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术数，李白文章”，赵蕤和李白是唐代并称的“蜀中二杰”。赵蕤所著的《反经·知人》里记载：“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
我们与人交谈时，就会知道对方的心性和志向。如果一个人语气宽缓柔和，神色不卑不亢，更没有谄媚相，礼貌行为在别人之前，说话行为在别人之后，每次都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的人真是有益于别人的人。如果一个人说话态度强硬，盛气凌人，说话总是想占上风，还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不足，故意掩饰自己的无知，这样的人就是“损人利己”者。即使他（她）再有才华，又有什么用呢？
疫情期间，有两位知识女性的“精致的利己行为”值得关注和深思：一位是说话牛气冲天的、盛气凌人的澳籍华人女士，一位是定居美国的、瞒天过海掩盖自己病情的黎女士。
前者是回到北京后拒绝隔离，外出跑步，面对社区防疫人员劝说，她不但不听劝告，还大喊“救命骚扰”。可是代价也明显：因为该女子为拜耳中国公司员工，公司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核实，已按规定做出辞退处理。立即生效。
后者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副总监，也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黎女士在3月13日带着全家从美国回京。她在美期间已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并多次在当地就诊。登机前曾服用退烧药，登机后未如实向乘务人员提供个人健康状况及丈夫、儿子等同行人员情况，给同机人员造成传染风险。现在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立案侦查。
知识女性到底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约束自我言行，才能不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才能把学到的知识变成一种有益于人类整体发展的思想，而不是眼里只有自己，没有他人。
虽然，人类成为不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但是要做到“利人利己”和“不损人的利己”总是可以的吧。只有不危害他人，才可能不祸害自己。可是要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比如现实中这两位女性知识分子做的，就会被千夫指啊。
作为大多数人，都是抱着一种互利共赢，和而不同的原则生活的，都或多或少地在“利人利己”和“不损人的利己”中活着。这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要在生活中既有道德感，又有人类整体意识，还需要有审美意识，这样就会让一个有学历有知识的人显出真正的优雅来。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中评价乔治·艾略特的道德见识和审美感觉的珠联璧合后指出，真正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只有艾丽丝·默多克。
默多克是有思想的小说家，不是哲学家，尽管她研究过存在主义等哲学，但哲学的熏陶充其量扩大了她的想象和思想领域，使她从过多的自我意识中解脱出来。米兰·昆德拉也很推崇“思想小说”，他认为自己的小说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一种“深思的疑问”。
《独角兽》就是一部“思想小说”，为了这个“深思的疑问”，所有的人物形象都必须参与这一叙述进程。哪怕最终疑问没有具体的答案，但是这个去抓“思想的小鱼”的过程是必须的，去接近遥远如灯火的善的过程也是必须的。小说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道德见识也在这些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一、哪怕现实困难重重，还是要去抓“思想的小鱼”
尽管默多克对现实中是否有一种“完美形式”（Perfection Form）存有疑问，但是她的小说无一不是在书写追寻它的复杂和艰难。
尽管我们看到默多克笔下的人物在走向崇高的道德境界时是充满竞争性的、甚至是失败的，但是她们“既对立于自然也对立于我们所说的‘人性自然’，孤独但又随时与人沟通”。她们是一群孤独者又不是孤独者，她们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抓住某条“思想的小鱼”，为了在崇高的追求中不至于跌进现实的尘埃。
20世纪小说的一个巨大特征就说作者的隐退，初期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插入式评论已经消失。旁观者式的冷静叙述为《独角兽》主人公的道德追寻过程增添了几分不能言明甚至是死亡的气息：
“在道德追寻文学中，许多作品里面的追寻以失败告终。在一些作品中，混乱永远没有解决：有意地使读者对作品提出的一个或更多问题感到迷惑。最终的揭示，如果在这种晦暗不明的事情上我们仍然可以使用这个术语的话，那就是认为一切都无意义。”
《独角兽》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道德追寻小说，小说中的人物最后没有追寻到什么结果，唯一追寻到的或许就是挫败的感受——一种心灵和现实的双重失败感。这并不代表这部小说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它不像《金色笔记》的叙述那样自始至终都带着虚无气息，而是在积极地、自觉有意义地追寻后才不得不遭遇失败的。
如果我们对《金色笔记》的描述感到一种厌烦，因为它的各种笔记都在议论无与伦比的糟糕和失败，对《独角兽》则会唤起我们心底的光明意识，对未来的希望还是有的。尽管这种希望呈现的方式很特别，在死亡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汇合处寻找一块属于“思想的小鱼”的场域，它既不包含个体对现实的自明态度，也不包含纯粹的死亡的恐惧心态，这一点在玛丽安对现实和理想的关系的思考中得到了证明：
的确，她有更多的期待和冀望、隐隐约约地，她意识到自己向往，并且—直在向往某种难以捕捉的优越非凡的生活，可是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该如何生活，她的个性从没得到充分如意的发展；迄今为止，她所生活的社会也从未施予她任何援手。她不够优雅，也缺乏风度，这些她都清楚。似乎自己该顺其自然地默认这一点，可她又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压制，只能怯怯地退问到自身的世界……杰夫雷完完全全属于她熟悉的世界，是那个世界的真正主宰者之一，爱上他，一开始似乎是为了证明那个世界的正当，证明自己平凡的角色——这一角色在他的熏陶下变得光彩夺日。可一旦失去杰夫雷，她便觉得空虚无聊，食不甘味，曾经有过的对与众不同生活的朦胧渴望开始恣肆生长，疯狂地刺激她，促使她离开，对此她欣然接受，憧憬不已。
玛丽安对现实和理想、平凡与优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她的“思想”在非凡和平凡中搏斗着：一方面，花花绿绿的、初恋情人杰夫雷所代表的现实世界向她发出了热情的召唤，从理智上使她无从拒绝；另一方面，她对“难以捕捉的优越非凡的生活”充满希冀，也深知在压制她的现实世界中是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的。
玛丽安需要读懂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也需要对“难以捕捉的生活”有所准备，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便成了小说的关键。
英国小说创作从理查逊、笛福和菲尔丁始，都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创作的指导方法都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摹仿论，即真实地再现现实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生活和命运。18、19世纪的英国作家继续延续并强化了这一传统，如奥斯丁、乔治·艾略特、狄更斯等等。
直到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兴起，小说创作中的摹仿现实的原则才被动摇，因为浪漫主义作家都特别强调自我情感的表现和艺术想象力。于是我们看到在19世纪出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并置的局面。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怎样关注“现实”成为了作家创作的关键点。尤其到了20世纪，伴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对“现实”的认识更趋复杂。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未来主义、荒诞派小说等文学派别已经打乱了曾经对现实的整体认识，而转向了“另一种现实”或“现实的发明”：
现实已经成了幻想，金钱和乡间宅第都是虚构的财富，……曾经影响人类的过去的现实，已经被降为塑料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剥夺了那个现实原有的意义，并曲解了那个现实：世界被降为那个现实纪念物的廉价复制品，如今无人真正注目现实，人们只注目现实的发明。
当现实不是我们生活之中的现实的时候，“现实”的表现和意义便值得仔细观察了。默多克小说的“现实”因为类似于基督教的爱观和死亡观的参与而变得扑朔迷离，她不太相信以逸待劳的爱和拯救，对“现实的发明”也有深刻的观察，因此她笔下人物常常在宗教般气息中面对心灵的拷问和痛苦。
二、“善是遥远的灯火”，我们接近不了怎么办？
克里斯托弗·因瑟尔（Christopher J.Insole）在论述默多克的柏拉图主义与爱的关系时强调：
“对于柏拉图来说，善（Good）是形式中的形式，是宇宙中最崇高的原则，而默多克则用充满魅力的语言去描绘它。她认为这个现实世界应该有它真实的面貌，我们要面对自己的凄惨和孤独，面对人类命运的偶然和死亡。”
《独角兽》对人类命运的偶然和死亡的关注正是默多克对这个真实的世界的观察结果。如果说柏拉图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还有着完美形式的理想的话，默多克则用死亡等形式来回应这种完美：“默多克与柏拉图的区别在于她的词汇里尽管也有‘完美’，但是她相信人类不可能获得它。”
默多克不相信人类能达到完美，究其原因，主要与她的个人的宗教经历有关：
“她是在清教徒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她没有个人意义上的上帝，但是她仍然对宗教保持着很大的兴趣……她对现实中宗教的衰落表现出极大的痛惜……她把宗教当作一种实际的帮助人们向善的工具。”
基督教的原罪、良善等观念已经在默多克的思想里扎根，但是她对“恩典”、“良善”和“真理”的理解与基督教的原始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
“善是遥远的灯火，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欲望的对象。我们那堕落的本性只知道它的名字和它的完美。这是存在主义者和语言哲学家的粗俗观点，他们老是把善仅仅看成个人的选择。善是无法定论的，不是因为善是我们自由的一个目的，而是因为我们不知善为何物。”
这种“不知善为何物”的观念使得默多克的“善”因为去除了某种定性评价而变得复杂起来：“默多克并不是简单地称‘良善’为‘上帝’，她希望用谈论善的方式取代谈论上帝。因此各种隐喻和象征的书写就成了默多克特有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思考方式。”
这种不完美的人性状态也使得她的小说创作失去了许多作家的乐观，哪怕是人类整体意识中的“爱的关注”也充满了缺憾。缺憾的最高形式正是小说中的死亡叙述，但是我们也看到汉娜之死、吉拉尔德的死和丹尼斯的自我流放并不是一种赎罪观念的简单传达。
其他人物如艾菲汉、维丽特姐妹等则较多地染上了现实功利色彩，他们的生活和情感被一种看得见的事物所束缚，这种现实的束缚何尝不是一种死亡状态呢？现实与理想的隔膜、两种精神的对立诠释了人类思想中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形式。
《在网下》的马丁（Martin）也和《独角兽》中的人物一样是一个没有光明未来的人物。默多克似乎很喜欢这种描写方式：
“她笔下的人物都充满了象征意义，她能够让他们翩翩起舞，或者把他们安置在一片恐怖的绿光中。她的书写就是一种连续的智性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没有甜蜜，没有痛苦，也没有真正的爱的产生。”
默多克自己也认为《独角兽》是一部“悲剧”。在小说中，人物的结局都具有悲剧意味，死的死了，如汉娜和彼特，有的自我流放，有的回到死水一般的现实中，如艾菲汉和玛丽安等。小说中的“现实”被打上死亡的幻想和印记，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现实描写，已经戴上了诗意和思想的光环。
因此，作为外来者的玛丽安看到的不仅仅是汉娜的死亡，这一隐喻方式某种程度上或许代表了一种真理，一种与死亡经验相关的关于活着状态的诠释。这种诠释因为隔膜、对立和差距而更加意味深长。正如小说中的知识男性艾菲汉所观察到的具有毁灭性的爱：
“汉娜跟我们大家一样。她只爱不在眼前、不存在的东西，这当然会非常危险。只是她也不敢爱眼前的东西。如果她能够爱它们的话，或许情况会更好一些。她不会真正爱上她眼前的人，也没有能力去爱，那会使她狭小的生活苦不堪言。她不能为他们而将爱的理念化成可操作的东西：爱仍然是毁灭性极强、令人恐惧的情感，她干脆避而不谈。”
爱的理念和爱的行动、爱的“毁灭性”和爱的亲昵性、现实存在和现实以外的事物、现实的丰富和现实之外的“狭小”，它们之间的隔膜始终存在，没有人能够理解。汉娜所代表的爱和理解只能给予“不在眼前、不存在的东西”，而艾菲汉所代表的现实之爱只能赋予某个现实中某些可见可感的事物。这种巨大陌生性所导致的人心封闭和冷漠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死亡状态吗？
三、不可摧毁之物：“死亡状态”
《独角兽》中描写的死亡不是战争和“鼠疫”这些外界暴力和灾难所带来的，它们“古老而神秘”、陌生而邪恶。“现行的事态绝不会消灭应该存在之物”。某种程度上，死亡已经成为了小说的“不可摧毁之物”。小说的人物和环境都散发出浓郁的恐惧和死亡气息，周围的环境在大雨和黑暗中阴森恐怖、缺乏安全感，每个人似乎都被莫可名状的恐惧压抑着，每个人都被深深的隔阂限制着：
“艾菲汉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结局，他可不想悲悲切切地死去。像是在听从一个命令，一个以前从没留心过的重要命令似的，他打起精神，集中注意力；然而，他所注意到的仍然是一团漆黑，黑暗中的黑暗。”
“如今身处黑夜，死亡才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它能把一个伟岸、健康、充满活力的人变成一具沉重的、没有意识的空壳。”
“在我的内心世界没人能够与我在一起，没人看得见我的内心世界。你（指艾菲汉）说的是另一个幻想，一个更为危险的幻想。”
黑暗、孤单、沉重、陌生等与死亡相关的各种情感扑面而来，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一种严重的危机感。环境的“漫无目的”和“缺乏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和对彼此的幻想都需要通过死亡的力量才能打破，才能重新认识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爱的关系。
当一个人感到自我死去的时候才会认识自我以外的存在，人在没有遭遇死亡时就不会感到那种存在，只会在活着的生命中怡然自得，体会不到爱与死的亲密关系，只有那种自我死去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正如濒临死亡的艾菲汉所感受到的：
“是死把生的距离拉长了。既然他不免一死，那么他就是虚无缥缈之物；既然他是虚无缥缈的，那么非自我之物溢满整个存在，光芒就从这个存在之中射出来。这种光芒就是爱，到自己不存在时才可以看得见，这种光芒是爱亦是死。”
时至20世纪，《独角兽》的哥特风格已经不能完全用爱伦·坡等先辈哥特小说家的创作风格相比较，它因为20世纪现实、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流行的情感特征的加入而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小说的语言、背景、故事、人物等绝对不是对以往哥特小说的一种简单摹仿或继承，默多克采用了独特的、具有日常生活性质的语言，对封闭故事情节也增加了旁观者视角，在玄幻神秘的故事中加入了现实的因素，等等。
“默多克否认自己采用完全陌生的语言，她认为她小说中谈论的是日常生活，并且这些日常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恐惧。在默多克的复杂的小说世界中，物质的安全并不能转化为情感和精神的安全。”
可见，默多克的哥特风格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物也需要在这种恐惧的风格中才能有所启迪。失败在所难免，苦难也不会轻易地越过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对失败和苦难有所反思。因此，哥特式书写是作者有意为之，希望在阴郁的氛围中去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酝酿出一部足以震撼读者心灵和思想的悲剧。
《独角兽》对死亡状态的描述表现出强烈的哥特色彩。这种缺少明亮色调的阴暗书写方式到底有何作用？它是否构成了对“悲剧”说的某种挑战甚至遮蔽？
哥特色彩一方面营造了小说的阴郁甚至黑暗的风格，另一方面深化了小说的死亡主题。《独角兽》不像《裸颜》那样具有苦难意识，人物也没能获得自救和拯救，但是小说整体上却传达了一种悲凉的浪漫声音——为自我和他者的光明前途寻找一种万全之策的努力。这种自我努力的过程和自我意识的呈现何尝不是浪漫主义诗人所拥有的呢？
尽管默多克的创作思想和人生态度里面充满了各种偶然和悲观，但是她也像先辈拜伦、雪莱一样有着宏伟的抱负和浪漫主义情愫，对未来充满了幻想，渴望在现实之外见证一个浪漫传奇的存在，小说中的哥特风格正是作家“悲凉的浪漫”的体现。
默多克的浪漫情怀中多了许多死亡的想象，而这死亡想象又多从现实中来，不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恣意放纵，天马行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独角兽》是一部融社会现实主义和浪漫传奇于一体的小说。
现实为浪漫传奇提供了想象的土壤，也限制了一种纯净的浪漫传奇的出现，这也是我们看到知识女性玛丽安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原因。回归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玛丽安身不由己，需要继续回到都市生活中去“翩翩起舞”，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她体验过“爱就是死”的思想，说不定她会是下一个汉娜、下一个丹尼斯。
相较现实主义作家对“时代精神”进行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刻画，艾丽丝·默多克更关注处于现实之外的、作为个体知识女性的思想叙述，由此来弥补时代的浅薄，她认为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是有关人类个性的一种过于浅薄的看法”。因此，思想叙述主要通过主人公的个体存在感悟和广阔的“他者关注”中表现出来，而不是在时代的喧嚣和混乱、在两性关系的复杂中去表现。
《独角兽》的女主人公是孤独的，诚如《金色笔记》的主人公一样，但是她没有像安娜·伍尔夫那样遁入自我内心世界的虚无，从而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而是主动在外部去追寻自我存在的有意义的事物；玛丽安与奥璐儿一样希望在孤独中寻找真正的爱与善，不同的是，奥璐儿开始时是孤独的，到后来借助神性力量获得了爱的关系，而玛丽安一开始就妄图走出现有的生活圈子，进行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所以是以一个寻求理解和相互关系的面目出现的，尽管最终她没能如愿以偿。
结语
英国文学一直都有描写知识女性孤独者的传统，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亚·布鲁克，《林地居民》中的玛蒂·萨斯，《到灯塔去》的丽莉·布里斯科等等，她们都有属于自我的内心的想象世界，她们的存在方式似乎永远处于边缘地带。
《独角兽》渴望来缝合这一孤独传统造成的某种断裂，试图来突破某种现实经验的限制。女主人公玛丽安以和善而富有想象的精神状态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她渴望对话、渴望真诚、渴望美善的人际关系。当然，她也充满好奇心和好胜心，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
然而事与愿违，对盖兹领域和盖兹人来说，她似乎是一个多余人。她的出现既没有如她想象中那样挽救汉娜，她是多么想“利人”啊；她也没能使自我走出孤独和失败，她多么想“利己”啊。或许，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因为她观察到了“爱就是死”的思想，她的回归才显得非比寻常。
至少，作为知识女性，她一系列去追逐“思想的小鱼”的过程中，她去面对“善是遥远的灯火”的过程中，她面对自我死去的不安全状态时，她才真正地成长了，历炼了，也才会让更多的人想起：这样的知识女性是值得尊敬的，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是值得成为榜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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