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卡夫卡認為：“現代人必須明確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必須清楚自己的追求與目標，不再依傍外在的東西（不管是神還是人）而活著。”
《變形記》是20世紀現代主義小說史上堪稱奠基者的弗蘭茨·卡夫卡的最著名短篇小說。卡夫卡的《變形記》講述的是主人公格里高爾有一天醒過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大甲蟲，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由一個養家人變成了全家的包袱，遭到家裡人的唾棄。終於在一個夜晚，他懷著對家裡人的溫情，為這個家庭做自己最後的貢獻，在孤獨寂寞中離開人世。
這是一個荒誕的故事。格里高爾莫名其妙地變成了“蟲”，哪怕變形為蟲，他依然深愛著自己的家人。可當他失去了人形，失去了社會價值，無法為家庭提供價值時，溫情脈脈的家庭掀開了真情的假面具。
卡夫卡借這個故事來抨擊在金錢至上的西方現代社會上，當親情跟利益進行碰撞時，發現溫情脈脈的親情面紗下盡是權衡利弊及金錢利益。由此得知無一人不遭到西方現代主義社會的惡性輻射，維持人與人親密關係之間只有冷冰冰的利益關係。卡夫卡正是用荒誕的形式來表現了這不該存在的荒誕的現實。
本文將從格里高爾在異化世界裡變形，家人在他變形前後的不同態度的分析，每個人都已異化為非人。揭示了在西方現代主義社會中，維持著人與人之間不再是傳統宗法及血緣關係，而是以貨幣為中介的社會性關係。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性的冷漠和赤裸裸的金錢觀。結合作者的寫作背景及家庭環境進一步探討現代人的生活困境及個人的存在價值。
一、拒絕異化者·變形·人形消失
薩特說：“由於人的行為出於自由的選擇，所以要承擔的責任，不但對行為的後果負責，而且對自己成為怎樣的人也要承擔責任。”
格里高爾在父親破產之後就成了家庭的經濟支柱。他滿足於家庭對自己的依賴及家人虛偽的崇敬。現實中他受盡公司非人的剝削，當社會壓力及家庭重擔讓他喘不過氣時，在潛意識裡，變形是他隱秘心理的抗議，追尋本真自我的表現。
- A、變形是為了逃避社會壓力，擺脫社會制度對人的摧殘
格里高爾作為一名旅行推銷員，他飽嘗四處奔波之苦。他每天必須4點起床，5點趕去搭火車。再精力充沛地推銷產品，吃劣質食物，整日往返火車和旅館。除此之外，他不得不忍受老闆的辱罵和同事的冷眼相待。
當他從夢中醒來發現自己的變形，他沒心思去細究變形的原因或者花費時間去驚恐於自己的變形。他的心思及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如何趕上班車，趕去公司，免去老闆的問責。對於一個常年累月都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有一兩次請病假或遲到是得不到資本家的半點憐憫之心。
在如此壓迫的社會壓力中，格里高爾非常厭惡他的工作。他經常幻想他辭掉工作時，老闆“那個傢伙準會從寫字桌後面直蹦起來”，他常以此臆測為樂。他之所以不得不做這份工作，是為了還父親因公司破產而欠下的債，為了給家庭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也為了能讓喜歡拉小提琴的妹妹長大後去音樂學院就讀。他不得不屈從社會壓力，不得不屈從資產階級的剝削，不得不壓抑著自我的潛意識和無意識。
格里高爾心中被壓抑的反抗慾望導致他軀體的變形。他潛意識裡是逃避社會壓力，極力擺脫社會責任的束縛，脫離最大限度壓榨及剝削的資產階級。變形是他抗議的方式，展示了在現代西方社會個體在社會下的生存焦慮及生存困境。
- B、追求本真自我，裝置自由完整的靈魂
他之所以變聲音不是因為別的而僅僅是重感冒的徵兆，這是旅行推銷員的職業病。（摘自《變形記》）
格里高爾整日忙於工作，他也沒時間跟家裡人進行溝通，他常常感嘆相逢的人總是萍水相逢。忙碌的他其實沒有感受到來自家裡的溫情脈脈，所以“他養成了晚上鎖住所有門的習慣，即使回到家裡也一樣”。
格里高爾是養家人，高度的責任感讓他責無旁貸地擔起了責任，自豪感讓他滿足於自己能為家裡提供較好的公寓住所。可溫情卻變質了，文本這樣描述：
“家人已經習以為常，格里高爾自己也是。他們帶著感激之情來用錢，而他也樂於給予，只是少了那份特殊的溫情！”
後來家人都習慣依賴他並視為理所當然。由最初義無反顧地扛起“家庭供養”的大旗的自豪感，到後來被社會壓力壓得滿滿的無奈之感及逼迫感。
他沒時間好好吃一頓飯，他父親卻像貴婦人一樣吃一頓早餐要花幾個小時。他捨不得花一分錢，可實際上媽媽跟妹妹卻有點小錢買一些無關緊要的裝飾物去參加宴會。他沒時間生病，只為了還債，早點脫離毫無人性可言的公司。
他在冷冰冰的社會中，他想享有來自家庭或社會的溫情，人與人之間的融洽。他想享受愜意的生活，嚮往自由；而不是被物化為一個賺錢的工具，他想擁有獨立的人格。當賺錢養家都被全家習以為常時，缺少家人的感激及溫情，再也喚不起他賺錢的快樂，他只有滿身疲憊。
為了追求本真自我，裝置自由完整的靈魂，從肉體擺脫世俗的桎梏，他只能變形。他在夢中變形，是他不想成為沒日沒夜的賺錢工具，成為社會的“非人”。變形既是宣告勞碌的終結，也是他追求自我的唯一的出路。
二、屈從同化者·人形·人性淪喪
在一個完全在資本衝擊的利益社會里，沒有人可以倖免於它的惡性輻射。當格里高爾變成一隻甲殼蟲時，這個家庭對他冷漠決絕的態度無疑也是一種變形異化，只不過格里高爾變的形體，而他的家人異化的是人性。
A、妹妹葛蕾特的異化：由學校到社會，從依賴兄長到對兄長進行判決
妹妹對格里高爾的背棄被看成這個異化的家庭冷漠的同化者的代表。因為格里高爾還未變形前，她受著格里高爾的照顧，生活無憂無慮，是一個17歲的天真少女。在這個表面還溫情脈脈的家庭裡，妹妹是格里高爾最親近的人。她會把家裡的境況寫信給在外奔波的哥哥，她會時常跟哥哥傾訴她的音樂夢想。
在格里高爾剛變形時，妹妹還會憐憫同情他，會小心翼翼地端各種食物來試探他是否愛吃；會小心翼翼地在關上門來顧及他的感受，讓他安心吃東西；會認真地打掃房間。
可當格里高爾暴露出越來越多動物的屬性（爬行及爬行後的分泌物、糞便等），當他不能為家裡人創造價值時，當妹妹也開始為了生活而疲於奔命時，妹妹順理成章地成了下一個格里高爾，為金錢而不得忙碌、不得安寧，時時刻刻都為生計而焦慮。
從學校到社會，葛蕾特的社會身份發生了質的變化，身處在壓抑和排斥個人存在的社會，葛雷特也開始深受資本主義社會的荼毒。
她也異化了。她用腳把食物踹進來，進屋是先跑到窗口大口呼吸，不再顧及格里高爾的感受；也不再認真打掃房間並還阻止母親來打掃。她開始把格里高爾房間的傢俱都搬走，哪怕這是他殘留為人的特徵，搬走將會讓他的房間徹底淪為洞穴，徹底否決他迴歸為人形的可能。
後來就更過分了，在格里高爾因為聽到她美妙的琴聲而爬出房間後嚇到房客時，妹妹更是對格里高爾做出“判決”——拋棄它，全家人才能存活下去。文本這樣描述：
“對著這個怪物，我沒法開口叫它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一定得把它弄走。我們照顧過他，對他也算是仁至義盡了，我想誰也不能責怪我們有半分不是了。”
正是妹妹這一番言論才把格里高爾逼到了絕境，讓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哪怕他熱愛他的家庭，可他卻天真地罔顧人和蟲的巨大的差別。他過分高估了他所謂的親情，而低估以貨幣為中介的社會性關係。他不能為家庭創造價值時，溫情的家庭露出了它的虛偽性，面紗之下是資本主義社會人性的冷漠。葛雷特由一名依賴兄長的妹妹變成代表整個社會對兄長進行判決的審判者，這就是妹妹葛雷特的異化。
- B、父親薩姆沙的異化：父親身份的缺失，獨裁式的父權掌控模式
格里高爾的父親薩姆沙雖然之前是一個公司的老闆。哪怕公司破產後，家裡的經濟來源於格力高爾，父親自始至終是家裡獨裁式的掌控者。他擁有絕對的掌控權：除了獨攬家裡的經濟大權，還掌控家裡人的生殺大權。
格里高爾變形前，父親疲憊不堪、舉步維艱。“每逢格里高爾動身出差，他父親總是疲憊不堪地躺在床上；格里高爾回來過夜總看見他穿著睡衣靠在椅子上，他連站都站不起來，把手舉一舉就算是歡迎······”
家裡破產後，他心安理得地享用他所“應得”的晚年生活，把全部的重擔都扔給了兒子。看兒子風餐露宿全無心疼之心。
“父親”的身份在格里高爾的父親身上是缺失的。父親薩姆沙叫醒格里高爾是用”拳頭”敲門，儘管“輕輕地”；當他變為甲殼蟲走出家門，父親用“權杖”把他趕緊房間，從此這個房間就成了父親對格里高爾的囚禁之所。再到格里高爾私自闖出，父親拿起許多“蘋果”砸他，致使他流血，進行暴力的鎮壓。這無一不是父親暴力霸權式的體現。
在格里高爾變形後，父親拿出積攢格里高爾之前給的家用錢，還有破產時有筆不為人知的款子。這兩筆錢加起來恰恰還給拖欠老闆的債，讓格里高爾不至於那麼辛苦，可父親卻沒有那樣做。在父親的眼中，格里高爾是兒子，但前提是會“賺錢”，如果這個價值都消逝，那麼只能遭到父權的驅趕。
變形後的父親，連體形也發生變化。精神抖擻，神采奕奕，走路也無須人攙扶了。父親還跑去銀行當雜役。但如此強健的人，晚上不肯主動去睡覺，坐在客廳必須等妻女再三的規勸，最後在妻女的攙扶下才肯走進臥室去睡覺。
父親是物質社會上變異的產物，他不但掌握家裡的經濟大權，還要在家庭中處絕對的領導權，妻女圍著他轉。父親的變異，加劇了格里高爾被家庭排斥、被社會拋棄的悲劇命運進程。
- C、母親的異化：母親的軟弱及默許
母親的筆墨甚少，也跟母親在家庭所處的地位有關係，母親在家庭中毫無話語權。格里高爾變形後，母親一看他只有不斷地昏厥。
母親一看到格里高爾變形的模樣，就只有害怕，也正是這個原因，進入格里高爾的房間從一開始就只有妹妹葛蕾特敢進入，後面造成葛蕾特對房間擁有絕對的掌管權。
母親的懦弱也間接加劇格里高爾被家人所拋棄的命運。一個月後，母親才提出了要去見她可憐的兒子，卻遭到了家人一致的否定。對於女兒要強行把格里高爾房間的傢俱都搬走時，她持否定意見的，卻遭到女兒的否決而無可奈何。對於丈夫拿蘋果砸毫無反抗的格里高爾時，她是唯一為兒子求饒的人，可丈夫依然沒有停止他暴虐的行徑。
當葛蕾特提出讓格里高爾消失的建議時，母親由最開始的“一直喘不過氣來，她用手捂著臉低聲咳起來了，眼睛的表情像精神失常” 到後半夜“她的眼睛因為疲憊已經幾乎全閉上”。
母親由最開始對提議的恐慌及恐懼到後面近乎默許的態度。徹底粉碎格里高爾想在這個家裡存活的可能性。讓懂得“人語”蟲形的格里高爾帶著為家庭做出自己最後的貢獻，帶著對家庭的溫情，在這個絕望而又悲傷的夜裡孤獨地死去。
父親和妹妹所懲罰也不併是格里高爾，而是他變形後的“蟲類”，一隻怪物。一直以來只有格里高爾自己把自己當做人看。但他意識到家人對他的拋棄，為了家人能開啟新的生活，他決定從容赴死。
看似這個家庭因格里高爾的離去而獲得了新生，可下一個因受不了社會壓力而變形或成了沒有利益勾連的親人又將會是誰？揭示了這個社會將會對千千萬萬個格里高爾進行有形的戕害。在西方現代主義唯利是圖的社會中，將格里高爾逼迫去死的家人其實也跟格里高爾一樣是這個社會制度之下的犧牲品。
三、格里高爾的變形後的掙扎與抗爭
變形看似是格里高爾逃避承擔家庭重擔的束縛，實際上是他以極端的方式迴歸家庭，希望在傳統倫理親情中找到溫情。
格里高爾變形後，他曾三次出屋，可次次只能返回，次次以慘敗告終。他第一次出去，是他變形後家人還不知道實情，在家人再三催促下踏出了房間。在他的心中，雖然他變為一隻甲殼蟲卻還以“人的意識”準備去趕赴火車，去工作。
可他出來後，公司派來問責的人落荒而逃，父親立刻驅趕，母親當場昏厥。當晚全家人沉浸在悲傷之中，又理智又快速地做出沒有這個“養家人”後家裡的生計計劃。在家裡人的應對方案中，自始而終都覺得“蟲形”的格里高爾是聽不懂人語。自此，房間成了格里高爾的“圈禁地”。
第二次出來是母親跟妹妹去搬動格里高爾房間裡的傢俱，他趴在房間的畫面前以示抗議，可卻嚇昏了母親。不知所措的他跟隨來客廳拿藥的妹妹而爬出了房間。可他這次的逾越卻讓他付出了“血”的代價。
第三次是他聽到了妹妹的美妙的琴聲。可這次是他不由自主再一次試圖迴歸家庭，而這一次直接導致了他被家人判決“死刑”。
他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迴歸到家庭中，卻又次次都以失敗告終，並被家庭拋得更遠。
格里高爾變形後試圖回到家庭中失敗的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家庭裡維繫著不再是傳統上的血緣關係，而是金錢。社會性的權力規則早已滲透到每一個家庭中，而格里高爾還一味地自欺欺人。最後格里高爾清醒並領悟到：“證明自己還是一個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毀滅自己’”。
在這個社會壓力使個體異化和變態的虛構世界裡，異化都成社會壓力的載體。格里高爾看似被整個家庭遺棄，其實是被整個社會所遺棄的。格里高爾的死是西方現代社會的異化的結果，象徵的是金錢至上的社會扭曲的價值觀對兩代人乃至所有個體的迫害。
格里高爾錯誤的認知，是他以為他只是單純對抗的只是社會的單一性或僅僅只是某個家庭。殊不知他反抗的是整個社會，並且向社會發起了總攻，向整個價值體系扭曲的制度進行控訴，想通過變形為蟲進行抗議，那他只能以失敗告終。這也是非人（失人形）非蟲（懂人語）的隱喻：變形為蟲的格里高爾聚集對現代社會困境的反抗。
而變為甲蟲的格里高爾毀滅性的悲劇也絕不是無意義，這是“向死而生”的抗爭，用毀滅來表達他決絕的態度，他的不妥協、不放棄指引著人們，並企圖喚醒人性迷失的人們。
四、結論：卡夫卡的創作意圖
卡夫卡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社會的高速發展，一方面給人們帶來了物質的財富，一方面機械所帶來的便利也極大限度地束縛了人類的自由，腐蝕了人性。機器時代除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造成了新的經濟危機：大量人面臨失業。機器時代對人的異化：信仰缺失、道德滑坡、金錢至上等精神問題。
《變形記》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創造出來了，但這並不是簡單的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悲劇，而是要我們去思考人性解放的路徑和如何突破現代的生活困境。
而卡夫卡的生活處境也是極其艱難,卡夫卡是奧匈帝國的公民，卻生長在捷克的布拉格，母語是德語，血統卻是猶太人；可他卻又與猶太人的宗教及生活習俗相差甚遠。他逼仄而尷尬的生存處境讓他生活在夾縫之中，逃無可逃，避無可避。
瓦根巴赫曾在《卡夫卡傳》中指出，卡夫卡也曾渴望出逃，爭取婚姻或反抗婚姻，移居柏林或巴勒斯坦，都是他計劃出逃的形式。可卡夫卡並沒有出逃，因為他認為出逃並不能解決問題，也並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
在他寫的《致父親的信》中，他這樣描述：“有個人被囚禁了，他不僅懷著逃跑的意圖（這也許是有可能實現的），而且還要同時把這座監獄改建成了一座避暑行宮，但如果他逃跑了，他就無法改建了；如果他改建了，他就無法逃跑了”。
卡夫卡認為出逃並不能解決問題，正視問題，正視社會現實才能尋找到出路。因此他試圖在寫作中找到出路。
正如哲學家凱戈爾所言：“作家的絕望言說，最終是為了擺脫絕望，在無意義的廢墟上找到意義。”
卡夫卡正是借作品來抗訴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揭示了社會制度對人的摧殘及現實困境，並從中呼籲人們正視困境，超越虛無，尋找個人的存在意義，在虛無中挖掘意義。
在《判決》中，主人公的投水和父親的猝死，揭示了主人公格奧爾格的現實生活與精神追求的矛盾。在《飢餓藝術家》中，藝術家只有餓死才能到達到藝術上的最高境界，揭示現實的荒謬。《在流放地》 寫人與機器的關係，揭示人在機器時代的不是受益者卻是受害者。
正如村上春樹所說的：“我寫小說的理由，歸根結底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個人靈魂的尊嚴浮現出來，將光線投在上面。經常投以光線，敲響警鐘，以免我們的靈魂被體制糾纏和貶損。”
而卡夫卡正是懷著這樣的願景而創作作品的，卡夫卡在作品中對現實社會進行解構，在文本中我們能看到卡夫卡在藝術作品中形成一種新的秩序，跟現代社會秩序互為鏡像，從而啟迪我們思考，在社會制度之下去物化，從而實現個人的價值與生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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