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性疫情——新冠疫情國際經濟影響初探

一、新冠疫情開始產生全球性衝擊

2月12日我在短文《本次疫情影響更加複雜棘手》中，從七個方面討論了這次疫情經濟影響比非典疫情更加困難的原因，其中第七點“……外國經濟由於自身問題發生重大調整甚至衰退危機，是否會與我國經濟疫情衝擊派生調整產生某種誘因機制聯繫和共振現象，萬一發生這種情形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何種回饋作用，在經濟外交和國際關係層面帶來什麼問題，分析疫情經濟影響對這些小概率可能情景也需關注……”。現在一個月過去了，應該說形勢正是朝這個方面在演變，一個月前小概率場景正在變成大概率情景。

3月8日沙特宣佈將擴大石油生產，大幅調低石油供貨價格，導致國際市場油價大幅下降；美國股價繼2月下旬大幅下跌兩位數後，3月9日下跌超過7%啟動美股歷史上第二次熔斷機制；2月中旬後半期以來國外疫情加速擴散升級，一些疫情嚴重的城市已經出現了搶購、搶兌醫療資源的情況。雖然難以準確預測全球疫情演變前景及其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影響，但是可以看出正在發生的疫情是當代歷史上最嚴峻的一次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這次疫情將會成為流行病疫情衝擊影響全球經濟的教科書案例，大尺度改寫疫情經濟學的分析視野與內容結構。

最初侷限一隅的個別病例為何能在幾個月對很多國家公共衛生和經濟社會帶來衝擊？新冠肺炎這類新型傳染病大範圍國際擴散的經濟、社會和流行病學根源是什麼？應如何看待這個急促深刻的巨大變局並有效應對疫情給國際經濟帶來的衝擊？

今天我們側重從全球化背景條件角度初步探討。全球化在給各國帶來利益福祉同時，客觀上也增加了新型流行病發生與國際傳播的可能性；全球經濟階段性特點對疫情衝擊國際經濟影響具有重要解釋作用；全球性疫情提出了國際社會應如何改善治理、加強合作以更好推進全球化的現實問題。

二、全球性疫情的時代背景

有必要從全球化環境角度認識這次危機的根源及其展開形態。這裡初步從五個方面觀察這次疫情發生及派生巨大經濟衝擊的全球化環境背景：

1）誘致人獸共患病風險增加；

2）經濟全球化的拓展與深化；

3）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躍升；

4）全球宏觀經濟脆弱性增加；

5）大國關係與全球治理危機；

1）環境演變誘致人獸共患病風險增加

“人獸共患病”指病原微生物是人和禽畜及動物可能共同感染的傳染病。新世紀幾次重要國際性流行病疫情，如2003年SARS、甲型 H1N1流感、禽流感、埃博拉及這次新冠肺炎，都屬於人畜或者人獸共患病，共同特徵是病原體來自於家養禽畜或者野生動物。幾十年前有關國際機構對傳統“人畜共患病（zoonosis）”概念，賦予“人獸共患病”的新含義，以警示野生動物作為宿主的病原體引發人類傳染病風險上升。這次新冠肺炎以及17年前我國非典疫情，在流行病類型上都具有“人獸共患病”特徵，顯然上述警示具有合理性和預見性。

人獸共患病發生流行有其偶然因素，然而也跟我們全球化時代環境存在多方面聯繫。氣候變暖、城市化、少數人收入增長後偏好野味得以更大程度滿足、甚至越來越多國民願意飼養寵物，都可能通過各種方式在客觀上增加這類共患病發生概率。

2003年非典疫情發生之後，WHO以及其他幾個相關國際組織就在紐約的洛克菲勒大學舉辦了一個研討會，主題就是“同一個世界、同一份健康”。該會議提出包含12點內容的“曼哈頓原則”，其中要點之一就是呼籲採取更加系統性的方法預防人獸共患病及其可能的全球流行。

2）經濟全球化的拓展與深化

全球化拓展誘致新型流行病發生頻率上升，國際經濟交往擴大為傳染病國際傳播提供便利。如國際旅遊規模空前擴大。國際旅遊2000年約15億人次，過去20年增加一倍左右達29億人次；2015年國際移民2.4億，比世紀初增加約三成。

從貿易和投資角度看2018年貿易依存度將近60%，比世紀初增加11個百分點；同期各國FDI存量佔全球GDP比例增加16百分點，達到37.9%。

全球供應鏈（GVC）程度新世紀進一步提升。GVC佔貿易比重28%，佔全球工業生產比重達到46.7%。一旦全球供應鏈重要參與國經濟受疫情衝擊，會對國際經濟產生比歷史時期更大擾動。

3）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躍升

此次疫情首發地是中國，隨著中國經濟國際重要性提升，與歷史時期比較疫情帶來經濟擾動影響的外溢作用客觀上也會增加。

中國對世界旅遊業的影響。中國旅遊的人數從非典前不到1000萬人，增長到2018年將近1.5億人，增長了15倍，旅遊支出增長了18倍；中國出境旅遊人數佔世界出國旅遊人數的比例，從2005年的3%增長到2017年的9.9%，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同時，中國出境旅遊的空間分佈結構與距離高度相關。七成左右集中在港澳臺和周邊國家，春節期間出境目的地國家泰國最多，周邊九個經濟體佔70%以上；但是在過去幾年中發達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佔比也在快速增長，2017年已經達到了29.7%。

中國經濟增量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佔比較高。中國經濟的規模20年前大概佔全球4%左右，上升到現在已經超過了16%，它的增量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從非典時期的10%左右提高到現在的30%以上，在一些大宗商品、汽車需求的領域對全球增長的貢獻更高。

以上變化是中國作為大國經濟追趕的一個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取得階段性成就的表現；但同時也意味著，如果中國經濟由於各種內在或外在的衝擊產生一些波動，客觀上也會以較大影響力傳遞到外部，並且會通過一個回饋效應反轉影響到中國自己的經濟運行。

4）全球宏觀經濟脆弱性增加

在過去十多年的後危機時代，各個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依靠超強的刺激來維持經濟增長，這也導致了這些國家的宏觀金融脆弱性不斷積累，這一點美國最為明顯。

數據顯示，美國的股票價格今年2月已經成倍地高於歷史的最高水平，住房價格也不同程度地高於歷史的峰值。並且，美國的政策儲備空間也在大幅壓縮。美國的貨幣政策在危機以後是超量寬鬆，2015年以後曾經努力想讓貨幣政策正常化，也曾多次升息，但是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收縮只是邊際的調整，貨幣供應量、流動性仍然較高，美國的財政赤字持續擴大，累計的政府債務持續攀升，甚至有可能超過了GDP的1倍以上，正在逐步朝著二戰歷史最高水平的位置逼近，因此美國本身面臨著一些結構性問題。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的發達國家，一旦遇到一個外部的衝擊，就可能難以應對。

一些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的疲弱性也在增加。新世紀初年一度增長表現非常好的，如非洲、中亞部分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增速在過去幾年都出現了明顯回落；巴西和俄羅斯這些資源出口國，隨著商品景氣的回落，增速也在放緩，特別是阿根廷、土耳其，這些曾經被看好的新興國家，在過去的一兩年中都出現了明顯的國際收支壓力和金融風險。這些國家在面臨經濟的衝擊時，他們的金融脆弱性、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也都有值得觀察的地方。

5）大國關係與全球治理危機

近幾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甚至跟中國以及其他的國家挑起貿易戰；WTO改革正在推進，但是面臨諸多困難，爭端解決機制的停擺顯示多邊治理的機制面臨巨大壓力。這也就意味著在最需要合作面對危機風險的時候，國際合作本身面臨挑戰重重，甚至戰後國際合作的某些規則基礎都面臨新的質疑。

三、疫情國內演變和國外擴散

疫情的國內演變過程及態勢。12月初國內疫情發生，因一些原因預警有所滯後，到元月下旬已瀕臨失控邊緣，政府不得不採取武漢封城和全國性隔離措施；經舉國動員抗疫，我們較快遏制了疫情惡化態勢，2月中下旬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每日新增病例數據顯示，不同新增確診病例指標先後在2月上旬達到峰值後回落。但是武漢、湖北及其支配的全國上述指標數據，在2月12日出現了一個大幅跳升，然而其原因並非由於用新增病例顯示的實際疫情發生類似比例的反覆，而主要是由於武漢及湖北統計確診病例的標準做了重要調整，具體而言就是把早先沒有計入的門診確診病例一次性算進確診病例。把跳升數據分攤到包括當天和早先一段時期，可見2月上旬到中旬初幾個不同新增病例指標先後經歷峰值後回落。全國除湖北指標在2月20日由於一次性體現監獄系統疫情信息而跳升200多個，並未改變新增病例持續下降趨勢。

隨著新增病例指標經過拐點，我國累計病例指標曲線也變得越來越平。與非典時類似，在政府動員舉國抗疫後大約2個月前後，全國範圍有望基本戰勝疫情。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並在逐步走向終結。

我和吳思芮在文章《疫情空間分佈的成因與思考》中探討了國內疫情的空間分佈特點。從各地報告病例數量上來看，武漢將近5萬病例最多（3月7日24時累計49912例），佔全國約8萬病例接近6成；然後是湖北各地市病例較多；其它每個省市區都有病例報告。這些武漢以外的病例是由武漢在節前500萬外出旅行者的不同的目的地分佈所決定的，該分佈又是由不同的地方跟武漢的距離所決定的。

我們用經濟學重力模型，以各地人口及其與武漢距離兩變量，能解釋各地作為目的地吸引武漢500萬外出者約84%樣本差異：給定與武漢距離的顯著反向關係，人口越多吸引武漢外出者越多；同時，給定與武漢距離，各地人口規模仍對發病數有顯著解釋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特定地區人口越多，人際交往密度越大，社交聚集頻率越高，特定數量外來已感染者形成擴散可能性越大，另外該地區內部二次傳播可能性上升。

國外疫情的擴散過程。最早報告病例是元月13日武漢飛泰國乘客，到元月下旬國外每日報告病例僅有個位數。2月中旬前期日增量升到幾十位，中旬後期至100多位，下旬前半期200-300位，2月底日增量飆升過千人。從相關數據看，2月下旬全球疫情進入快速蔓延拐點。

作為原發地，我國元月下旬開始進入舉國動員抗擊疫情階段，因而較早進入疫情逆轉期。外國疫情快速蔓延比我國推遲20多天，加上各國應對力度和效果不同，快速蔓延時期顯著長於我國應是大概率事件。

四、新冠疫情的國際經濟影響

一個國家發生了疫情，特別是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作為在全球經濟增量中舉足輕重，在全球供應鏈以及全球出境遊市場舉足輕重的大國經濟體，一旦發生了嚴重的疫情和公共衛生事件，從邏輯上來看難免可能會向國外擴散，形成某種國際影響。

由於缺少實踐經驗借鑑，早先疫情經濟學側重研究流行病涉及資源配置的經濟學特徵、比較微觀層面疫情防控成本收益關係等問題，很少研究對宏觀經濟影響，這次疫情以創紀錄的方式呈現了一次大規模流行病可能對國際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和衝擊。基於經濟學常識及新冠影響現有經驗觀察，可以初步把疫情國際經濟影響分四個階段作用。

一是早期原發國疫情的外溢作用（外溢效應）。任何一個國家發生了重大的傳染病公共衛生事件，難免會對本國經濟造成重要的拖累和影響。這一影響在全球化的環境中首先就會發生外溢效應。即便這個疫情沒有顯著地、大範圍地傳播到國外，一個國家如果自身發生了疫情，它也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影響到國外。

二是疫情國外擴散誘發外部經濟擾動震盪（外震效應）。疫情沒有國界，儘管各國都會去加強邊境控制，但是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疫情的擴散。疫情擴散到國外以後，會影響到外國經濟的運行，誘致外部經濟產生一些擾動和震盪。

三是國外疫情和經濟影響迴流疫情原發國（迴流效應）。在新冠肺炎案例上，國外的疫情和經濟影響就會反過來影響到中國。

四是主要國家經濟影響互動共振全面展開（共振效應）。外溢效應、外震效應和迴流效應，三者最終邏輯上來說有可能形成一個共振或者互動。

四個階段的劃分都不是絕對的，不同階段的效應雖然可能是在不同的時間有階段性，但它可能也會有所交叉、同時發生。目前已經發生的主要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剛剛開始，第二階段也是早期階段。

1）第一階段：疫情擾動國內經濟影響的外溢效應

國外疫情的發展主要是在2月下旬以後，因此大概可以說在2月下旬之前發生的主要是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的國際影響，主要表現為中國經濟受到疫情的影響後發生了外溢作用。邏輯上可以從三個角度觀察：旅遊及相關行業“暫停鍵”外溢影響；對市場預期較為敏感行業部門影響；經濟受擾動對外貿和供應鏈的影響。

一是旅遊及相關行業因疫情面臨“暫停鍵”並一定程度產生外溢影響。1月21日武漢加強進出人員管控。此後幾天30個省市先後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到1月27日所有旅遊團隊業務含出境遊全部暫停。2019年春節黃金週（除夕到大年初六）出行人數4.21億人次，今年1月24日至1月30日全國出行人數總共才1.518億人次，大降63.9%。境外旅遊預計700萬人絕大部分未能成行。攜程黃金週變成“退票周”。國際旅遊及相關行業如酒店、郵輪遊輪、航空、娛樂等遭受重創，國外重要景區陷入蕭條。

二是對市場預期較為敏感行業部門可能產生影響。由於我國經濟在全球處於重要地位，特別是對大宗商品和能源供求影響舉足輕重，因而有理由推測中國經濟受到疫情顯著擾動，可能會對大宗商品、石油能源、海運指數等經濟指標較快產生外溢影響。然而觀察相關指標景氣統計數據，這個時期除波羅的海指數繼續早先走低趨勢加快下降外，其它指標這個特定時期並未大幅波動，而是要等到2月下旬和3月份才發生明顯異動。原因可能是疫情前期國內外學界評估新冠疫情經濟影響普遍認為較為溫和，加上缺少類似這次疫情對宏觀經濟產生劇烈衝擊的歷史經驗參照，降低了市場定價反應敏感度。

三是國內經濟短期擾動拖累對外貿易，並對疫情比較敏感的供應鏈產生某種影響。2月我國PMI直降到35.7，反映疫情對製造業正常運行短期形成很大沖擊，並拖累1-2月出口負增長17.2%。由於我國經濟國際影響力比SARS期提升好幾倍，國內經濟波動難免對國際經濟形成短期結構性傳導。最直接影響是春節期間我國境外旅遊700萬人，很多在春節黃金週及以後未能成行，對我國遊客偏好的國外景區帶來影響。據媒體報道，在汽車、電子等全球供應鏈行業，疫情影響也較早形成不同程度傳導。

2）第二階段：國外疫情對其經濟的衝擊作用

2月下旬國外的疫情快速蔓延擴散，對國外的經濟開始帶來影響。如果疫情的國際擴散很有限，並且原發國的經濟影響又比較小，那疫情的國際影響可能就很有限。比如非典疫情儘管對國內的經濟造成了影響，但由於中國當時的經濟體量也比較小，疫情的國際擴散病例數量較少，其國際經濟影響就比較有限。

但是這次不同。隨著疫情在全球範圍加快擴散傳播，誘發其它國家金融經濟波動的第二階段作用很快顯現。由於不同國家在疫情嚴重程度、宏觀經濟基本面條件、主導行業特點以及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等方面不同，這個階段疫情經濟影響差異也會比較大。

近來美歐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是第二階段經濟影響的突出表現。2月21日美國CDC官員公開表示新冠病毒可能在美國蔓延，美國衛生官員正在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做準備。2月25日CDC再次警告新冠肺炎可能蔓延，呼籲公眾做好準備。2月28日美國華盛頓州出現首例死於新型冠狀肺炎患者，次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副總統彭斯及美國疾控中心官員等一同出席發佈會，通報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況及防控措施。美國社會開始轉向疫情防控運行模式。

作為經濟晴雨表，美國股市率先對疫情形勢惡化做出劇烈反應。股市價格2月下旬大跌10%以上。美聯儲3月3日降息50基點，試圖以此提振市場信心。然而聯儲干預未能阻止股市繼續動盪，3月9日股價大跌超過7%，導致美股歷史上第二次啟動熔斷機制。說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要在美國時間今天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佈應對疫情和金融動盪的應對政策。出臺什麼內容？後手效果如何？可以繼續觀察。

在疫情導致經濟預期走低打壓石油需求背景下，3月6日OPEC+聯盟有關石油減產談判破裂。沙特隨即大幅下調4月銷往國外原油官價，表示4月原油供應將增加260萬桶/日達到1230萬桶/日。俄羅斯也隨之表示計劃增產，誘發國際油價一度大幅調水30%。油價波動深層原因應是後危機時期全球石油供求關係變化，也與沙特代表的OPEC與俄羅斯等非OPEC聯盟國利益協調矛盾有關，然而疫情衝擊經濟顯然也發生了重要催化劑作用。

疫情國際影響第二階段的演變趨勢。第一，取決於美國金融振盪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情況。這又取決於美國疫情的發展以及美國的干預政策，好的情況下也許振盪有限，或者是溫和的經濟衰退，之後就能回到正常的狀態。但是如果像美國有的專家預測得那樣，相當大比例的國民感染新冠肺炎，出現上百萬嚴重的病例，則不能排除它不會超過金融海嘯的程度，甚至可能對美國的大選選情產生某些顛覆性的影響，後續變化難以預料。

現在歐洲的疫情發展也很快。如果疫情進一步的衝擊得不到控制，它會跟經濟產生什麼樣的互動，在歐債危機以後會不會形成新的衝擊和考驗，均不確定。東亞日韓疫情前一段也比較嚴重，近日似乎出現一些積極變化動向，這些國家的疫情跟經濟的互動會產生什麼樣的前景，也有待觀察。

3）第三階段外部疫情與經濟波動迴流作用。

現在的迴流主要表現的是輸入性病例的迴流，此外中國最近股市波動一定程度可能跟美國金融振盪有關。但是由於中國相對來講疫情控制目前已經出現了積極的趨勢，央行也提供了相當程度的的流動性，中國股市這次儘管波動比較大，比較而言仍相對穩健的。目前第三階段的影響還是在發酵。

最後第四階段（主要國家經濟影響互動共振全面展開）的發生及進展，主要取決於第二、第三階段的展開情況。

五、如何應對全球性疫情衝擊

第一，中國的應對方案。國內仍然要以抗擊和結束疫情作為最優先目標，防控逐步朝常態化方向轉變，但是防控意識和必要措施不能放鬆。其次要重視復工和經濟正常運行的優先地位。疫情到了這個階段我們要繼續保持高壓態勢，但是也要避免過猶不及，某個地區不能因為出現一個病例就要進一步升級控制措施，這樣對經濟運行和企業復工復產成本可能太高，難以承受。再次，宏觀政策、財政貨幣政策要發力，保持合理增速。最後，要針對非典與新冠兩次重大疫情在預防和預警環節出現的一些規律性、重複性問題，找出真正原因對症下藥，以深度的改革來提高制度的功能和治理的效率。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該改的改到位，就是對全球最重要的貢獻。

第二，各國應儘快扭轉疫情發展趨勢。

第三，各國在宏觀方面應主動協調。各個國家應密切跟蹤第二和第三階段的進展情況，在保障全球宏觀經濟穩定、防控金融風險方面發揮主動協調的建設性作用。

在第二和第三個應對問題上，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以從雙邊區域以及多邊層面來設計應對的措施和政策，這些方面都有進一步具體探討的餘地。

最後，企業家的應對之策。今天是EMBA項目舉辦的講座，也對企業層面應對談幾點淺見。不到20年我們發生了兩次類似性相當高的、重大的疫情衝擊，並且尤其是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這給我們所有的企業高管提供一個警示，就是需要建立一個疫情防範和應對的意識，如行業選擇、區域佈局決策時或許要把疫情可能發生及影響應對作為必要因素，納入戰略決定的思考框架；疫情對供應鏈和全球化影響，應作為企業決策的環境因素適當考慮；此外，疫情也可以為增強企業抗逆能力和制定應急預案提供情景參考：包括如何為員工提供行防疫防護，在顯著減員下如何保障安全同時維持生產，如何利用網上營銷和視頻辦公作為替代模式等等。（張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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