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是東漢後期的第一大案，前後持續近20年。其波及之廣，影響了幾乎整整一代的讀書人，其影響之深，可以說為東漢滅亡、三國鼎立埋下了伏筆。下面就讓我們來捋一下這場所謂災禍的來龍去脈，分析一下它到底對東漢王朝造成了什麼影響。
一、四大原則
在開始本章節的內容前，需要先闡明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四大原則：
1.政治鬥爭只有集團利益，沒有個人利益。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參與其政治生活的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利益共同體。鬥爭獲勝的一方會獲得大量的集團利益，集團中的個人會在獲勝後從這個集團利益中攫取自己的個人利益。獨立於集團之外的人，只能做一個爹不親、娘不愛的孤臣。
2.政治鬥爭的最佳狀態是動態平衡，最忌諱的是一家獨大。一旦出現一家獨大的情況，這獨大的一家會變本加厲的瘋狂攫取集團利益，最終使整個國家走向崩潰，就像五大湖裡面的水葫蘆那樣，在沒有制衡的情況下瘋狂生長，為生態系統帶來災難。
3.就個人而言，確實存在義薄雲天一般的人物，但就集團而言，考慮的永遠都是集團利益。所謂“慈不掌兵、義不理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也說明，其實任何一個團隊和集團的領頭羊，面對的內外壓力都是十分巨大的。
4.政治鬥爭不只是會有白與黑、光與暗，甚至可以說這兩種都是極為少見的；充斥其中更多的是黑吃黑、一嘴毛。
二、具體含義
接下來，終於可以言歸正傳，說一說什麼叫黨錮之禍。黨，可以理解為朋黨，那麼什麼人喜歡結黨呢？一般文人喜歡結黨，文人雖然彼此相輕，但是也臭味相投。錮，可以理解為禁錮，引申開來，意思就是不能做官。黨錮之禍的意思，也就可以理解為，文人名士在政治鬥爭失敗以後所導致的被禁錮而不得做官的這種災禍。
三、當時的社會背景
像黨錮之禍這種影響了一代人的大案，其背後的社會土壤，是決定這個事件的根本原因。而既然涉及政治鬥爭，就必須先要搞明白東漢王朝的選官制度。
根據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的考究，東漢王朝的選官制度主要有兩個：一是自下而上的察舉制（舉這個詞就有下級向上級舉薦的意思），主要包括孝廉和茂材兩種。孝廉，顧名思義，孝子廉吏，看重品德；茂材則有四個考察方面，其中第一個考察方面就是“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同樣德行優先。東漢中期以後，茂材與孝廉逐漸合一，開始流行以孝廉為主的察舉形式，德才兼備固然最好，但是如果不能兼備，那麼就會以德為主，才能次之。 二是自上而下的徵辟制（徵和闢都有上級徵召闢用的意思），徵辟制主要是面向德高望重、名聲高雅的名士，被徵召的人往往本身就有一定的名望，徵召之後名望進一步顯達，進而形成士族領袖。
然而在這種選官制度的一個弊端在於，選用的人員是官員主觀決定之後的產物。察舉制主要由地方官員把持，他覺得誰德才兼備，誰就有飛黃騰達的機會。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沒有名氣，默默無聞，即使真的優秀，但地方長官怎麼會知道此人品學兼優呢？要知道，孝廉的名額極為有限，每20萬人口才給一個孝廉的名額，也就是說，一個擁有百萬人口的大郡，每年的孝廉名額也不過5個人。那麼郡守憑啥不看剩下的199999人，而單獨看這一個呢？
到這裡，可能有人又要問了，不是還有徵闢制嗎？問題是，徵辟制其實更容易操作，徵辟制的本質是按照名聲大小來選擇人才，長此以往，高門大戶就會利用手中的資源來為自己打造名聲，甚至會刻意追求名聲。教育的公平被打破，以讀書獲取的上升名額都被高門大戶佔據，平民子弟上升渠道基本被斷絕，剩下的，只有沙場以命相博、九死一生之後換來的軍功。再說句題外話，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居然有七個都出自東漢王朝，真可謂“孝名”顯赫。
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導致土地兼併愈發嚴重，官員和大戶不斷的吞併小戶和自耕農的土地，使得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貧富差距日漸懸殊，高門大戶便有了更多資源結交地方官員，地方官員在舉薦的過程中往往優先考慮大戶的子弟。這些子弟做了高官之後他們的後代往往會繼續享有優質的教育資源，再加上當時學術環境較差，只有少數大戶人家能真正上得起學，大戶人家之間彼此通婚（比如楊修就是楊家與袁家這兩大家族通婚的產物），又與地方官員形成利益共同體，自此形成階級固化。這些人的財富可以通過血統世襲，地位可以通過壟斷教育權完成世襲，於是“門閥”就誕生了，門閥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士族，士族大量充斥在朝臣之中，成為士大夫。士族由於佔據大量的社會財富，已經缺少了家國情懷，更多的是考慮如何保全自己的榮華富貴，這就為日後的軍閥割據和三國鼎立留下了隱患。士族之風在後來的魏晉南北朝愈演愈烈，最終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社會形態。
在這樣的門閥政治之下，就出現了“累世經學”和“累世公卿”的現象，再拿楊修舉例，他的父族楊氏（《後漢書·楊震列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楊彪即為楊修之父），那麼他的母族袁氏呢，更不得了（《國史大綱》注：袁安為司空，又為司徒，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袁術之父），逢弟隗，四世五公，比楊氏更多一公。《楊震列傳》：（曹操）且以（楊修）（是）袁術之甥）。
世族大戶們在朝堂之上佔據高位，在地方上與官員關係密切，在財富上佔據大量土地，而且財富地位可以不斷世襲、代代相傳，進而勢力不斷坐大，已經對東漢王朝，形成了嚴重的威脅。小的時候，看《三國演義》，覺得袁家四世三公，真是英傑輩出，但是現在來看，教育壟斷和晉升壟斷其實才是袁家興盛的最大推手。現在的社會上有人在鼓吹“快樂教育”，然而所謂的快樂教育的背後，是有錢人的孩子可以享受更為卓越的私立教育，以此變相推動教育壟斷，進而再次實現階級固化。
雪上加霜的是，當時的東漢後期，清議之風已經蔓延開來。什麼叫清議呢？就是士大夫與太學生之間聚集一塊，談論時政，以此獲得清名，參加清議的人，被稱為清流。根據呂思勉先生在《中國通史》中的考究：“漢代士人的出路，是或被徵辟，或被郡縣署用，或由公卿郡國舉薦，但此等安坐不易得之。於是或矯激以立名；或則結為徒黨，互相標榜，奔走運動。因其徒黨眾多，亦自成為一種勢力，做官的人，也有些懼怕他，在積極方面，又結交之以謀進取。於是有荒廢了政事，去酬應他們的。又有豐其飲食居處，厚其送迎，以敷衍他們的，官方因之大壞。”“後漢則黨人劫持選舉，而大學為私黨聚集，聲氣標榜之地。”這些所謂的清流們互相抬舉，標榜自己的正確性，外戚勢力過大他們就靠抨擊外戚擴展名望，宦官勢力過大他們就靠抨擊宦官獲得人心，錯的永遠都是別人，自己這一方無論怎麼土地兼併，無論怎麼累世公卿，無論怎麼拉大貧富差距，就是一點錯都沒有，只因他們是文人，他們掌握了話語權。
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引起了皇權的不滿，因為外戚和宦官本身就是皇權的延伸，他們不能脫離皇權而獨立存在，但是士族確可以，比如袁紹、袁術等後來都成為割據一方的諸侯。這些所謂的清流，抨擊外戚、批評宦官，那麼誰去批評他們呢？外戚和宦官是皇帝左膀右臂，你打完這個打那個，你打的到底是外戚宦官還是皇帝老子？而且你抨擊這個抨擊那個，朝野上下為了怕你的抨擊，都來巴結你，你這是對皇權造成威脅嗎？（《資治通鑑》：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矛盾日漸激化，於是乎，東漢朝廷，就迫切需要找個機會，打壓一下這些世家大族。所以，黨錮之禍來了，它就這樣，迎著公元166年夏天的薰風，撲面而來了。士族終於遭來了皇權的大規模反擊，前後的兩次黨錮之禍，對東漢朝廷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而這兩場殘酷的政治鬥爭，起因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清流們不斷打壓宦官，同時還時不時的把火燒到皇帝身上，最後玩火自焚，但從整個國家來看，這場內鬥的結局卻沒有贏家。
詳情究竟如何，下一章接著聊。
錢 穆《國史大綱》（第九章、第十章）
呂思勉《中國通史》（第七章、第十五章）
司馬光《資治通鑑》（漢紀四十七）
範 曄《後漢書》（《楊震列傳》《黨錮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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