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本书，不知大家还记得否？那就是《世纪风铃》和《斜阳系缆》。
说实话，这头一本书书名起的不怎么样，从书名根本就看不出这是论述二十世纪一些如雷贯耳的文化学人的著作；第二本，书名不错，而且收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当然影响颇大的“书趣文丛”里，自然知道的人多一些。
我是细细地看了好几遍这两本书的。它的作者叫吴方，已经离开我们好几年了。
那天，在电话中与朋友谈到了吴方。我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一个人就这样去了，仿佛在世界上没有激起任何涟漪，对一个生命来说未免不公。但，我未必是写纪念文字的合适人选，一则与吴方先生交往不多，二则恐有借名人、故人以自重之嫌，因此迁延至今。不过，看到这几年来缅念逝者的文字不多，还是决定写。
知道吴方先生的名字是在10年前。那时先生主要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间或写点杂文，给我的印象是文笔极好，就像别人评价的那样：“含蓄绵密，秀美出尘。”
好在哪里呢？举个例子。1988年，他有一篇杂文《无题》，极普通的题目，却没有一点常见杂文中“主题先行”的套路，通篇由阿城说的“不腻”说起，说到《孩子王》拍成电影后与外国人的隔膜，阿城父亲认为该编一套“交待文学”，阿城附议须编一本“文ge辞典”，以免造成后人训诂学的困难；文中有一句像是点题的话说：“讲历史不能像在说书人那里一样，光拣好听的说，其余便按下不表。”他指出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中，远近中外的“今天”都细说一番，唯独20年前的那些“今天”却按下不表了。文章的不动声色和娓娓道来，真达到了傅孝先先生的所谓小品文“言之无物、读之有味”的境界，让我钦羡不已。
当时，知道吴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工作，便去信邀他为我供职的报社写几篇杂文。他如约写了两篇，文章自然是好，信也简短，像是极匆忙的样子。后来，就没有太多联系了。
我知道，吴方先生的主业是搞文学研究、编杂志，此类小文是偶一为之的，经常约写，未免打乱了他的大计划。后来，果然在《读书》杂志上见到他一系列极具特色的写现代文化名人的文章，那体裁，该是学术随笔罢（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为《世纪风铃》一书），只觉得比同类的文章都好。其中一篇，写弘一法师的，名《夕阳山外山》，至今忆来犹觉齿颊留香。初读此篇，惊为奇文，反复诵吟，从此成为吴方文章的终生爱好者。字里行间中，吴方有一种参透世事的练达，笔墨却极淡，直近弘一法师临终偈句的境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不过令人黯然神伤的是，吴方竟于1995年8月16日去世了，年仅47岁。刊发消息的《文汇读书周报》说，他此前所患的结肠癌、肝癌、淋巴癌已至晚期，是在家中“悬梁弃世”的，听来令人不胜唏嘘。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本来就颇使人扼腕，吴方的辞世又多了一个让人心惊、心痛的例子。
平心而论，吴方算不上一个在某方面有开创之功的杰出学者，但他是一个独特的学者。他的研究也许可以由别人来替代，而他的文章则只能由他的文笔才能写出来。他那独特的语词系统在千人一腔的文风中给了我深深的美感，他的独具只眼的文章成为遗世的、别样的风景，牵动着我的心弦。
吴方先生去世前在北京语言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也许学院式的氛围更适合他的性格？他的主要著作我都收藏了，有《世纪风铃》、《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中国文化史图鉴》、《末世苍茫》、《斜阳系缆》等，我想这都是我的压箱重宝，我会常拿出来重温的。
不知道他那些散落世上的杂文短章可曾有人代为收集？这些不起眼的短章，也许更能表现他的性情。不管怎么说，吴方留下的遗憾，都是独特而永恒的——像他的著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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