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征律师
蔡京从熙宁三年（1070年）登进士及第进入仕途，到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半个多世纪的仕途几度浮沉，最终不得善终，实在算不上太平宰相。太平宰相典故来源于晏殊，他的一生可谓是柔缓如水，通透如玉，少年得志，生活安稳，仕途一帆风顺，不曾遇见过大的挫折。
当时人眼中的蔡京：新旧两党公认的宰相之才
对于蔡京的才能，同时代的记载中就已经揭示出对他极高的评价。神宗熙宁末，王安石常常对年轻的蔡卞（蔡京之弟）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吉甫（指吕惠卿）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被王安石列为天下仅有的三个宰相之才之一，蔡京的才能可见一斑。
如果说王安石是变法的首领，对同属变法派的蔡京青眼有加的话，那么旧党一方的首脑人物同样对蔡京称赏不已。元祐更化期间，旧党元老吕公著当政时，蔡京刚刚罢官进京。吕邀请蔡京到自己府中，让子孙站成一排在旁边侍候。吕说：“蔡君，我阅人无数，没有一个比你强！”以手自抚其座，道：“君日后一定坐在这个座位上，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推辞！”另外一条记载中，旧党首领司马光在元祐更化时尽废王安石新法，大臣皆言不可；唯蔡京于五日内在开封府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
司马光和吕公著是元祐更化中旧党的两根顶梁柱，他们都对蔡京的治国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就足以说明，蔡京的能力已经超越党争，成为新旧两党公认的治国之才。
刚上台的蔡京如何揽权：设司讲义假借皇权大权独占
讲议司的设立，首先是宋徽宗的意志。徽宗开始亲政的崇宁元年，就以“绍述父志，崇尚熙宁”为口号，决定“宜如熙宁置条例司体例，于都省置讲议司”。实际上，就是为其“绍述父兄之志”服务。而其选取的负责臣僚，正是蔡京。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通过较长时间思考和零星实践后所设讲议司，有一个比较完备的施政方案，是一个系统地规划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在内的国家大政的总机构。讲议司设置后，蔡京为提举，表面上是效法熙宁“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兴利除弊为名，讲议的对象是“熙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欲为而未暇者”。实则是蔡京借以侵夺三省、枢密院之权的工具。“讲议司虽是“议事机构”，但其所议范围甚广，似乎“无所不议”，影响甚大。
讲议司在设立之初，宋徽宗和蔡京各有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对于历经熙丰，浮沉于元祐至建中靖国政治风浪的蔡京来说，对集权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凭借讲议司，将忠实自己、能按照其旨意行事的人员组成一个集团，以便施行其政策。讲议司是本是以讲议财赋为目的的临时机构，是三省、枢密院的附属官司。但在蔡京的运作之下，该机构以恢复神宗熙丰法为名，以聚敛财赋为目的，侵夺三省、枢密院之权。经过近三年的努力，蔡京的各项措施基本得以实施，尤其是经济改革成效显著，改变了元以来财政拮据的状况，获得了徽宗的认可与信任。
讲议司无非是蔡京借熙丰之政揽权的手段而已。蔡京因而独相，并安置心腹于各重要部门，以达到集权的目的。讲议司的负责人除张商英外，如吴居厚、王汉之等，都是蔡京的党羽。讲议司树立了蔡京的权威，为其四次拜相奠定了基础。
在蔡京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尤以经济实践为主，这主要是源于北宋困窘的财政局面所造成的。
北宋的财政状况从真宗朝开始就一直不好，到徽宗时期，国家财政己非常困难。根据有关记载，在哲宗时期，由于边防费用的开支，已把元丰以来的国库积蓄耗尽。到元符三年（1100），朝廷不得不动用内库资金用于陕西军储。除此，徽宗时期的官员人数较哲宗时大为增加，新增的人员都要仰赖于财政的供养，这对于本已拮据的国家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正因如此，蔡京上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财政危机。为此，蔡京主持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蔡京曾几度罢相，但不久又能官复原职，可见，宋徽宗离不开他，需要他来为自己敛财。
蔡京主政时期的种种经济财政政策屡屡被后人诟病为”聚敛“，”苛政“，但同时，徽宗朝的社会经济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就人口来说，时期是宋代人口数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就经济来说，北宋到徽宗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是”中外靖绥，年谷登稳“；就政府财政收入来说，到徽宗时，”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当时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这些说法虽有夸张，但也不能完全视之为吹牛、粉饰。在华丽的表面背后，蔡京采取的一系列适应现实的经济财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蔡京的经济改革：适应现实垂范后世的经济财政创制
蔡京的主持的对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从而成为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的范本。它走出了官府寓税于价的经营模式，改变了收购和出售的垄断差价获取财政收入的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蔡京茶法改革转变了官府在专卖上的管理机制，使官府从繁重、复杂的专卖经营中走出来，并实现了专卖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以引榷茶的专卖模式对南宋以及后代茶法影响巨大。这一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过，仅仅将蔡京茶法改革局限在茶法领域探讨未免视野过于狭窄。蔡京茶法改革确立的以引榷茶制度，其内涵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政府的专卖收益通过商人来实现；第二，政府规避了生产和销售中的经营风险，获得了“净利”；第三，中央政府垄断专卖收入，避免了地方机构的分利。这种专卖的制度理念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不断尝试和累积的成果。就北宋时期来看，它不仅实践于茶专卖领域，在盐和酒的专卖领域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
北宋官府在酒专卖上也进行了不同专卖模式的尝试，不仅设置都酒务和酒务，实行官榷酒，还在一些地区推行买扑酒课钱和特许酒户制。买扑酒课是因官监酒务亏本和酒利微薄之地，找人买扑，买扑者交纳课额以后即取得了酒的生产经营权。特许酒户制主要是指诸京榷曲后自主经营的酒户和官府酒禁地之外交纳岁课的乡村酒户。从专卖方式来看，买扑酒课和特许酒户制都是官府放弃了对酒的经营权，而收其净利。说明蔡京茶法改革中的制度理念在酒专卖中已早显端倪。但总体上看，北宋时期酒专卖还是以直接经营的官监酒务为主，买扑和特许酒户制主要在官监酒务亏本和酒利微薄之地，而这些地区一旦“利入销厚者，皆转为官监”。
在盐专卖领域，北宋政府一开始以严格的官鬻法为主，后来才实行通商，出现“交引盐法”和“钞引盐法”。但无论是“交引盐法”或“钞引盐法”，都是商人转销官盐，而不是像茶法中的商人与园户的直接贸易。南宋的李椿就揭示称：“榷茶与其他榷货不同，如盐、矾、乳香，铅锡、酒皆有所榷之物，唯有榷茶止是空引，客人自行买茶，署篰搬担。”空引是蔡京政和茶法的重要外在特征，李椿看到了问题的关键。空引意味着官府退出经营领域，坐享净利。盐引存在所榷之物，说明通过商人实现专卖收入并获取净利的制度理念在盐专卖领域没有被彻底实现。
纵观以上盐茶酒在北宋的专卖实践发现，茶专卖能够最先彻底跳出官府经营取利的瓶颈，实现专卖净利，既有茶生产的地域性比盐分散的因素，也与茶的商品性没有酒的变相封闭有关。因此，蔡京以引榷茶的专卖模式本身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实践优化的结果。它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发展方向，北宋以后盐、酒等专卖制度也相继沿着这一专卖模式演进。
蔡京钱法改革：聚敛背后的满足商品经济需要
宋徽宗时代，北宋货币政策发生剧烈的变化。在铜钱的铸行上，首次在全国推行当十钱；在铁钱的铸行上，把夹锡钱推向四川、陕西、河东以外的广大地区。这就是蔡京的货币改革。
崇宁元年（1102），蔡京任相。崇宁二年（1103），陕西铸造当十钱。之所以铸造当十钱，与当时铜产量下降，供应不足，导致铜钱铸造额减少有关。除了铜产量少，铸钱额下降以外，铸当十钱利润丰厚。为了防止私铸，蔡京奏请“其钱惟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却于铜钱地分行使，贵绝私铸之患。如有私铸，并以一文计小钱十科罪”。所铸折十铜钱在陕西、四川、河东流通铁钱诸路之外的其他路分流通。后来，为利所驱，在其他各地铸造当十钱。当十钱币因面值大，使用不便，遭到时人的非议。
蔡京除铸造大钱外，还铸造了夹锡钱，主要原料仍是铁。蔡京想用夹锡钱取代铁钱，以提高其购买力，使其像旧日的铜钱一样。其实这是办不到的。
北宋政府之所以违背价值规律地铸造当十钱、夹锡钱，就是为了满足军政之需及皇室、官僚的奢侈消费。引起社会不满，物价上涨的钱法改革却给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源，满足了政府军需和俸禄等各方面开销，也满足了徽宗君臣的奢侈腐化生活的需要。
但在此背后，蔡京的货币改革，还有解决钱荒的目的。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宋代政府购买的采购量和范围很大。购买活动往往需要借助货币这一媒介去实现，所以不论政府还是团体，个人，对货币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蔡京的货币改革，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
蔡京建立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慈善事业独步帝制时代。蔡京当政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正是蔡京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了。
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重点是60岁以上无人赡养的老人，还包括孤儿、流浪儿童、残疾人以及基本生活无着的难民饥民。这类机构的名称叫居养院。一类是专门负责收治无钱治病的病人，即所谓“以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者”。这类机构叫“安济坊”。病人进安济坊后，予以免费治疗。还有一类机构，专门负责埋葬居养院与安济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会上“孤老馁疾致死”后“暴露沟堑者”，叫“漏泽园”。为此，漏泽园还有专门由官家花钱购买的墓地。
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设置是自上而下，遍布全国之“各府、州、县、军、监”，构成一个网络。更难能可贵的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还有一整套以成文法形式规定的制度。
宋代救济机构构成一个网络，有一套较完备制度，因此，可谓领今日救济制度风气之先已日久。在政和二年曾御笔：“鳏、寡、孤、独有院以养，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这与今日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民生目标相比不仅毫不显粗陋，反倒历久弥新。
总体上看，宋代社会救济制度一直较为完备，也非常有价值，但中间也经历了几起几落。而这种起落都与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这个人就是《宋史》中已盖棺定论的奸相蔡京。《宋史》有明确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院……三年，又置漏泽园”，以践行孟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之旨。为推行这一民生举措，蔡京连下命令，雷厉风行，各级救济机构迅速得以设立。崇宁五年，蔡京所代表的新党右派失势，自己也被罢相转而任一闲职，保守派迅速全面反击，连同蔡京推行的民生新政也都受到拖累，社会救济机构的扩张受到挫折。至大观元年，蔡京转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再次回到权力较中心位置，在其影响下，社会救济机构进入改进和完善时期。期间为加强对机构的管理，政府还特别在居养院和安济坊各派驻军典一名。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度罢为中太亿宫使，离开权力中心，旧党再度回潮，蔡京力推的社会救济也因此再度废弛。政和二年五月，蔡京复辅政，在其心腹何执政帮助下，重新恢复居养、安济等法，社会救济机构得以重建。宣和二年，蔡京彻底告别权力中心，社会救济制度很快被破坏。一直到南宋王朝建立，又缓慢得到恢复。
社会救助制度本是得民心之举，仅因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几度存废，这充分证明了当时在大制度的人治本色下社会救助制度的尴尬处境。更可叹的是，旧党反击蔡京为代表的新党推行社会救助的理由竟然是：救助太过、太广，鼓励了偷懒，荒废了正业。所谓“不养健儿，反养乞丐”；“天下穷民，饱食暖衣，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不管活人，只管死户”云云。还有旧党人士以少数冒领、冒滥以及机构内部贪腐案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整个救助制度。正因此，虽然旧党相对于新党右派总体上占据道德优势，但后世顾炎武回顾这段历史时仍感叹旧党“因人废法”的做法不妥。金中枢教授更直言，“京纵不仁”，但社会救济新法则“非私惠、小慈可比”，“实仁政与现代福利制度之开端”。
蔡京的经济思想具有的特点是：务实和灵活，懂得抓大放小的道理，并注重笼络官僚。使取財之路阻力降低。这些特点也贯穿在他的经济实践中，在专利制度的改革上他把重点放在国家垄断的厚利行业，而对现实中操作性小、获利少的青苗法等则加以取消。在金融改革方面，则采用取巧之法，通过强令货币升值，达到取民财于无形之中。
抛开别的因素不谈，单就经济领域为国家所带来的利益来说，蔡京之法的效果优于王安石之法，但是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用于何处则又另当别论了。王安石节俭而蔡京奢靡，虽然操守不同，亦无须因人废言。然而，政治理念的不同会导致改革的目的发生变化，其所带来的结果也完全不同。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而蔡京的改革则是为了富官强权。虽然蔡京在经济改革上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并未转化为国家富强的动力，反而是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刺激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加速了整个帝国的衰败。
经济财政上的诛求只是蔡京迎合宋徽宗行为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蔡京高超的才能获得了更大的表演空间。
蔡京四度为相的根本：掌握皇帝意图后迎合取悦
作为奸臣，蔡京最擅长取悦或迷惑皇帝。他深知，是大宋最高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摆平”宋徽宗，就能够摆平一切。
徽宗即位不久，也想有所作为，有意恢复其父神宗的改革举措，于是蔡京打出辅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复“新法”的旗号，大张旗鼓地造势，俨然以变法的继承者自居。蔡京身为宰相，不仅不劝谏徽宗以国事为重，而是投其所好，听任他沉湎于各种爱好。徽宗酷爱花石，蔡京便安排自己的心腹朱勔于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一带搜刮奇花异石；为了把这些奇花异石运往京城，在全国各地征调无数船只，每十艘船编为一“纲”，通过运河、汴河运到汴京开封，这就是所谓的“花石纲”。
“花石纲”的征运，前后持续了20多年，给东南地区和运河两岸的民众带来沉重负担，最终导致了方腊起义。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蔡京热衷于打击政敌或异己。首次为相，他就迫不及待地唆使徽宗发布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诏书，措词严厉而强硬，由此揭开打击政敌与异己的序幕。
多年的官场和朝堂的历练，早已使蔡京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利己主义者，蔡京所关心和追求的是个人的权势和私利，只要获得权势和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一切。
深谙从政之道，极会玩弄权术才是蔡京得以四次任相的主要原因。在宫内，蔡京一直有固定的内线，也是其宦海生涯的一大优势。蔡京可以随时获知宫中信息，把握徽宗心思，积极迎合，讨其欢欣；及时知晓政敌在徽宗面前低毁自己的内容，以便尽早作出反应，找到对策，减少和消除这些语言对徽宗产生的影响。
蔡京从进入仕途始，便注意结交各色人等，尤其是权力中枢的官员，培养一批心腹党羽。每次任相，都尽力援引同党，加强其势力。蔡京在激烈的权争中，虽罢相四次，但前三次都能罢而复起，党羽之功不可没。
作为徽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其一心巩固相位，不顾国家利益与安危。迎合、纵容徽宗享乐的结果是耗费财力并造成人民生活的困顿。
逃不脱的皇权控制：蔡京违逆徽宗阻挠联金灭辽即遭罢相
北宋立国一百多年来与辽朝所形成的军事地理格局和政治格局，使北宋君臣在承受巨大的国防压力之外，也承受了难以言说的心理屈辱。到宋徽宗时代，面对辽朝衰亡带来的绝好机会，好大喜功的宋徽宗君臣收复燕云失地的渴望被激发出来。但恐辽症和北宋军政的腐败，使徽宗君臣对收复失地信心不足，他们怀着侥幸、投机心理，将原先单独出兵收复燕云的决策改变为联金灭辽，并且与金朝签订了“海上之盟”。从北宋实施运作联金灭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对联金灭辽事件的影响。
大观年间，因为童贯恃功专权，蔡京对其不满。政和二年（1112），蔡京复起，童贯有功，但因没有当上枢密使，怨恨蔡京。所以，两人在燕云问题上并不能协调一致。因为和童贯的矛盾，政和年间蔡京参预了收复燕云的倡议和谋划，但他的态度比之童贯却不是很积极。态度最积极者是童贯。童贯之所以态度最积极，一是他通过以往的战争，树立起了自信和建立更大军功的野心，有了收复燕云的冲动，二是他同样了解徽宗的心理。蔡京之所以态度消极却参与，一是职责所在。作为宰相，这样重大的决策自然是不能回避的；二是为了固宠的需要，是为了迎合徽宗。因为徽宗从心底里是想收复燕云的；三是与童贯争权的需要。蔡京处处在牵制甚至反对童贯。正是因为蔡京对联金伐辽不热心，导致了他的第三次罢相和王黼的上台。“蔡京经营北虏不就，去位。王黼作相，欲功高于京，遂结女真以伐大辽。”
蔡京悲剧结构性分析：北宋末宰相是依附于皇权的玩物
从宋神宗时代到宋徽宗时代，北宋的皇权是在原有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化的。如果说宋神宗与王安石结合，宋神宗选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神宗与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式属于“共治天下”，这个时代的士大夫尚有着独立的人格和操守，王安石的两次主动辞相和司马光拒绝枢密副使的任命，都是这种关系的反映。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吗，他们都不愿意为了迎合皇帝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宋神宗，在刚刚即位的时候，虽有奋发图强的愿望，却苦于找不到出路和方法，他急需有经验、有能力、有决心的士大夫扶持他。所以，他和王安石因“富国强兵”的共同理想走到了一起，然而，他们共同理想中的不同旨趣最后促使了君臣二人的分道扬镳。特别是在学会了“许多伎俩”后，皇权的独断专行便无须再有其他人的牵制，“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此后的宋哲宗、宋徽宗也都如此，甚至走得更远。尤其是宋徽宗时代，表面看蔡京集团权势熏天，为所欲为，但实际上“莫不是备左右趋承的一等庸人”。无论是蔡京还是王黼，徽宗始终将他们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始终对皇权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相反，他们只有仰仗皇帝的鼻息才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最后走向，对于怀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们来说是一种失败，他们不仅没有通过变法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而成就了专制主义皇权，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从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参与者而沦为皇权的附庸。
正因如此，蔡京所有的才智和能力都只能围绕着宋徽宗的皇帝意志运转。在好大喜功而又荒淫无度的宋徽宗手下，蔡京的才能越高，执行祸国殃民的能力就越强，就只能越有效的将整个国家推向死路。
奸臣蔡京是如何养成的：处徽宗朝则巨奸 在仁宗朝则能臣
蔡京并非只是一个个案，应该说他是当时包括王黼等一批高级官员的代表和典型。当我们已经明了他们作为皇权附庸的实质之后，另一个问题就随之浮现：整整一个时代的这种“奸臣”，究竟是如何养成的。
蔡京是宋神宗熙宁三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可以说神宗朝是他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时期，当时的各项变法，他是目睹并亲身经历的。熙丰变法中神宗亲自开启了北宋政坛先旗帜鲜明进行政治站队，然后再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投靠皇权进行党同伐异的政风。自其步入官场之始，他耳濡目染的就是神宗如何运用权术独大皇权，以及原本只是少数的变法派借助皇权的威力掌控权力，以权谋私从而形成北宋晚期的“权门”。再经历元祐、绍符以来的的政治纷争，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蔡京来说，给他留下的深刻经验和教训就是依赖皇权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权力的不确定性。神宗朝以来的北宋政坛，已经形成了一切权力属于皇帝的局面。皇帝一高兴可以给他高爵厚禄；皇帝一不高兴，一句话又可以让他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蔡京既然明白了自己的权力地位来之不易，保住它就是最关键的，其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死力为皇帝卖命，让皇帝高兴。说到底，蔡京的觉悟就是，竭力服务的对象是手握皇权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国家，更不是广大百姓。
徽宗朝以蔡京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迁贬退，本质上都是徽宗个人意志操纵。而这一点正是养成蔡京类“奸臣”的土壤。当一切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所有人的利益和地位全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则要求产生出不逢迎讨好，不围着皇帝好恶打转的官员，无异于痴人说梦。蔡京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经济才能和行政能力，在讨好逢迎上做得尤其出色，于是也就成为危害最大的“巨奸”
虽然历史本不存在“假如”，仍不免让人遐想，假如蔡京早生数十年，在宋仁宗朝步入政坛，还会是一个危害国家的“奸臣”么？
宋真宗后期直到宋仁宗时期，被时论视为“奸邪”的大臣也不乏其人，著名的如丁谓、王钦若乃至吕夷简，却未给国家带来致命的损害，反而在各自的职位上发挥出其本身的才能，为北宋前期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日常行政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区别为何如此之大，一方面，宋仁宗朝皇权无为而治，不处理具体政事，而由宰相处理具体政事，为防止宰相专权，所以重谏权以牵制之。当相权与谏权发生矛盾时，皇权从中调节，不让一方势力坐大，让双方处于大体均衡状态。同时相权、谏权又对皇权形成一定制约。形成了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局面。因此，即使逢迎讨好皇帝或者执政宰相，也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制衡，危害有限。而同时，在这个格局下，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才能的发挥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睐。
另一方面，宋仁宗朝政风宽和，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不罪言者。政治斗争中的各方势力均有较高底线，对于权力斗争的失败方一般贬谪较轻，没有形成你死我活的态势。相反，对于不同势力的官员，反而能根据其才能进行整合使用，如吕夷简对于政敌范仲淹，也以国事为重，予以重任并加以保护。如果蔡京于此时步入政坛，耳濡目染的是这样宽和和相互妥协的为政之风，是否还会形成现实中的“奸臣”，恐怕可能性会大大降低。相反，他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将得到最大的发扬，成为张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
萧立誌
蔡京是北宋兴化府(莆仙)仙遊枫亭人，官居右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封太师，对书法有成就，兴花石纲，被太学生陈东上书，为六贼之首，后被贬官(流放)岭南，死于潭州(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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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宰相期间，大力推行社会救助制度，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对当时的社会做了很大贡献。
主持“崇宁兴学”，为北宋兴学做了很多措施：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发展太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业学科，去科举，对宋朝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
到是蔡京为人凶狠狡诈，欺上瞒下，最终导致国家祸乱，虽客死他乡，人们对他还是恨之入。
蔡京最终没能平稳的走完他人生辉煌岁月，贪心使他最终走向灭亡，他的腐化给当时的朝廷和百姓带来了巨大影响。
龙之慕
于文龙水浒人物谱中的蔡京
方珍：“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为无物，玩陛下如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谋之计。京不孝夹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天下。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护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恣意妄作，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
孙觌：“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偏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27]
陈东：“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28]
余应求：“欺君妄上，专权怙宠，蠹财害民，坏法败国，奢侈过制，赇贿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终之，则京之罪大於黼审矣。”
洪迈：“章惇、蔡京为政，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29]
《宋史》：“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诗，阳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26]
《大宋宣和遗事》：“蔡京、蔡攸、童贯之徒，纵恣于上；高俅、杨戬、朱勔之党，朋邪于下。”
李廷机：“童贯擅专权，与京相表里。 童与金人谋，共图契丹地。 契丹既已亡，引祸害自己。”[30]
王夫之：“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进用之始，即有以耸动其君，而视为社稷之臣；既用之，则信向而尊礼之；权势已归，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31]
康熙帝：“蔡京以庸劣之流，依附小人，以图登进，即当烛其奸回，决意屏黜，迨其误国而始逐之，已无及矣。用人之道，诚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32]
梁启超：”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33]
蔡东藩：“徽宗即位以后，所用宰辅，除韩忠彦外，无一非小人。蔡京固小人之尤者也，何执中、张康国、郑居中，张商英等，皆京之具体耳。何执中始终善京，固不必说，张康国、郑居中、张商英三人，始而附京，继而攻京，附京者为干禄计，攻京者亦曷尝不为干禄计耶？小人不能容君子，并且不能容小人，利欲之心一胜，虽属同类，亦必排击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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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宰相、大书法家蔡京，究竟是忠还是奸呢？下面我们就用历史资料和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来进行分析与评价吧！
一、文献记载：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北宋熙宁三年进士，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曾经出使辽邦，还朝后拜为中书舍人。与其弟蔡卞同掌书命，朝廷荣之。后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从上面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蔡京具有真才实学。年轻时考取进士，从地方官逐步升迁，行政、外交都干过。不是靠裙带关系当的官，也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全凭他自己的能力与才干。
二、蔡京是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元老”，先后四任宰相，长达十七年之久。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变法顺利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一面世。解决了北宋面临的种种危机。新法推行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政府收入有所增加。
三、他在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促进了农业生产，造福四方百姓。
四、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惇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重刊兴化府志》说：“章惇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蔡京见状，主动上前积极配合，帮章解决问题。“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依以济”。
这一记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的新法很有研究，对王安石本人也十分敬仰。在王去世八年后，蔡京仍继续宣传和介绍他新法，使王安石的遗志有人继承与发扬。现在人们对王安石变法持肯定态度，为什么单独贬低蔡京呢？
五、蔡京当政时期，社会救助制度推行力度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他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之上。是蔡京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如此造福社会，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怎么能说成奸官呢？
种种善政，足以说明：蔡京忠于大宋王朝，锐意进取，改革弊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造福百姓；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关心黎民疾苦，政绩卓著。连任三朝元老，四任宰相的大政治家。历史上有谁能比呢？
另外，还可以举出一些旁证材料；例如：蔡京四辅国时期（1102—1125年）有个叫孟元老的人，崇宁二年（1103）到了东京，1127年南迁，寓居东京24年。孟离开后，念念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后来写了一本《梦华录》。在《序》中说：“（东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在12世纪初期，东京曾经是世界上一个繁荣的城市，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商业中心。在孟元老心目中，东京简直成了“世外桃源”！这种政治昌明，经济繁荣，民生安乐的一派太平盛世景象。正好是在蔡京任宰相时期，难道没有蔡京的功劳吗？
除了《梦华录》的旁证外，还有宋徽宗时期的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世界名画也把那时的东京繁荣景象记载了下来。告诉后来人，在12世纪初期宋朝东京曾经是世界上最繁荣、最美丽的城市。
其实不仅孟元老、张择端是这样，其他人也同样喜欢过这种太平安定的日子。既然当时东京那么繁荣，“太平日久”，又刚好是在蔡京四辅国时期；所以称他为太平宰相是恰如其分的。
还有一条值得提及：蔡京不仅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诗人和书法家。他多才多艺，诗文和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例如诗词：
送郝玄明使秦一首（题画诗）
送君不折都门柳，送君不设阳关酒。惟取西陵松树枝，与尔相看岁寒友。
词.西江月：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从这首词里可以看出，蔡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词.丙申岁闰元宵：
闰余三五轻寒峭，雪过晴云如扫。天仗下临蓬岛，正耐莺花绕。
华芝回荤端门道，万炬烛龙衔耀。楼上风传语笑，归似钧天觉。
词.宝鼎现?
华林芳昼，春水绿漪，金池琼苑。韶景丽，千重锦绣，万顷玻璃铺净练。长虹跨浪，非烟非雾，一簇楼台，水面竭首秋千。波舫锰，惊鱼潜鸥远。君王共乐，星列羽卫，修楔豫游水殿。凝望处，珊瑚鞭袅，天骥将军遵路款。云镜迅掉，风旗叠鼓，矫首龙舟出岸。时乘殿外，宝津楼下，见华芝回荤。三解力引雕弓，百中穿杨神武箭。长空望羽，缥缈云中落雁。九衙十里花光转，万岁声鳌扑。洛浦人归，瑶池饮散，有莺啼蝶恋。’
（按:此词牌当为《宝鼎现》，然与《词律》《词谱》不合，不知是否又一体。）
蔡京的散文写的也挺好，他著有散文集《保和殿曲宴记》一卷、《太清楼侍宴记》一卷、《延福宫曲宴记》一卷，均被南宋的王明清收入《挥尘集余话·卷一》中。有载：蔡京之孙蔡微“自云：‘当其父祖富贵鼎盛时，悉贮于隆儒亨会阁。此百分之一二焉。国祸家艰之后，散落人间，不知其几也’”。其《保和殿曲宴记》与《太清楼侍宴记》也收录于《说郛三种》第八册。以上三种已在1988年、2001年出版。
同时他还著有《宣和书谱》二十卷：该谱不著撰者姓氏，所记宋徽宗时内府所藏名家法帖，首列帝王诸书为一卷，次列篆隶为一卷，次列正书为四卷，次列行书为六卷，次列草书为七卷，末列分书为一卷，后附制诰。所记书家近二百，上起汉、魏，下迄赵宋。《四库全书提要》云：“宋人之书，终于蔡京、蔡卞、米芾，殆即三人所定与欠！”据《福建艺文志·卷三八·史部·十方谱录类》有载：“《宣和画谱》二十卷，仙游蔡京等著。《铁琴铜剑楼书目》云：不著撰人姓名，盖当时米襄阳、蔡京等奉敕纂定者。”
尤当推崇的是：蔡京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蔡京书法颇妙，初师蔡襄、徐季海，不久弃之；改学沈传师，又厌弃；改学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其书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为海内所崇尚。
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
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蔡京的存世书迹有《草堂诗题记》《节夫帖》《宫使帖》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1蔡京忠心事君，忠于朝廷，忠于职守，治国有方。三朝元老、四任宰相，长达17年之久。2他积极推行变法，实行改革，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3他关心民生，设置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等社会救助制度，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之上”。因此，应当说蔡京是一个大大的好官。为什么却说他是个奸臣呢？
据《宋史》《蔡京传》记载：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第一次任宰相，后经二次、三次任相，于宣和二年（1120）“令致仕”，时年74岁。六年后，“再起领三省。到宋徽宗在位期间，蔡京已是四当国，“目昏眊不能事事”，只好由儿子代写奏章，上朝面君。正是因为第四次辅国未了，后来发生了宋钦宗改弦易辙，金兵攻陷东京，打砸抢烧，掳走徽钦二帝……
这正是蔡京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他在人生暮年，“目昏眊不能事事”尚且主政，岂不出事？这不仅是他本人贪恋功名利禄的过错；朝廷用人不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因蔡京长期执政，特别是支持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反对者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说成是乱臣贼子。甚至连太皇、太后也出面反对，哭着向神宗诉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呀！”结果，神宗罢了王安石的官。蔡京作为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必然遭到诬陷与打击。嫉妒者、反对者，大有人在。
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蔡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政局的变化，蔡京遭受贬低。也使北宋政权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加之，小说《水浒传》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秉公而论，蔡京也与常人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他的确也有缺点错误。如史料记载：“蔡京在任时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岗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为弥补财政亏空，他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做了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情。但是，在“君权至上”的时代，没有皇帝的诏命或首肯，他敢于独断专行吗？以蔡京之聪明练达，他不会干那种“冒天下之大不违”的蠢事的。而且，这些错误与他的政绩和成就相比，应当说是功大于过。客观的讲，蔡京在主政后期，已经年进耄耋，垂垂老也，即使想干的事情也力不从心了。因此，不能把过错完全归咎于蔡京一人。应当归咎于封建社会制度才对。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政局危难之际，或者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为了摆脱自己的罪责，往往拿他的臣下作为“替罪羊”！蔡京即是此例。当他被贬官、流放和垂暮之际，那些反对派和势利者，必然会落井下石，进行诋毁与打击；加之小说、野史，不负责任的瞎编乱造，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例如，《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和潘金莲，明明是七品县令和大家闺秀，却编成卖炊饼的瘪三与荡妇淫妇。把三朝元老、四任宰相，变法革新的大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说成是谄媚、误国的千古罪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民主、法治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应当重新审视，并给予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比如，今人评价曹操，不拘于《后汉书》和《三国演义》所谓“汉贼、奸雄”的历史定论。史籍清楚的记载：他“挟天子以令不臣”，“篡汉僭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等，劣迹班班。老百姓都知道曹操是个奸雄；骂他“欺君罔上”，不忠、不仁、不义。但是，当代一些政治家，及史学家，却给予相反的评价，为他翻案昭雪，给予正面肯定。
评价历史人物的“忠”或“奸”，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标准：一是否忠于国家社稷（封建时代即忠于君王与朝廷）；二是否造福予人民；三是否忠于职守，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四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实际、全面、公正的对人物进行评判。
对于蔡京的评价，从以上史料上不难看出他是功大于过的。而且，他也没有曹操那样想“篡汉僭位”；人格上也没有“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劣性根；而是造福予民。他在艺术上的造诣与成就也远大于曹操。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重新对蔡京做出正确评价呢？我认为，起码说他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不至为过吧？
高高在下哟
说蔡京是太平宰相，是对这个词的侮辱。
我们知道，太平宰相的典故来源于晏殊。就是那位写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燕归来的大词人。1004年宋朝与辽和谈成功，签订檀渊之盟。同年，14岁的晏殊参加了殿试，并为当时的宋真宗所赏识。之后的时间里他少年得志，一步步当上了宰相。而当时，正是宋朝国力最强盛最富足的一百年，因此也什么战事，所以他被称为太平宰相。
而蔡京?如果说太平的话，只能说是他自己的日子过得比较太平。他在宋徽宗期间，起起落落，四度为相，一直干了17年。然而他欺下媚上，权倾朝野，导致北宋的朝政越来越黑暗。内忧外患，天下也越来越不太平，最终徽钦二宗都被金国人掳走当了俘虏，北宋亡国。
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之为太平宰相？亡国宰相差不多，国贼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