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服这一称谓是指来自西方国家的服装，这种服装主要是在英、法、徳等国首先穿用，它是在日耳曼、诺曼民族的服装基础上演变而来，由于这两个民族善于骑射和航海，所以他们的服装大都是紧身束袖的，日耳曼和诺曼人由欧洲北部进入欧洲的整个大陆后，他们的服装逐渐被当地人们采用，最后发展为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正式服装。
日耳曼人的民族服饰
中国人穿西服的历史并不长，真正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起来，恐怕也只是本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之前，中国穿西服的大致只有三种人：外交人员以及参加外事活动官员；出国人员；回国的留学生。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终于向世界开，于是，在七十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是否穿着西服居然成了某种观念变化的外在标志。不过，如果有人说穿西服与国有关系，甚至还说中国古代就有这么一个穿西服的国王，那一定会被认为是滑天下之大稽，近似天方夜谭了。服饰竟有如此价值，这国王又是谁呢？
这里，我们要指出，就形制上说，此“西服”非彼西服，两者大不同，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西服”也是由善于骑射的西北少数民族那里引进的，当然，这里的西北部是指中国版图之内的地方了。因此，我们姑且也借用一下“西服”这一称谓。
服饰与治国，看起来联系不上，但在我国古代这个处处事事都要贯之以礼法的封建社会，两者间就很有联系了。让我们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吧。
这是一个诸侯争战，兼并剧烈的时代，周天子的权力日渐哀微，强凌弱，众暴寡，最终形成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争雄的局面。称为战国七雄。此时七雄之中，可谓“家家抱荆山之玉，个个握灵蛇之珠”，为了争城夺地，实现领土扩张，各国都竞相收搅人才，并进行了政治改革，因而都具备了较强的实力。但争雄并不仅仅是为了当霸主而在于得天下，所以最终鹿死谁手，还要看各国变法的程度，变则兴，不变则亡。道理谁都明白，但要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法规条令是祖先所制，要变法必然会冒犯先王而被斥为大逆不道，轻则惩罚，重则丧命，吴起在楚国变法最终被旧贵族乱箭射杀并遭车裂。
商鞅在秦国变法，成就不可谓不大，但仇视他的旧贵族一旦复辟，就将他“五马分尸”，并杀害其全家。变法要冒这样的风险，这又不免使人裹足不前，赵武灵王此时也面临着变与不变的抉择。赵武灵王，是赵国的第六代君主，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战国七雄中，赵国属疆域较大的国家。然而就其实力来说，只能算在二、三等之间，它不仅在与秦、齐等强国的争战中败北，还时时被中山这一类的小国侵扰，长此下去，赵国就有被兼并的危险，要想改变这一切，出路只有改革，于是，赵武灵王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着胡服习骑射。这就是
“胡服骑射”。
胡服图
什么叫胡服？指的就当时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之所以要提倡穿胡服，是因为这种服装的式样有许多先进的地方值得借鉴。它上身为短衣窄袖，衣长仅与坐齐，下身着长裤，足下登皮靴，行动起来十分利落。着胡服的胡人，一到秋季便结队南侵，对中原地区进行掠夺，他们骑马射箭，往来如飞，对地处中原的赵国有不小的威胁。而面对这些入侵者，赵国虽然武器精良，但大多数还是步兵与战车混合编制的军队，并且当时的汉族服装形制是衣长、袖宽、腰肥、下摆大、并且裤外一定要加长服、穿着行动极为不便、尤其不能适应骑马作战的需要。而赵武灵王认为赵国要强，就必须强兵，而强兵之道就是改传统的兵车战术为骑兵战术。因此，他决心改革服制，推行
“胡服骑射”，加强军事力量，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这实际上也是其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过是换换衣服的式样，怎么谈得上惊世骇俗。其实不然，在古代中国，衣服不但遮蔽身体，更表现一种礼仪。不同身份、不同场合，服饰都有一定制式，穿着亦有一定之规、等级森严，内外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汉服以上衣下裳为正式礼服，至战国时尚无“裤”这一名称，有“袴”和“裈”，前者为套在两腿上起御寒作用的“套裤”或“护腿”，后者有裆，类似今天的长裤，都只作为内衣，不作外服，裤外面一定要罩以下裳或穿一种上下连属的深衣。因而其踞(分开大腿坐)或撩起下裳都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
古籍中曾记载：庄子的妻子死后，惠子来吊丧，见庄子不仅不哭，反而箕踞鼓盆而歌，就是大分两腿坐在席上敲着瓦盆唱歌。说明庄子就故意用这种冒犯礼法的行为来表明他那种生死无所谓的虚无主义观念。既然撩起下裳偶尔露出内裤都被认为是失礼，现在赵武灵王竟要改变古制，去下裳而只着长裤，并要将其作为正式服装穿上朝堂，这岂能不犯大忌。
果然，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向众大臣谈了自己的想法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试想，一国之君，本应是先王古制的忠实继承者与维护者，如今竟要带头去违背，这岂不是造成天下大乱？赵武灵王的叔父名叫公子成，他与一些宗室贵戚表示坚决反对，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中原文化发达，万物齐备，又有圣贤遗教，施行仁义道德，诗书礼乐，理当用中原文化去教化胡人，岂能将蛮夷作为典范？服饰自古有制，如要更改，便是对祖先的不敬，是万万不可的。”
更有甚者，说服装奇异，人心就会不轨，风俗奇特，将会引起堕落作乱，公子成还索性装病躺倒，以此来表示不满。面对这强大的反对势力，赵武灵王没有让步，这倒不仅仅因为他是国君，可以一言九鼎，公子成等人也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反对意见也不能忽略。赵武灵王是早就料到会有人反对，事先便作了充分准备，他请教了先王贵臣肥义，并得到了肥义的坚决支持。肥义劝他不要犹豫，也不要理会别人的议论和反对。只要决定了，就要义无反顾地去做。
革新派反驳保守派说：自古以来，圣贤也在不断进行政革，风俗习惯也在变化，倘是一味仿古，恐怕如今我们还赤身裸体住山洞，有什么礼节可谈？从前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做苗，文化不及中原，但擅长舞蹈，舜就象他们学习舞蹈。禹到了倮(裸)这个部族，也脱掉衣服入乡随俗，并象他们学习舞蹈。可见古代圣贤也不摒弃别地的风俗，只要对国家百姓有利，都可以学习。如果说服装新奇，人就心术不正，风俗奇特，品行就不端，那重礼法，出圣人的邹、鲁，就不会有冒犯礼法的事，而吴越之地与中原风俗各异，难道就不会有杰出人才出现了？
为了使自己的主张能实行，赵武灵王又亲自到公子成家里去和他论辩，说服他：衣服应该便于穿着，礼制应该方便行事，环境不同，就应该有不同的办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已经不适用的习俗和制度。你来我往，竟辩论了一整天，终于使公子成明白了穿胡服的好处，并表示愿意身着胡服。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王室贵族赵文、赵俊及大臣周绍等人仍坚决反对易服，并指责赵武灵王推翻古制是一种罪过。赵武灵王亦针锋相对：夏、商、周三代都根据社会情况不同而制定礼仪，因地制宜，因时而异。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制。赵武灵王首先带头穿胡服，赵文等人见大势已去，也只得认输，同意易服。这就是我国服装史上的第一次改革。
不仅改宽袍大袖为短衣、长裤，还引进了靴子，这也是游牧民族所穿着的，皮革制，有统，便于在水草之间跋涉乘骑。可以想象，穿上紧窄的短上衣，利索的长裤，登上带统的革靴，该是多么英武挺拨而又矫健。赵武灵王用了一年的时间，亲自训练这些胡人打扮的骑兵，使他们成为适应北方地区作战的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打败了过去经常骚扰赵国的中山等国，而且扩大疆域，使赵国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
在以后的年代里，短衣、长裤逐渐成为汉民族服装的个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直不曾消亡。衣袖与裤管时有变宽或窄，或兼收并蓄，反映了人们不甘于刻板的服装模式，追求变化美、和谐美的心理。汉族人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外来服饰，并将它作为自己的正式服装，沿袭至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赵武灵王的确功不可没。
并且，我们还看到，这一次关于服装改革的论争的重点已超出服饰本身，或维护礼法，一成不变，或大胆革新，使民族间文化融合，从而增强本民族的生命力，才是双方论战的实质所在。赵武灵王敢于向旧传统挑战，他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另一方面恐怕也要得益于当时的形势。
战国时，诸子兴起，言论活跃，社会空气比较宽松，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比较自由。据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记载，中原地区各族与少数民族相互通婚，互相学习，文字语言逐渐相通，因此，民族文化的融合有一定的条件。而一个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交往就不可避免，融合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规模，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不可能的。因此，赵武灵王将西北地区的胡服引进中原，成为第一个穿“西服”的国王，他的改革成功，恐怕也在于顺应了历史潮流的缘故吧。
閱讀更多 老嫗侃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