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然，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学学士，女性主义者，慧新社顾问部成员，热爱文学，关注女权。
伊藤诗织作为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本是踌躇满志、准备在实习岗位大展身手，却遭日本新闻界顶流人物性侵，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上诉。《黑箱：日本之耻》讲的就是伊藤诗织为将施暴者绳之以法的艰难抗争经历。
而这部书为什么叫作“日本之耻”呢？读完全书，我们看到面对女性遭遇性侵的情况，日本的各行各界竟在群体无意识下成为了施暴者的“共谋”和“帮凶”。请让我来简要梳理一下书中记录的各界对女性性侵受害者的反应。
“通常，紧急状况下，会在次日早间以前服用事后避孕药（Morning-After Pill）。正因如此，在这一阶段，其实有机会将性侵受害披露出来。只需一个简单的提问，有的受害者就会在这里获得救助。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制作一份自检表，在给来访者开具避孕药处方的时候，交由受害人自行填写，这种方式岂不很好？假如妇科诊所里也备有‘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也就是当强奸发生时，为了接受必要的检查而事先采集证据的一套工具，那么，就可以在最早的阶段给予应对。”可是，在现实情况下，医生并未对申领避孕药患者进一步询问，妇科诊所也并未准备“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
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NPO（非营利组织）机构：
“电话打过去，对方却问道：‘您能前来面谈吗？’我解释说，自己只想请教一下该去哪家医院，做何种检查。对方却告诉我，必须和本人直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在接通这个电话前，遭遇强暴的人不知要被榨干多少力气啊！要大老远跑去该机构的所在地，对当时的我来说，身上根本不剩一丝一毫这样的精力和体力。就在这期间，保留受害证据所必需的血液检查、DNA采集等重要的受检时机，便飞速地溜走了。这在当时的我来说，是想都没想到的。假如能从某处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该多好，我懊悔不已。在咨询电话里，对方甚至不愿告知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如今想来，我依然难以理解。只要公共机构能够制作一些普及相关常识的网页，把它置于检索结果的前端，就会有人因此获救，不是吗？”
性侵应急处置措施普及不到位，提供援助的手续繁琐，都导致性侵受害者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白白流失。警署：
“处在绝望的深渊，怀揣满心的不安，走进警署大门的那一日，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忘记。来到前台接待处，我不得不当着其他等候者的面陈明了事由。简单解释了自己的来意，提出‘麻烦帮我找个女警官来’，谁知却又被问了一大堆问题。没有办法做出清楚完满的陈述，只能告诉接待员：‘我被强奸了。’当时真希望对方能多一些体谅。女警员把我带往另一间问讯室，听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说：‘我去叫刑事课的同事。’这时我才得知，她隶属于交通课。”专业对口的女刑警的缺席，既不利于保障女性受害者权益，也易导致女性受害者遭遇二次伤害。
“报警两日之后，四月十一日，我再度前往原宿警署。在那里，面会了高轮警署负责本案的警员，在此称为A先生。本次会面，我把事件详情又做了一遍陈述。A的应对态度，比起原宿警署的警员态度要生硬得多。‘都过去一周了，不好办呐。’A突然回了一句。接着又说：‘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对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况且，你也跟他在同一个行业内工作，对吧？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你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A反反复复说着一些对我的前途表示忧虑的话，奉劝我重新考虑是否提交报案书。”
“在这间只有男警员出入的柔道场里，我被要求以人偶为对象，重现案发当时的情况。‘好，请你躺到这里。’警察要求道。我在几名男警员的环绕下，仰面躺在了蓝色垫子上。其中一位警员，在我身上放了一只真人大小的人偶。‘是这种感觉？’‘是不是稍微再这样一点？’他摆弄着人偶，一边向我确认。闪光灯亮起，相机快门不停按下，我把自己那颗绷紧的心，彻底关掉了电源。”日本的警察系统内，女性比例只占整体的8.1％。因此从现场调查人员，到对案件做出审理的事务性职位，几乎清一色为男警。女性受害者必须在男警员的围绕下谈论自身的遭遇，甚至还原犯罪现场，这简直太糟糕了（请原谅我用了这么主观的感叹句）。
酒 店 ：
“四月十五日，我和警员A先生一同走访了喜来登酒店，那个我丝毫不愿踏近一步的地方。房间所在的二楼走廊，恰好未设置防盗摄像头，于是我们对酒店入口的监控做了调查。”然而“我”被告知酒店走廊没有安装摄像头。
检察官：
“与该检察官商谈时，对方突然发话道：‘这个案子提不出证据，无法提起诉讼。被害者愿意提交报案书，那是她的自由，但警方只能以非强制的形式听取被告方的陈词，而后立案送检，就到此结束。’”而在后续阅读中，我们知道这是由于日本政界高层施压的缘故。
寿司店（与案件有关的场所）：
“‘你记不记得，自己坐到了其他客人的椅子上？而且，据说你和别的客人也搭了腔。还脱掉鞋子，光脚在店里走来走去。山口先生还喊你：该回家啦！你确实已经醉到这种程度了。’有个店员说，‘他一直在你们两人面前负责倒酒，所以记得很清楚。’”但事实上，寿司店员工的证词或许存在偏差，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情况。
律师：
“律师向我介绍了一些过去她代理过的调解案。据说她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对方承认有罪，并支付了赔偿金。这次，对方之所以提出庭外和解，大概是希望我能撤回报案书和起诉书。倘若愿意走庭外和解，就需要起草协议书。文书的开头部分，分为‘要求对方道歉’和‘无须道歉，仅要求赔偿’两种形式。另外，赔偿金额通常会在一百万日元上下。女律师关于和解的说明仍在继续。世上竟还有不要求道歉的和解书。简直没想到。只要花点钱，更多的真相就变成了‘不可讲述的事实’被从此封缄。”
庭审：
“我是在采访当中得知的，据说这一类性犯罪案件的开庭日，会有大批‘旁听粉’，一大早就排着长队等候入场。受害者不仅要自行前往法庭，和“连那张脸都不愿再记起”的加害者面对面交谈，除此之外，一想到旁听席上还挤满了旁听者，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望着自己，就感到浑身失血般冰凉。”
新闻媒体：
“果然，判定不起诉后，日本电视台也并未对此事件做出报道。这年头，在这个国家里，对司法系统做出的判决，能够秉持怀疑的态度进行报道的主流媒体，究竟还存不存在？政府在官方主页向各大媒体发布了提醒，说这个案子情节复杂不宜报道，奉劝大家谨慎自律，最好不要触碰这个选题。可以想象，各家媒体原本就态度暧昧，这么一搞，还有没有人报道就更难说了。”提供一点书外信息，施暴者山口敬之在受害人伊藤纱织诉诸媒体后，反而频繁接受采访，在电视节目中公然表示自己成为了“红人”，而舆论导向竟然转为批判伊藤纱织“企图靠花边新闻搏上位”。
除上述内容外，日本2000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以来，受害者陈述证词时，虽与加害者设置了隔断，但仍有受到加害者威胁的危险，因此在性犯罪案件中，通过庭外和解与协商方式撤回控诉的比例高达35.4％（2010年统计数字显示）。
显然，性侵受害者的维权之路阻碍重重。而这不见得是日本的独家特色，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女性问题。福柯曾说“话语就是权力”，权利的范畴贯穿于话语的实践，虽然，新媒体的发展使受害者的血泪控诉被更多人听到和关注，但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与女性相关的网络舆情中性别刻板印象、性别盲点等问题依然突出。“为什么不侵犯别人而侵犯你？”“那么晚了还在街上活动，难怪会被性侵”“将受侵犯的经历公开，是没有羞耻心的表现吧”……类似的言论屡见不鲜。正如卢梭所说：“公共意见对个体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个体出于被孤立思维恐惧而如此将公共意见尊为道德伦理的守护人，以使自己不至于被丢弃与非难之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还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不敢发声的女性受害者有多少？这个数据难以统计。在阅读《黑箱：日本之耻》的时候，我想到另一本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少女房思琪被老师持续性侵，最终精神崩溃——我们可以很简短的概括全书的内容。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并不如此轻松，甚至可以说是字字句句如鲠在喉。书中记叙的性侵惯犯李国华“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在这种“羞耻感”驱使下，被性侵的房思琪、被家暴的伊纹都选择了保持缄默。
我又想到电影《嘉年华》，影片中母亲和邻居的反应，将这种“羞耻感”和所谓的“贞洁观”传递给了性侵受害者小文，小文的性意识在伤痛中觉醒。我想，我们应该倡导和呼吁不幸遭受侵犯的女性重塑自信、走出阴霾、勇敢发声，但我们也应以最大的善意去体谅那些还没有与自己和解的女性，尊重她们保持沉默的权利。
历经四年，伊藤诗织胜诉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女性主义者和更多崇尚正义的人们感到很激动。女性遭遇性侵，该如何维权？突破心理障碍、报警、取证、举证……光是走完这些环节，很多女性就已精疲力尽了吧。而伊藤诗织面对的情况更为复杂，施暴者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团成员、新闻界的权威人物，其妻子是安倍夫人的好友，仅这一点就使问题变得非常棘手。但伊藤诗织克服重重困难，让日本“黑箱”曝光在阳光下，我们又怎能不受鼓舞呢？
鉴于伊藤纱织案例，我们提出建议：遭受性侵后，女性一定不要马上洗澡、整理房间或扔掉相关衣物，注意保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并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如实告诉医生自身遭遇。当然，在做这些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克服羞耻感。我们希望更多女性坚信：遭到性侵，不是女性的错误，任何女性以任何装扮在任何时段出现在任何场所，都不能成为遭受性侵的理由。
希望这篇文章对于女性朋友走出各自困局有助益。希望我们一起加油——为消除造成男女不平等局面的“黑箱”，为让阳光洒进每位女性的“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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