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不能理解的，不是諸天之天，不是星辰的尺度，不是海洋陸地的疆域，也不是最下面的陰司，而是我們自己；正是我們自身，太高深太強大，超出了我們自己可憐的知識範圍；我們當然沒有發瘋，但我們所無法擁有的正是我們自身。”
——奧古斯丁《論靈魂及其起源》
希臘德爾雯神諭銘言“認識你自己”仿若魔咒一般，對奧古斯丁而言，“我成為我的一個大問題”。此外，在《懺悔錄》的其他地方也可見奧古斯丁在不同情況下揭示出的自我的陌生性、自我內部的根本分裂——把自我說成是“一片荒原”（2.10.18）、“一片辛苦耕耘的田地”（10.16.25）、“一個負擔”（10.28.39）。[1]我們看到，奧古斯丁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痛苦和虛無最終都可以歸因於這一分裂，所有的掙扎與努力最終也都指向如何收束和獲得真正完整的自我。[2]通過分析《懺悔錄》中奧古斯丁的皈依困境，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自我”問題在皈依中的重要意義，從而理解奧古斯丁的苦痛與安寧之所。
一、愛慾困境
通過文本，我們可以得知，奧古斯丁出生時，基督教已得到官方支持，但尚未正式成為國教。在民眾的實際生活中，基督教仍處於和其他宗教對立衝突的狀態之下。奧古斯丁的家庭也彷彿是這種社會狀況的一個縮影。他的父親不信基督教，只關心奧古斯都那個的世俗功名，對他早期生活有一定影響。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一心指望他也早日歸向上帝。她晚年還長期陪伴在奧古斯丁的身邊，反覆規勸他皈依基督教，對他的生活和心靈影響很大。這種家庭意識的分裂也構成了奧古斯丁自我意識分裂的基因。
奧古斯丁生性頑劣，不守本分，青少年時期曾幹了不少壞事，諸如逃學曠課，打架鬥毆，結夥偷李，尋花問柳，與情人同居生下一子，後來又聽母親命拋棄了這位女子，另覓新人。不過他的羞恥心還未完全泯滅，對自己犯下的各種錯誤和罪惡時常感到焦慮不安。而根據羅馬人觀念，《懺悔錄》第二卷中的他邁入“不安的青年時代”，而令他不安的根源似乎可以歸結為“愛慾”。當時，“吸引我的難道不正是愛與被愛嗎”？（2.2.2）
在迦太基學習修辭術期間，他的愛慾隨之進入一個更強烈的階段。“我尚未得到愛，但是愛愛，由於深處的缺乏，我恨自己缺乏的還不夠。由於愛愛，我尋找我愛的東西；我恨安穩，恨沒有陷阱的道路。”此處存在一個悖論：愛的欲求和努力非但不能帶來存在的充實，反而進一步揭示出生命內在的貧瘠。在青年奧古斯丁那，從根本上規定著“愛”的，似乎是“缺乏”與對“缺乏本身”的渴望。這必然使人陷入愛恨交織的矛盾處境：“恨自己缺乏得還不夠”，便想方設法地“愛愛”並尋找愛的對象。源於缺乏且指向缺乏的愛之慾求，永遠無法為自身、為愛的主體找到規定性，而只會將人的存在徹底暴露在虛無的深淵之中。而且，雖然他真正缺乏的東西是上帝，他自己對此卻毫無慾望：“我缺乏內在的食量，缺乏你，我的上帝。然而我對此並不感到飢餓，並不欲求不朽的食糧，但是這不是由於我已經飽享這種食糧，相反，我越缺乏，越對它沒有胃口。”（3.1.1）此時奧古斯丁無意追求內在不朽的智慧，反而將自己拋在外邊，“對於我而言，我被造成了一片荒原”。（2.10.18）但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因為他很快就走上了愛智慧的道路，且明確開始“轉向”上帝。
二、求職困境
十九歲那年，奧古斯丁讀了西塞羅的著作《荷爾頓西烏斯》，開始對哲學產生興趣，並決心追求永恆的真理，探索罪惡的根源。“我開始在內心帶著不可思議的熱情慾求智慧的不朽，以便能夠回到你。”（3.4.7）由此，奧古斯丁開始了轉向上帝的歷程：“智慧，就是與你在一起”（3.4.8）為此，他接觸了《聖經》，但沒能讀懂，也沒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他後來轉向摩尼教，成為該教的一名熱心聽眾，前後達九年之久。關於奧古斯丁和摩尼教的關係，學者們有不同看法。大多數認為，他接觸過該教文獻，不過沒有成為正式的摩尼教徒，而只是一名熱心的聽眾。[3]
摩尼教給他提供了一套理性的靈知學說，確定地告訴他“上帝是什麼？我是誰？惡源自哪裡？向本原迴歸需要何種智慧？”這使他自認為找到了“智慧本身”，但問題在於，推動奧古斯丁追求智慧的愛慾完全沒能抑制住對肉慾。“我用肉慾的汙垢玷汙了友誼的清泉，用淫慾的汙垢玷汙遮蓋了友誼的純潔。”（2.2.2）
對於奧古斯丁而言，向上的理智之愛與下降的身體之愛，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長的關係，反而還呈現齊頭並進、相互碰撞的勢頭；當他沿著愛智慧的理智之路抵達巔峰時，對身體快樂的愛也陷入了無法割捨的地步，並牢牢牽制著靈魂的上升，致使皈依的決定性時刻遲遲不能到來。
“她誘惑我，因為她在門外發現，我住在我的肉眼裡，在自身中咀嚼我用肉眼吞下的東西。”（4.2.2）通過揭露“智慧”與“淫慾”之間的對抗，他進一步指出，只要不節制淫慾，人便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智慧，而必定會接受“不自制的婦人”的招攬，從而被拋在肉身的慾望之外，回不到上帝。因為根據奧古斯丁的人性論，上帝“比我最內在的部分還內在，比我最高的部分還要高。”（3.6.11）
“我成為我的一個大問題”，作為一個“大問題”，人始終無法從自身出發收束自我，因為“我”被拋在自身之外，因智慧之慾和肉身之慾而變得支離破碎。在此意義上，奧古斯丁之所以不能把握自己，首先是由於他沒有回到自我，而如果不回到自我，就不可能回到比自我更內在的上帝，更不可能建構“人與上帝之間應該有的團契。”於是在《懺悔錄》中有，“當我尋找你的時候，我在哪裡？你在我面前，我卻遠離我自己，我找不到我自己，更找不到你。”為了能夠找到上帝，奧古斯丁必須要先回到自我；為了回到自我，他必須要離開摩尼教的那一套學說。於是，到383年，奧古斯丁對摩尼教失望，離開了該教。
三、拖延困境
由於暫時沒有找到優於摩尼教的智慧，他只得“等待別的東西來照亮，以便做出更好的選擇。”（6.4.5）如此，奧古斯丁對智慧的追求陷入了“停滯不前的僵持階段”。而真理的不確定性也成了他不願節制世俗慾望的主要理由。“沒有確定的東西來照亮，以便我們把握它，就可以放下那些東西。”向上的愛慾和向下的愛慾之間的分裂，致使“拖延”成了自我最根本的生存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自我”處於無法把握收束的分裂狀態，轉向與推遲、愛與恨、追尋與逃避，都同時發生在一個人身上，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呈現出自我作為“大問題的生存困境。”
而究其原因，莫過於“自我”處在一種充滿張力的狀態：奧古斯丁在追求智慧的途中並沒有節制慾望，既努力“轉向上帝”，又不斷地“背離上帝”，結果一再置於“拖延”之中。
“看，你在裡面，我卻在外面。我在外面追尋你，變得畸形，並投身於那些美麗的外物。你和我在一起，我卻沒能和你在一起。”置身於“推遲”情態下的個體無法獲得真正的自我，即上帝，因為上帝在“裡面”，我卻在“外面”，因為我並未和上帝在一起，雖然他一直都在我這裡。唯有“節制”對外物的慾望，人才能回到上帝，回到真正的“自我”。
“我相信節制來自人自身的力量，但我還不知道這種力量。我竟如此愚蠢，以至於還不知道： 除非你賜予，否則沒有人能做到節制。”（6.6.9）奧古斯丁認為，人做不到節制的原因在於對自身的依賴。節制，不單單是對慾望的控制，更是要求人走出自我。他在這裡的“節制不同於古典哲學“基於自身的力量來成就自然本性”，而意味著“超越人的自然本性”，進而走到超自然的上帝那裡去。
四、節制困境
公元375年，奧古斯丁從迦太基修辭學校畢業，回到家鄉做教師。在此期間，他經歷了朋友死亡的痛苦與恐懼，可又未能找到超越死亡恐懼的出路。這一經歷為他後來超越柏拉圖主義哲學，領悟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神秘意義提供了基礎。在米蘭任教期間，米蘭教會豬腳安布羅斯（Ambrose）此時對奧古斯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的喻意釋經法使奧古斯丁大開眼界。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主義哲學，對奧古斯丁解決思想問題起了重要作用。據其回憶，20歲那年讀亞里士多德《範疇篇》時認為“亞里士多德的‘實體論’對尋求真理並無什麼用處”。[4]
公元383年對摩尼教失望之後，曾一度迷上柏拉圖學園派的懷疑主義。[5]他採取這種思想方法，對包括學院派哲學在內的一切思想均抱懷疑態度，[6]並從學園派的著作中領略到希臘哲學的理論論證。柏拉圖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對奧古斯丁影響最大。他在米蘭期間研究這些哲學，他閱讀了用拉丁文編譯的柏拉圖主義著作，其中可能包括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Plotinus）和波雯利（Porphry）的作品。[7]奧古斯丁後來在回憶自己的思想歷程時提到，初次閱讀柏拉圖派哲學對他的思想起到兩個實質性作用：首先，這種哲學使他“懂得在物質世界之外找尋真理”，[8]改變了原來將上帝當作物質實體的看法； 其次，使他接受了普羅提諾把惡解釋為善的匱乏的說法，[9]由此得到關於惡的根源的解釋，並擺脫了摩尼教的善惡二元論。以柏拉圖主義為參照系，奧古斯丁重讀了聖經，尤其是保羅書信。
結果，他不僅認為聖經與柏拉圖派哲學和諧一致，而且看到聖經超越柏拉圖派思想之處，這就是“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奧秘：基督甘取奴僕的形象，通過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擔負起了人類死亡的痛苦與恐懼，開闢了一條通往真理、通往永生的道路。[10] 這樣，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奧古斯丁的兩大問題，罪惡與死亡，終於迎刃而解。
藉助新柏拉圖主義的哲學文本，奧古斯丁實際上找到了一條從外物經由自我到上帝的靈魂上升道路。上升的開端是身體的美，但靈魂不可久留，要從身體轉向自身；其次，靈魂中高低不同的各個部分進一步構成了上升的階梯；最後到達理智，看到不變之光，也就到達了存在本身。
靈魂上升使得奧古斯丁認識到“真理的確定性”，卻未因看到存在本身而完成靈魂的迴歸。他從自我轉而觸及到了上帝，但這種帶有古典哲學色彩的靈魂的上升不等於基督教的皈依——即從整體上收束散亂在“不相似區域”裡的自我，徹底扭轉生活方式。
“我想要的，不是更確定你的存在，而是更穩定地在你之中”（8.1.1）“確定”意味著我獲得關於上帝的“知識”；“穩定”則意味著我“存在”於上帝之中。只有存在於上帝之中，才能獲得真正的自我，並阻止存在的喪失：“除非存在於你之中，否則我便不存在。”[11]如何獲得存在意義上的“穩定性”呢？若哲學上升依靠理智，則基督教皈依依靠節制。至此，奧古斯丁的皈依困境完全轉化成了節制的困境。
五、皈依困境
節制的可能性從何而求？對比《懺悔錄》第七卷和第八卷，可發現其途徑的關鍵點在於閱讀和傾聽的關係——通過分析這一對關係，我們可以進一步發掘皈依的困境之所在。皈依發生在個體的深度自我之中。新柏拉圖主義者的文本指引奧古斯丁在宇宙秩序中逐階攀升，直至“看”到存在本身、獲得關於上帝的知識，即領受關於最高存在的知識的照亮。皈依離不開自我與他者（另一個深度自我）的關係。若非經他者，奧古斯丁也許永遠無法迎來皈依的最後時刻，激勵他走到曾經在戰慄中瞥見的“不變的光”那裡。
六、意志困境
“束縛我的不是別的鐵鏈，而是我的意志的鐵鏈。”奧古斯丁認為，皈依與節制的困境在於“意志的困境”：皈依上帝必須要節制，而節制必須要用新意志戰勝作為習慣的舊的意志；但意志根本無法擺脫意志本身的鎖鏈，新舊意志的對抗只會導致更深的自我分裂，無法使人在節制中收束自己。奧古斯丁將意志困境的原因歸結於“意志不服從自身”。“在這裡，能力就是意志，而意願本身就是做，然而它卻沒有發生。”（8.9.21）這與奧古斯丁的“意志的自由抉擇”構成一對矛盾。在《論自由抉擇》中，奧古斯丁認為，意志之所以為意志，是因為它是自由的，可以控制自己的運動，“除非意志在我們的權能之中，否則我們的意志就不是意志。”奧古斯丁在皈依故事的提示下回到自我，但是發現自我外在於自我，無力抵達自我。意志為何會自我分裂？奧古斯丁認為，這源於意志的“不完全”。
“意志沒有徹底意願，因而沒有完全地命令。意志在多大程度上意願，就在多大程度上命令，因為意志命令意志存在本身。可見，進行命令的意志並不是完全的，所以，它所命令的就不存在。意志如果是完全的，就不會命令自己存在，因為它已經存在。”所以，這樣的矛盾實際上並不存在，因為心靈並未被完全提升，它總是被習慣（慾望）拖累。這兩種意志沒有一個是完全的，其中一個有的，另一個就是殘缺的。奧古斯丁對皈依既愛又怕，既追尋又逃避，所以其對皈依的意志並沒有完全，從而無法把握自身。
意志的分裂狀況反映的恰恰是自我的存在處境——“我既不完全意願，也不完全不意願。因此，我與自己對抗，從我自己那裡散失。”（8.10.22）在收束散失自我從而轉向上帝的途中，“意願”（velle）與 “不意願”(nolle)的張力使得分裂的自我（ego）難以被收束。奧古斯丁對人的理解基於意志，而這種意志的分裂更加凸顯了自我的存在。“我是誰？我是什麼？我的行為有哪些不適壞的呢？如果不是行為，我的言語呢?如果不是言語，我的意志呢？”（9.1.1）
至此，“向上智慧與向下肉慾”之間的矛盾轉化為“意願與不意願的對抗”，二者同時規定了自我的存在——存在著的個體將無限地從自我散失。從自我出發的意志沒有力量使得自我存在變得充實，越掙扎著要朝向上帝，越從自我散失，越無法把握自己。這也印證了那句，“我們所不能理解的，不是諸天之天，不是星辰的尺度，不是海洋陸地的疆域，也不是最下面的陰司，而是我們自己。”這也意味著，“節制”對於自我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奧古斯丁而言——如果說，自我由意志規定罵我的存在等於我的意志，那麼在意志不服從自我的情況下，我就還沒有回到真正的自我。為了做出最終的抉擇，他需要自我之外的存在來引領他走出困境——“節制女神”的引領。
“他們在拖延，我則猶豫著不肯擺脫和除去他們，不肯跳向召喚我的地方，這時，充滿暴力的習慣對我說：‘沒有這些東西，你以為你能行嗎？’”（8.11.26）理智的上升使得奧古斯丁認識到精神性的上帝，獲得了智慧的確定性，他亦終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自我的生存狀態。
對比傳統哲學與奧古斯丁思想關於“上升”與“下降”的觀點可進一步理解其背後邏輯。
基督教皈依所要求的，不是理智靈魂在存在秩序中逐漸攀升，以求成性（自然本性），而是處在肉慾習慣中的自由意志直接跳向存在本原，從而抵達真正的自我（超自然本性）。[12]
皈依需要節制（向下的愛慾），節制需要意志的跳躍，而這需要別處的召喚：“節制女神”引領向上的愛慾——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現的節制德性召喚奧古斯丁將自我拋出去，要求他走出自我、轉向上帝。這也是僅僅轉向自我的奧古斯丁無法擺脫意志衝突並收束自我的根本原因。只有走出自我，人才能基於節制的德行的收束功能而獲得真正的自我。若要走出分裂的自我，實現皈依，不要意願自身的意志，而要意願上帝的意志。“主你善良仁慈，你的右手探入我的死亡深淵，從我的心底拔出腐朽的深淵。”（9.1.1）人的皈依具有“被動性”，需要走出自我得到途徑，“人啊，你被轉向上帝，獲得他的憐憫。”（8.12.28）
不過，在節制女神召喚之前，奧古斯丁還需要一個更直接的召喚。在花園皈依中，他通過默讀來自神意的命令——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競爭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13]找到了解決皈依與節制問題的最終答案——讀罷“頓覺有一道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14]改變了之前一直“熱衷於名利，渴望著婚姻。”[15]的生活狀態，走向上帝，決定皈依。
七、結語
通過對皈依的一系列困境的揭示和解決，他最終發展出一套不同於古典哲學的、對人性和成性的全新理解，並從生存論上賦予“節制”德性以無比重要的倫理意義。奧古斯丁的皈依表明，真正的愛恰恰要求他通過走出自我來成全人的本性，要求他以上帝為中心、將上帝當成真正的自我，否則，他不但永遠無法抵達最高的存在，還將無限地喪失自身的存在。在困境掙扎的苦痛中，他終於找到了心靈的安寧，也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奧古斯丁寫作《懺悔錄》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回憶和記述過往的人生和皈依上帝的歷程，而有其精神意義。從前九捲回憶性的敘事到後四卷純粹的理性思考，從個體體驗中衍生的困惑在沉思中得到解決，奧古斯丁逐漸地在懺悔罪惡、讚美上帝和表白信仰中認識上帝和自我——這三者根本統一，共同構成貫穿奧古斯丁一生的精神力量。
在他看來，人的最終目的不是其自然本性的充分實現，而是上帝，是自我與上帝的關係（人是上帝的形象）。上帝始終和人在一起，但人卻可能由於自身的罪而背叛上帝的形象，背叛最真實的自我。這樣一來，不但對上帝的認識首先要求靈魂的自我觀照，4而且由於上帝是最真實的自我，對自我的認識將意味著承認人類自然本性的軟弱，學會謙卑，努力和上帝即最真實的自我在一起。因此，整本《懺悔錄》就可看作是在“神聖真理之光中的自我反省”。
正如奧古斯丁所說：
“The times are evil, the times are troubled, that’s what people say. Let us live good lives, and the times are good. We ourselves are the times. Whatever we are like, that’s what the times are like.”
我們是什麼樣，這個時代就是什麼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這個社會的生活中仍然活著的思想，仍然說話的傳統。通過學習奧古斯丁的思想，我們也在思考中不斷反省自身的侷限，反省這個時代的弊病，反省自己作為時代中的一員的責任。
參考文獻：
[1]本文所引《懺悔錄》原文參考Henry Chadwick的英譯本(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1)，並參考孫帥先生著作中的相關譯文《自然與團契：奧古斯丁婚姻家庭學說研究》（上海：三聯出版社，2014年）。凡直接引用《懺悔錄》之處，只在引文後依次標出卷次、章次、節次。
[2]孫帥:《自然與團契：奧古斯丁婚姻家庭學說研究》（上海：三聯出版社，2014年）,第360頁
[3] 參閱Coyle, J. K., 1978, Augustine’s De Moribus Ecclesiae Cathocicae, The University Press, Fribourg Switzerland, 《奧古斯丁的》，頁50-57
[4]參閱奧古斯丁《懺悔錄》，卷4，章16
[5]同上，卷5，章10
[6]同上，卷5，章14
[7]參閱布隆：《希波的奧古斯丁傳》，頁94
[8]參閱《懺悔錄》, 卷7，章20
[9]參閱《懺悔錄》, 卷7，章12
[10]參閱《懺悔錄》, 卷7，章9
[11] Ibid. 1.2.2
[12]《自然與團契：奧古斯丁婚姻家庭學說研究》孫帥著，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第一章,皈依與節制p.99
[13]《羅馬書》13：13——14
[14]參閱《懺悔錄》，卷8，章12
[15]參閱《懺悔錄》，卷6，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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