因此成為明清商業舞臺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性商幫群體，這又形成了本土意義上的"小徽州"與徽商意義上的"大徽州"的概念。

徽商重視商業合同與契約文書的作用，重視家族譜牒的修纂，且有收藏文書與原始資料的優良傳統；徽州還有好訟、"健訟"的風氣，凡事皆以文字記錄下來, 舉凡土地買賣、租佃、借貸、典當，甚至家庭的分家等等，都以文書的方式加以記錄，作為憑證。又作為地域文化概念的徽州，是以宗族制度為社會基礎、以朱子之學為指導思想、追求儒賈仕三結合的典型地域。再有值得指出者,徽州地域社會當然是中國封建的農村社會，而宋、元以來,特別是明、清、民國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土地賦稅制度政策，在該地域得到了忠實的貫徹執行，其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則為豐富的原始性文書檔案材料的保存提供了天然條件；以此，由徽州地域,可見中國宋、元以來特別是明、清、民國封建農村社會的一般。

徽州學的研究，運用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綜合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計量研究與比較研究兼重等等的方法,涉及歷史學、文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文學、美學、民俗學、建築學、環境學和醫學等諸多學科，故而徽州學的屬性，按照現代學科分類難以歸屬，質言之，它是綜合性的"地域學"。

徽州學已經不僅屬於徽州地域史研究的範疇；徽州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經濟狀況、社會面貌和文化變遷的縮影，透過徽州學的研究成果，能夠更加清晰地審視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與"徽州學"同屬廣泛意義上的"地域學"，在民族眾多、歷史悠久、保持地域特色相對明顯的中國，當然還有許多，它們各具學術基礎、社會需求、現實價值。

綜上所述，歷史研究其實無關古人舊事，古人故矣，舊事往矣，所以追問歷史的終極目的,應該還是在於著眼未來的發展吧！隨著全球化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文化演變，大則民族意識、小則地域觀念，都在覺醒、萌發甚至膨脹之中，對此現象的評價，非本文所能擔當；而至為明顯的事實是，"鄉村傳統"、"地域文化"、"城市特色"等等，成為社會生活中時髦的語彙，學者們尤其是廣義的歷史學者，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都會置身或者捲入其中。然則中國歷史研究的地域視野，無論歷地理學者的思維，還是狹義的歷史學者的立場，其實或隱或顯地都與這樣非學術的宏觀背景有關。

參考文獻：

胡阿祥：《中國歷史研究的地域視野》，《學海》，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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