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疫情防控全面向好，醫療水平不斷成熟，危機加快接近拐點。此時此刻，想到了馬克思高度讚揚黑格爾”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一說，因為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起飛之時才能看見整個白天所發生的一切，就可以追尋其他鳥兒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跡。所以，人類最偉大的智慧就是反思，特別是反思歷史以史為鑑，不斷髮現問題解決問題，避免儘可能少走彎路。疫情災難即將過去，一方面，當然要充分肯定全國上下萬眾一心與眾志成城抗擊疫情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更要深刻反思這次危機所不可避免存在的問題，因為災難無法選擇，但可以選擇最好的應對方法獲得最少的損失與最好的結果，防範不應該發生的失誤和挫折，讓中華民族在走向復興中多一點平安。
拷問之一：社會公共安全應對能力的短板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黨中央把“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作為2019年之後連續三年的“三大攻堅戰”之首，要求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範“灰犀牛”事件，主要是全面防止重大風險的預兆因沒有足夠重視而導致嚴重後果。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憂患意識就難以防患於未然而避免危機的發生。只有未雨綢繆，才能以不變應萬變打好有準備之戰。因為重大事故都不會無緣無故地立即爆發，在風險發酵累積過程都會有這樣那樣的徵兆出現，如果不善於在不確定性的細節中尋找確定性，就會使表象上的偶發事件成為猝不及防的災難。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發射之前，就有工程師發現了問題並提出警告，可美國宇航局不予重視仍強行發射，不加防範的小風險引發為機毀人亡的大慘劇。
回顧武漢疫情的演變，根據有關資料，首例不明肺炎患者出現在2019年12月8日，一開始就沒有引起足夠的警覺。到12月31日，疫情就已經開始擴散，被稱為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在12月30日向外界發出防護預警，卻在1月3日因“在互聯網發佈不實言論”被公安訓誡。而早在1月4日香港特區政府就啟動了“嚴重”應變級別。1月5日武漢衛健委對外發布了發現59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情況。1月6號，世衛首次對武漢不明原因肺炎進行通報。1月8日，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對來自武漢旅客進行體溫檢測，此日國家疾控中心宣佈，初步認定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武漢市“兩會”在1月6日至10日緊鑼密鼓召開之後，到10日確診的醫務人員就達18例，最早一例是1月7日，李文亮醫生在1月12日確診收治入院，說明疫情發展已不是個別病例。1月10日“疑似患者”激增使武漢定點醫院床位開始爆滿，而對出現發熱病人卻沒有采取必要的隔離管控措施。在此期間，湖北省“兩會”在1月11日至1月17日馬不停蹄地召開。1月11日武漢衛健委發佈通報確認了41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同時宣佈“自2020年1月3日以來未發現新發病例。”持續到15日為止的13天，新增病例奇蹟般地為零，有關部門和專家也一直宣稱“沒有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如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徐建國於1月14日在《科學》雜誌發聲：“疫情程度有限，如下週無新增病例或將結束。”全社會都放下心來。
到1月17日，美國宣佈對中國遊客做入境口岸篩查。1月18日凌晨，武漢衛健委通報武漢市新增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月18日農曆小年，武漢百步亭社區照舊舉辦十萬人參與的“萬家宴”。1月19日武漢疫情通報一夜新增136例，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剛依然聲稱傳染性不強，疫情可防可控，仍然未實施封閉隔離。鍾南山於1月18日傍晚從廣州趕往武漢，20日就明確肯定存在人傳人的現象。1月21日湖北省春節團拜會按既定計劃舉行，1月22日湖北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到1月23日武漢發佈1號通告宣佈武漢“封城”，武漢肺炎疫情就迅速演變為全國性的重大社會公共危機。
有人說，就是一隻鳥兒遇到危險，也會第一時間不顧一切地向同伴發出尖銳的叫聲。而在武漢疫情演變的過程中，對一連串的徵兆不以為然而視而不見，即使看到不斷出現的危險信號也滿不在乎，從而一再錯過採取行動阻止危機的重要時機，讓病毒得以快速漫延再致驚慌失措。與其說是缺乏防範重大風險的底線思維，不如說是對人命關天缺乏敬畏之心。不得不說一句：尊敬的父母官啊，在每天的疫情通報裡，不是數字的多少決定著危機的程度，每一個災難裡的數字都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每一個數字都意味著一個家庭的生離死別。
記得本人當年任鄉鎮黨委書記時，有一次帶了幾十個鄉村幹部打火，月黑風高又火勢猛烈。縣林業局長指揮我們迎火而上，我堅決地拒絕了，對他吼道，寧可多燒一座山也不可死傷一個人，只可用財產換生命也不可用生命換財產。要求鄉村幹部到火勢遠一點的地方用刀殺斷火路。因為財富可以再造，生命不能逆轉。在一個文明社會，人的生命安全要放在任何黨任何政府的決策首位。如果人命關天就必須寧可信其有，即使沒有危機也要及早預防，決不可信其無而萬一誤判就錯過時機，導致本不應該的更大損失、本不應該的更大危機。
拷問之二：公共管理機制嚴重滯後的短板
黑格爾曾說，“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十七年前的非典造成八千人感染八百人死亡，而突如其來的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成為震驚世界的重大社會公共危機，一千多萬人口的九省通衢遭到封城，十多億人口大國史無前例地在春節斷絕交通，成千上萬的人感染病毒而命懸一線，不少家庭因染病不治而家破人亡，從城市到鄉村舉國受到疫情威脅而不得不與外隔絕，無數醫護人員和基層幹部在浴血奮戰而不時有人因公殉職，經濟社會發展的時鐘一時停擺。無論是直接損失還是間接損失，都是無法估量的天文數字。
馬克吐溫有句名言：“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驚人的相似。”十七年前非典瞞報疫情、撤換當時衛生部長與北京市長的教訓，人們也許早已忘記。在武漢封城之時，有人就發微信給我：武漢疫情已經由滿不在乎階段發展到了瞞報疫情、驚慌失措階段，根據目前態勢很可能會進入全線崩潰、撤換官員階段。最讓公眾想不明白的是，連小民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而武漢市政府彷彿是電腦中毒死機一般，不是慢一拍就是亂成一鍋粥。鍾南山在1月20日已經明白無誤地向全社會告知疫情危機，微信朋友圈都在建議，必須從嚴從快管控武漢人口的進出，從嚴從快管控已發疫情地區的人口流動，取消發病區的大型活動大型會議，動員在疫情未控制前儘可能在家不要外出，禁止前往發病區，發病區人口非經醫院證明禁止流出。全社會都把焦點投向武漢之時，很失望地看到未能在第一時間果斷採取有效措施，全面排查感染患者與接觸人員，隔離治療確診感染病人，封閉發現感染病人小區，結果失去了讓疫情儘可能控制在很小範圍的最佳時機。整個社會輿論都在感嘆：河裡翻船，船上人不急，急死岸上人。到1月24日凌晨，廣東、浙江、湖南相繼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1月25日香港應變級別提升至“緊急”。而湖北在1月23日仍為二級響應，而凌晨宣佈封城，卻把關閉交通時間定在當日10時，導致成千上萬的人逃離武漢，必然包括感染者，無疑加劇了疫情向全國擴散的態勢。
而此時此際，武漢醫院爆滿已經一床難求，無數感染病人因得不到及時救治而在痛苦中呻吟，無奈在家隔離等待奇蹟發生，感染病毒還未發病的在不自知情況下不斷擴散傳染，使家庭擴散感染和社會擴散感染成為導致病例激增的主要原因。本應迅速建立危機應急機制，緊急徵用醫院、賓館、體育館、學校等一切可以徵用的場所建立集中醫療點和隔離點，做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到2月8日在孫春蘭副總理關於應收盡收、不漏一人的明確要求之下，才全面啟動“四類人員”分類集中的管理措施。而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上次慢騰騰地封城放出幾百萬人，而2月24日武漢市發佈了“滯留在漢外地人員(以下簡稱出城人員)可以出城”的通告（第17號令），把封了的城門打開3小時之後再宣佈無效。武漢進入了一級響應相當於戰時管制狀態，卻出現了難以理喻的“行政錯亂”。受此影響，如湖南本可調為二級響應，因突然新增武漢人口進入不得不仍然維持一級響應，不得不再一次緊急升級防控措施。
隨著武漢疫情進入全國合圍到全力以赴即將向全面勝利階段，就有人總結為舉國體制的動員能力優勢。我在想，為了生命安全，這是全社會不得不形成共識的沒有辦法的辦法。如果不是病毒可怕，恐怕做不到讓幾億人在家待一個月不出門吧？恐怕做不到在春節期間讓絕大多數中國人封村封路不與家人親友往來吧？可以肯定地講，武漢疫情危機攔腰擊中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軟肋，突出地表明社會公共治理機制的嚴重滯後。信息不透明造成社會恐慌，批示彙報在應急事件中耗時過多，靠少數人決策已難以應對突發的社會重大公共危機。必須按照十九屆四中全會關於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打造信息公開發布、社會共同參與的公開透明治理體系，更多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共同參與，更多地推動全社會的協同作戰，形成從中央到地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同時，儘管武漢已躋身於中國一線城市，無論是大學、賓館、高樓、公園的城市的現代化硬件建設，還是經濟和文化發展的軟件建設，都可堪稱為國際大都市。而疫情暴發後出現一床難求，凸顯公共醫療衛生建設的軟肋。因此，要加快補上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體系建設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短板。
一個湖北官員私信與我交流，感覺到站在武漢看武漢難免不只緣身在此山中，我不在武漢看武漢認為，除了整個公共危機應對存在重大缺陷外，公共危機公關能力的水平也較低。如長江日報的《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漢網的《“疫”流而上，何不多給武漢市長暖暖心》，就引發了社會輿論的普遍批評。總是去解釋什麼，結果越抹越黑。卻沒有把著力點放在直面問題上，用同仇敵愾、敢於擔當的行為從正面突圍，導致政府公信力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同樣是這次疫情所暴露的社會治理能力軟肋，需要補齊突發公共危機輿情應對和輿論引導能力的短板。
好的制度不是首先選擇最好的目標而是首先選擇避免最壞的結果，沒有最好的制度而只有比較中不壞的制度。舉國動員優勢在於抗擊危機，適合於緊急狀態或戰爭狀態，但缺陷在於預防風險，因為任何國家不可能承擔這樣高成本的日常機制，而社會危機應對的核心在於預防，尤其是預防地域性向全國浸延。一旦爆發即使能集中全國力量應對，也會讓整個社會承擔難以估量的代價。因此，只能作為救濟措施，而非國家治理之策。就如同責任追究與懲罰制度，大錯已成再來追責只是最後的救濟措施，如果只有這個就會讓碌碌無為的官員成為主流。
拷問之三：社會防範重大危機能力的短板
疫情是一場大考，更是一面鏡子。這場疫情無疑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強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全國上下共克時艱，數以萬計的醫護人員用自己生命向武漢逆向而行，無數捐款和物資向武漢投送。但疫情也折射出社會的不少缺陷，不僅僅是公共管理機制嚴重滯後導致局部性、區域性危機演變為全國性危機，讓全社會付出了難以估量的慘重代價，而且全社會應對這樣重大的社會公共危機的能力和水平同樣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突出表現在精細化、人性化的社會公共管理與科學、專業的防疫措施缺失。
疫情發生後，不少人不以為然，缺乏自我防範意識，如不戴口罩，任性聚會聚餐等不服從疫情管控規定，甚至不聽勸並謾罵工作人員，還有感染者向醫護人員吐口水，加大了管理難度。有的隱瞞來自疫情地區的信息，不向所在地報告，不到醫院檢查，不自行隔離甚至到處活動，導致病毒傳播，使疫情防控防不勝防。同時，為了加大疫情防控的推進力度，很多“硬核”措施橫空出世，如“今年上門，明年上墳”“出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找死”“敢從武漢來，堅決不接待”“帶病回村，不孝子孫”等標語廣為流行；對那些不戴口罩的或拘留，或打翻在地，或狂扇耳光，禮儀之邦、文明古國斯文掃地。
武漢人是同袍，感染者並非階級敵人，不要一面在家裡深情地呼喊武漢加油，而一面當武漢人到家門口時卻冷漠地吼叫武漢人滾開。隔離疫情是為了隔斷病毒擴散，隔離病人而不應隔斷愛心傳遞。既要嚴格防範措施，提高防範能力，也要為感染者、旅行者提供傾情幫助，以共度難關，而不是簡單地驅趕自己的同袍讓人心寒讓天下人恥笑。這使“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等句子，如何不讓人心嚮往之。蕭功秦在朋友圈認為，中國文化中有儒家的“仁者愛人”、“捨身成仁”的傳統基因，可現在一旦出現疫情之地，最本能的反應就是赤裸裸地對陌生人的敵對情緒，而農村比在城市更為嚴重，與農村的文化真空與文化稀缺有關，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短板。沒有仁愛之心，國人共同體都無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是遙遙無期。
這次危機也顯現幹部隊伍專業化能力不足導致決策能力低下，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的專業性不適應崗位要求和時代要求。因為政策和策略決定之後，幹部便是決定因素。幹部選用既要體現政治性還要必具專業性，媒體就曾經報道過畜牧局長轉崗教育局長的社會關切，還有這次湖北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志紅面對中央督查組“一問三不知”的事件，說明對領導幹部職位的任用缺乏對專業能力的敬畏。因此，不是隻要委任一個職務就能幹好工作，而要首先拷問能夠幹什麼。對專業能力很強的幹部要不拘一格使用，實現人盡其才，避免家到貧時思賢妻，國到難時思良才的困境。
結束語
不要以為疫情是別人的事，與己無關。我就親身經歷，至今驚魂不定。武漢12月1號就出現病例，我12月上旬去武漢開會而一無所知，回家後在官媒不傳謠不信謠以及可防可控的宣傳下，放下心來，在元月初不僅參加了清華的會議，還到北京拜訪了一些領導與師友，在長沙更是參加了好幾次調研活動與研討會，包括彙報調研與報送材料，與不少領導和學界朋友、親朋好友進行了接觸，如果我被染病毒，將罪該萬死、百死莫贖！在農曆大年前一個朋友告訴我，危機遠非想像！我心驚肉跳從此呆在家裡，這個春節是我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長時間失眠。
隨著武漢疫情演變，由全然不顧→全線失控→全線崩潰→全國合圍→全力以赴，即將向全面勝利階段，我的心情由憤怒罵人→抑鬱狂躁→苦臉流淚→無奈嘆息→反思調節，終於走出失眠的抑鬱期，可以正常入睡了。我絕對相信，每個春天都會到來；但我也知道，每個冬天都在原地等待。因為災難是人類社會難以避免的傷痛，從汶川大地震到非典到新冠肺炎，帶來多少苦難和哀傷！既然我們無法拒絕災難到來，就必須常敲社會公共安全的警鐘，牢記公共管理機制嚴重滯後的教訓，提升全社會防範重大危機的能力，全面完善公共危機應急機制，提升緊急決策與應變能力，儘可能把帶給社會的傷害降低在最小範圍與最低限度。
我不反對總結抗擊疫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理解有人宅在家中喝酒吃飯還有工資進賬而情不自禁的自豪感，但需要提醒的是，還有不少人過著與你不一樣的生活，你的幸福並不帶來別人的苦難，但你的幸福代替不了別人的苦難。有那麼多患者仍然在命懸一線或已家破人亡，有那麼多醫護人員仍然在浴血奮戰而時刻面臨著死亡威脅（有不少人已因公殉職)，有那麼多基層幹部仍然在日夜兼程甚至已染病在身，多少體制外人員停工停薪已是無以為繼，很多農工被禁止入城去而復返，鄉村旅遊滿目蕭條，無論是縣財政還是農民都在坐吃山空，返貧縣返貧農民的風險如何能可控可防？全面小康如何決勝？這樣一種悲壯之下，需要的是同仇敵愾：哀悼遇難百姓！銘記因公殉職英雄！致敬無畏抗疫的醫護人員和基層幹部！儘快啟動已嚴重停滯的經濟社會發展，儘快撫慰被災難創傷的家庭和社會，儘快讓社會生活迴歸常態。
（作者系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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