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在战国时期讨论得比较激烈，参与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多。总的来说，无非就是这三种意见。孟子认为是善的，荀子认为是恶的，墨子认为人生下来是白纸一张，没有所谓的善，也没有所谓的恶；告子也认为，人性是不分善恶的，就跟水不分东西是一样的。
人性的善恶，关系到如何对待他人？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教化百姓？等等。人性问题是诸多问题的“元问题”。经过战国时期的讨论，到了西汉董仲舒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说：性，是“生之自然之资”，单指“质”，质是没有善恶可言的，因此绝不能说性是善的，或者性是恶的。董仲舒推翻了孟子、荀子的理论。
孟子主张性善论的主要依据是：1、人的本质下相同的。2、人都具有善端，所谓“善端”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这些“心”是与生俱来的。3、人都具有良知良能，所谓“良知”，就是不用思考就知道的东西，所谓“良能”就是不需要学习就具备的能力。孟子还举例子说，一个人对自己家人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不是专门教育出来的，而是天生就知道。
正因为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善端”，所以他断定，人的本质一定是善的。那么人都是善的，为什么还会作恶呢？孟子解释道：1、因为后天环境的影响，就像水一样，有的顺流而下，有的激荡而起，水的状态是由地理环境所导致的。2、因为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因为外界的坏境，导致个人“才、情、性”不能发挥出来，干脆就放弃本性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3、因为“养”错了，孟子自夸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该“养”什么。人的身体是有大小之分，贵贱之别的，耳目之欲是小，心官是大，养小就成小人了，养大才能成大人。因此孟子主张“养心”。
告子是第一个反对孟子的，他的观点很墨子是一样的。墨子也赞成后天坏境对人性的影响，他说：“染于黄则黄，染于苍则苍”。苍，是青色。社会就是大染缸，人生下来是“素丝”，素，是本色。人性本来是没有颜色的，至于“善”或者“恶”，这得看染缸里面的颜料是什么颜色。告子说，人性好比是湍急的水流，或者是往东，或者是往西，这是取决于环境的。
荀子反对以上所有观点，他的论证逻辑跟孟子是一样的。一切后天的东西，都是“伪”的。伪，是人为的意思。人的后天行为无法论证先天之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如果说孟子发现了“善端”，那么荀子看到的是“恶端”。孟子说如果“率性而为”，人一定都会向善。荀子说如果“顺情而为”，人都会去作恶。虽然二人观点是相反的，但是运用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并且都犯了同一个逻辑错误。无论是“率性”，还是“顺情”，性情之中本身具有后天的东西，不是天生的。也就是说，从“发端”来反推人性，是靠不住的。这个结论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这就是荀子说的那个“伪”。
董仲舒有心思终结这个话题，他认为“性”具有可以为善的“质”，但不可以说性就是善的，因为“性”同样具有可以为恶的“质”。孟子和荀子讨论的都是“端”的问题，墨子和告子讨论的才是“质”的问题。但是董仲舒并不认可墨子和告子的见解，他打破旧说，发明出一种新观点。
王充说：“董仲舒览孟、荀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由此可见，董仲舒不单是继承了前人学说，而且融合了阴阳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地发挥。董仲舒认为，阴是人性中的恶，阳是人性中的善。那些持性善论的人，只能看见阳而看不到阴。那些持性恶论的人，只能看到阴而看不到阳。只看一端不能说是“知”，董仲舒同时批评了孟、荀两派。
儒家向来是重教化的，无论是性善论的孟子，还是性恶论的荀子，乃至善恶二元论的董仲舒。他们都非常重视教育，尤其重视政府对百姓的教化。区别在于，认知不同，所行教的方式手段不同。孔孟之流以“善诱”为主，要人发现天性，率性而为。荀韩之流以“防恶”为主，要杜绝人作恶犯罪的可能性。一个是鼓励作善事，一个防止作恶事。在后世融合成了“法骨儒表”的新学问。
董仲舒提倡开办太学，用“考问”的办法来筛选人才，实际上是“面试”。用“贡举”的办法来举荐贤才，实际上是“开介绍信”。在董仲舒提出方法之前，汉武帝的“举孝廉，策贤良”政策已经开始推行了。各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一名孝子，一名廉洁的干吏。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到京师公府根据科目学艺不同而分别考试，考试通过之后就可以当官了。在中央可以一直干到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可以干到太守、刺史。当时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董仲舒本身也是“策贤良”出身，他对西汉的人才选拔制度没什么贡献。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莫过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虽然汉武帝没听进去，但是汉元帝是这么干的。
閱讀更多 國故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