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流感期間，患者佔滿了美國堪薩斯州賴利堡附近的緊急醫院。）
被傳染病改變的醫學與社會
疫情在全球範圍蔓延，輪番侵入不同的城市。這並非只是當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景象，整整一百年前就曾出現過與此雷同的情形。
1918年9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出現了新一輪流感，軍營和社區開始淪陷。費城衛生部門負責人不以為意，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此外，一場募集戰爭債券的集會活動如期舉行，十多萬人聚集在街上，愛國熱情與死亡的陰影纏繞在一起。
突然暴發的這場流行病讓費城的公共衛生系統很快崩潰，而本就過度擁擠的城市狀況和短缺的醫療體系助長了疫情的蔓延。當時，發源於殖民時代的費城，工廠數量迅猛增長，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大多數居民還是幾十戶共用一個廁所，工人們擠在狹小的公寓裡，常常像換班一樣輪流睡覺。
大流感也侵入到了英國。那裡是工業文明的前哨，也是現代公共衛生的肇始之地。19世紀宛如昨日，大量的農業人口進入倫敦等大城市，捲進工業的時代秩序中，霍亂和肺結核流行，城市改造和醫院改革成為必要，家庭與個體被納入到國家和社會的體系裡。但與此同時，傳染病也在進化，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
這場流感同樣蔓延到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武漢三鎮作為內陸的通商口岸，也暴露在傳染病的全球鏈條中。但與此同時，這裡還面臨著更加古老的傳染病的威脅，比如鼠疫。公共衛生的概念尚未確立，政府和個體之間存在著大量的空白地帶。民眾習慣於求問中醫，而大夫們則試圖用傳統的術語去解釋那些症狀。
“值得注意的是，大流感發生的時候，人們並沒有迅速認識到這場災難的教訓，也缺少國家之間的合作。直到1933年，我們才確認了導致大流感的病毒。”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急救護理研究辦公室負責人傑瑞米·布朗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布朗原來是一名急診科醫生，親身經歷過2009年那場衝擊美國的禽流感疫情。2018年，大流感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布朗出版了專著《致命流感》。今年3月，該書中文版在國內面世。此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波及全球。
長久以來，人類試圖克服傳染病造成的傷害，尋找疫苗和藥物。醫生們在手術檯上與病菌短兵相接，研究者則在顯微鏡下尋找病因。但實際上，真正的答案往往存在於醫院和實驗室之外。
一切還要從19世紀說起。那是一個屬於霍亂的年代，這種烈性傳染病原本只是起源於孟加拉的一種地方病，影響範圍有限，卻爬上了新興的輪船和火車，抵達歐洲，頻繁地在倫敦等地暴發，成為很多英國人的噩夢。
面對突如其來的霍亂，很多歐洲醫生將其歸因於所謂的“瘴氣”，這源自長久以來的經驗，腐爛物和汙水散發出的氣味很容易和疾病聯繫在一起。雖然真正的病因還未露出面目，但這並沒有阻礙城市改革的步伐。
1832年的霍亂推動了地方衛生委員會的成立，但效果不大，1848年的再次流行則促成了國家衛生委員會的建立。1854年，倫敦再次暴發了霍亂疫情。內科醫生約翰·斯諾試圖尋找傳染病的源頭，在經過詳細的走訪和勘察之後，他在倫敦地圖中標註了每一個患者死亡的地點，他們往往分佈在水泵和水井的周圍。
這份“死亡地圖”證實了霍亂的主要傳播途徑是水源，被患者糞便汙染過的水成為疾病的溫床。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將數值系統與傳染病研究相結合，這是醫學實踐從經驗主義走向理性的關鍵。
1859年，倫敦的下水道改造工程開始。將汙水排放到距離城市生活儘可能遠的地方，這是改革者們的初衷，但改造過程並不容易，部分居民認為這個大規模的設施重造侵犯了他們的權益。實際上，政府與個體之間的張力一直伴隨著傳染病的防治。疫情與恐慌固然擾亂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卻也成為重塑兩者關係的契機。
在更早之前，也就是鼠疫和麻風病橫行的年代，為了阻斷接觸傳染，強制的封閉隔離將病人從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以犧牲少數人自由的代價，換取了多數人的健康。而現代公共衛生的行政手段規範著民眾的行為與生活方式。
“抗拒封閉式的集體隔離已經成為大不列顛的一種傳統。到了19世紀末，英國逐步形成了一套防控傳染病的替代措施，包括疾病登記、隔離醫院、居家隔離和消毒殺菌，這被稱作‘英國體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格雷厄姆·莫尼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他長期研究英國公共衛生史。
“為了應對類似的疫情，社會關係的阻隔變得必要，但這會帶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對於窮困和老弱群體，社會系統的支持應該在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格雷厄姆·莫尼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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