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委員陳文勝 《山東社會科學報道》記者 凌琪
記者手記：陳文勝教授自1992年參加鄉鎮工作，在鄉村工作期間，歷任鄉團委書記、鄉黨委組織委員、鎮宣傳委員、副鄉長、鎮長、鎮黨委書記等職務。2005年調進湖南省社科院專職從事三農研究，歷任院新農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院工會主席、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院科研處長、院辦公室主任等職務。2019年調入湖南師範大學被聘為瀟湘學者特聘教授，擔任湖南師範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十年磨一劍，陳文勝已經從一名鄉鎮黨委書記轉型為一名三農學者。不管是作為三農一線實踐者還是三農理論研究者，正是泥土中孕育的農民立場與基層情懷，成就了他在三農領域獨特的影響和地位。
鄉鎮歲月，一首初心之歌
凌琪：您曾經當過鄉鎮黨委書記，又胸懷農家子弟的不變初心和至深情懷，這一經歷為您從事三農研究工作，提供了豐富而紮實的鄉土經驗，那麼您在鄉鎮工作時就有當學者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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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我出生在一個十分偏遠的大山溝裡，祖祖輩輩都是樸實的農民。一方面我是農民的兒子，父母兄弟都在農村，特別是作為生活在鄉村社會底層的農民，我有著和農民一樣的傳統價值觀念和處世方式，決定了我在潛意識中不可避免帶有農民的立場。另一方面又作為一個鄉鎮幹部，特別是擔任鎮長和鎮黨委書記以後，國家最基層的一級政權負責人的身份決定了我肩負組織所賦予的職責，同樣不可避免地帶有基層的情懷。
置身於改革開放後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工業化、城鎮化歷史進程，我見證了中國鄉村的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歷史變遷。鄉鎮政府作為中國最基層的政權組織、作為共和國政權大廈的基石，如何在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農民與土地等多重關係中進行準確定位，是所有農村基層工作者都必須時刻要面對、時刻要思考、時刻要處理的現實焦點問題。當時對三農的研究，我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去做一個象牙之塔的學者，在鄉鎮進行田野調研，撰寫文章或面對面與學者交流，都是為了探索破解現實工作中的三農問題有效途徑，也因此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現實資料。
上世紀90年代，農村在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紅利激發下，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使中國最貧窮的群體——農民、最落後的地區——農村最先發展起來，作為那個時代風雲人物的萬元戶都是來自農村的農民。但隨著改革的重心也逐漸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業、農村的發展逐漸服從於工業和城鎮的發展，城鄉二元結構下，鄉村資源不斷被吸取，農民負擔不斷攀升，農村幹群矛盾不斷激化，鄉鎮成為了三農矛盾的火藥桶。我作為當時的鄉鎮幹部，是“要錢、要糧、要命”的“三要”幹部，在鄉村幹群關係最為緊張時期艱難開展三農工作，真正體會了同樣是鄉鎮黨委書記李昌平向總理上書所說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危機，正是這些問題不斷引起我作為鄉鎮幹部的思考。
在擔任鎮黨委書記期間的在2003年，我就提出在全鎮喊響四句口號：“深入最落後的村組，幫助最貧困的農戶，團結最廣大的群眾，解決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連續三年下發“關於對特困戶扶助的意見”的鎮黨委一號文件，每年明確幫扶300多戶特困戶，可仍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需要的幫助太多，而鄉鎮的財力太少。有80%的農民願望鄉鎮根本就無法滿足，有80%的鄉鎮工作不為農民所歡迎，有80%的幹部和農民的積極性得不到調動。更為嚴重的是，面對數百萬元的鎮財政債務，每當遇到債主們的圍、追、堵、截甚至進行人身攻擊的時候，每當遇到債主們鎖住學校的校門和教室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事們是感到多麼的無助和無奈！儘管我們想盡千方百計，我們實施鄉村財務的規範化管理、鎮人民代表大會共商鄉村債務化解辦法、村民自治的制度防範，但僅僅只能緩和矛盾，卻遠遠不能夠解決問題。在鄉鎮幹部的工資都長期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怎麼可能真正地幫助農民服務農民呢？
那時候，我閱讀了大量關於三農方面的書籍和文章。當時農業稅費還沒有取消，很多學者和官員把把基層幹部看作是三農問題的罪魁禍首，我感到作為三農第一線的具體實踐者，感到應該有責任向社會揭示問題的真相。我從直覺到思考，再到深入調研探究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最後有感而發寫了一些小文章，開始在網上不斷地發出不平之鳴。我深知自己是一個不懂學術的基層幹部，因為實踐是不規則的，而理論是規範的，以不規則的實踐來評價規範的理論，肯定會貽笑大方。因此，在鄉鎮黨委書記的崗位上對三農問題的一些評論，與其說是基層實踐與理論前沿進行對話的一種聲音，還不如說是無知者無畏的一種吶喊。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激情，我用筆名在報刊雜誌和網絡上發表了一些三農問題的觀點，通過以文會友結識了一些決策機構的領導和三農研究的學者，從而觸發了我熱愛三農研究的初心。
三農研究，一個有情懷的夢
凌琪：理論研究工作與實踐工作有不同的要求，您從鄉鎮到社科院，是怎樣實現一名鄉鎮幹部到理論研究者的轉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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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
：進入社科院後，我發現理論研究、特別是學術論文撰寫，大多從一定數量的個案抽象為普遍認識，要求更多地的是注重嚴密的邏輯性與規範性，不同的學科就有不同的話語體系。而在鄉鎮工作時，更多地的是注重解決問題的可行性、針對性，對千差萬別的問題執行的是統一的政策和法律，面對複雜的差異性強調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此，基層實踐大都從政策要求、農民需求、行政效率和社會影響等多個維度來研判現實問題，只要現實中有問題就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一一應對，往往在政策目標與現實狀況、上級要求與群眾意願之間進行平衡與折衷。理論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要求從歷史的視野中研判現實問題，如果現在認為是一個問題，那麼在過去的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是不是一個問題？在未來還會不會是一個問題？理論研究普遍存在本本主義問題，缺乏一定的靈活性，強調的是戰略性和前瞻性。而隨著社會的快速變化，每天都會有新問題新矛盾，往往是昨天的問題還沒有及時歸納總結，今天就要立即面對新情況新形勢，因而基層實踐的實用主義思想比較嚴重，重方法重目前，輕戰略輕長遠，普遍存在碎片化的問題，強調的是目標性和時效性。儘管如此，理論是灰色的，而實踐之樹常青。因為理論需要實踐來驗證，而實踐不需要理論來批准。實踐最需要的地方，是理論創新空間最大、最有前途的地方。農村基層實踐處於三農問題最前沿，對鄉村社會的快速變化反應最為敏捷。一方面鄉鎮政府是農民的政府，生存的基礎在農村；而另一方面鄉鎮政府是國家的權力在農村的代表，是黨和國家農村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因而處於國家與農村社會、政府與農民矛盾焦點的鄉鎮政府，改革的動力更大，改革的要求也更為迫切。現實需要是最好的老師，迫使農村基層實踐在現實尖銳的矛盾中去發現事物的規律性，尋求矛盾的解決方法。
因此，研究三農問題就必須“問計於基層，求教於實踐”，只有求教於基層的第一線實踐，才是獲得真知灼見的源頭活水。我首先就是深入調查研究，熟悉湖南各地農業農村的現實情況。我在鄉鎮工作時只是熟悉一個鄉鎮，而每個鄉鎮的情況各不相同，因而我進入社科院後，就要求自己多與農村基層幹部交朋友，多傾聽基層幹部和農民的聲音，多直面實踐的現實問題。
為了分析取消農業稅後湖南農村的鄉村債務狀況，我採取實地和問卷兩種調查方式對全省129個鄉鎮，進行了一年多時間的深入調查，深切感受到鄉村幹部面對鉅額債務的無奈，一個個鄉村幹部的辛酸事例令我久久難以釋懷。撰寫調研報告時，有些片斷和章節我是流著眼淚寫下的。調研報告完成後獲得時任省委書記張春賢、常務副省長肖捷等多位領導的肯定性批示，在此基礎上寫成的《化解鄉村債務的對策與建議》，被人民網評為“2006年度最受關注的五大網絡論文”，隨即又出版了《鄉村債務的危機管理》一書。從處於債務困境的鄉村幹部沉默中，我感到有責任為基層幹部吶喊。
在2014年，按照分管農業的省領導安排，我就湖南農業的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度調研。通過調研發現，凡是產量高、規模大的品種與產業項目，財政就給予經費支持，而這些產品是否能夠在市場賣出去、是否有效益卻不在政府政策支持的評判依據之中，這讓我感覺到農業將來會出大問題。那時還沒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說法，我在彙報時提出，農業不像工業產品，工業產品只要是所有的工藝是一樣的，在任何地點生產都是一樣的品質。農業在不同的地方品質是不相同的，因為農業是一個生態產業，對氣候、水質、土壤等生態環境的要求很高，不適應要求的農產品即使規模再大、產量再高也不會有市場競爭力，無法形成具有市場效益的品牌。因此，我提出要以農產品品牌化為引領優化農業區域結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兩會”期間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第一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命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此成為了中國農業改革的主線。2016年9月我應邀參加中央農辦召開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座談會，提出實施區域地標品牌戰略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路徑這個觀點，隨後在《求是》雜誌上刊發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農業發展的戰略轉型》一文。可以說，只有深入的調查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服務於黨和政府決策的需要。
在擔任鄉鎮黨委書記時，我就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發現基層主要負責人有32%的時間在參加會議，22%的時間應對接待，15%的時間用於各種工作考核，有9%的時間忙於發展經濟，17%的時間搞計劃生育；只有2%的時間在服務群眾。以前鄉鎮幹部是被動工作，向農民要錢要糧，與家家戶戶處於對立位置，農業稅的廢除使基層幹部從與農民的對立中擺脫出來，為真正把職能歸位到服務上去提供了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儘管執行最嚴格的中央“八項規定”糾正“四風”取得顯著成效，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在基層卻愈演愈烈，造成人人都累、上下都怨的怪相。我離開鄉鎮已經十多年了，為什麼基層的治理狀況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呢？我選擇了三個縣的十三個鄉鎮進行調研，發現縣級黨委、政府及其部門對鄉鎮考核的項目達57個以上，對鄉鎮實施“一票否決”的考核項目有15個左右的大項。籤責任狀最多的鄉鎮有51份，最少的鄉鎮也有36份。基層幹部普遍反映：過去的主要精力是“要錢、要糧、要命”，現在的主要精力是做臺賬、開會議、報材料。所以，幹部很努力，群眾卻無感。我覺得，根本原因在於不重療效重療程，突出表現就是運動化和樣板化，通過工作規劃總結、檢查督導、考核評比、大小會議與文件，認認真真搞形式，紮紮實實走過場，在“一票否決”下扭曲為所謂的“壓力型”體制。調研報告獲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性批示，得到省委督查室的感謝信。關於基層治理難點及破解途徑的系列觀點被《半月談》雜誌刊發後，被《求是》雜誌、《新華文摘》等媒體轉載，獲得了中央領導的批示，為基層減負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來源：本文選摘於《一個農民立場與基層情懷的三農學者》，原載《山東社會科學報道》202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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