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17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表示，新冠疫情凸显全球面临共同治理问题，要战胜病毒的扩散，需国家间通力合作。文章摘编如下：
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中国上上下下把病毒视为“敌人”，进行了一场“举国体制式”的抗疫运动，隔离、封路、网格状管理，在短短数天之内建立了两山医院，举措前所未有。
现在，中国“举国体制式”的抗疫终于见到了阶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新冠疫情基本被控制，各级政府在继续关切病毒扩散的同时，把恢复经济活动提到了最高的议程。
现在轮到那些受疫情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疲于应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凡是被疫情威胁到的社会，民众不无抱怨政府，甚至产生相当规模的社会恐惧。
全球面临共同治理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哪些？
是否存在着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危急时刻，社会的信心变得极其重要。就这次新冠病毒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由疫情所导致的社会恐慌要比疫情本身给社会秩序造成的压力更大。社会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都出现了抢购潮，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领导层的存在，对减少甚至遏制社会恐慌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也关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动员资源来有效抗疫。
无论是日本、意大利，还是美国，社会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很多年来，二战以来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和挑战，民粹主义崛起，内部政治纷争不断，已经大大弱化政府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来应付疫情，是各国精英和民众最为担心的。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矛盾如何解决。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布封锁部分地区，后又宣布全国封锁，但地方并没有准备好，显得手脚忙乱，不知道如何执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赋予首相颁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一旦首相具有这种权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首相扩权的举动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会的质疑。所有这一切使得所有这些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乱象。
专业人员应受尊重信任
专业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在疫情方面，这里的专业机构主要指疫控专家和医生等。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知识的权力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病毒本身和传染性的判断，还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几乎所有环节都涉及非常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其他群体（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正因如此，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拥有很高的社会信任度，社会对他们的信任要远远高于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新冠疫情发生和传播以来，这个群体在各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然而，专业人员和政治人物之间对事物的考量往往不相同。
当英国当局宣布不是每天更新疫情数据，而是一周更新一次的时候，社会就哗然了。尽管专业机构和政治机构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但这无疑损害了专业机构和人员的权威和权力。
全社会抗“疫”方能成功
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疫情的扩散使得病毒获得了“全社会性”，全政府的抗疫已经远远不够，只有全社会的抗疫才会取得成功。
一个社会所持有的价值观，影响社会是否配合。在亚洲，社会成员往往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作一选择，即选择安全而非自由。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安全，哪来的自由？但在西方民主国家，要人们在自由和安全之间作出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现实情况是，这两者并不总是可以同时获得的。
一些社会文化因素也妨碍一些国家的有效抗疫。例如不同文化对戴口罩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亚洲（尤其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对人家的尊敬，让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视为病人，所以经常受到人们歧视。
社会积极的参与方面在中国已经表达出来。而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对抗疫情。这或许和西方人把疾病视为私人事务有关。在很多国家，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社会的恐慌状态。
冠病疫情已经迅速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各国都面临所有这些问题，但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人们并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参照。如果用眼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就是人家的作业自己没办法抄。因此，尽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有效，新加坡的方法在新加坡有效，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照抄照搬中国的模式，照抄照搬新加坡的模式。最终，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社会的有效模式。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疫情是人类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以独善其身；要战胜病毒的扩散，就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嘲笑，妖魔化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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