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賦稅制度一直都是國家政權中舉足輕重、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制度。正是高效且公平的賦稅制度，才能夠最大程度上支撐國家機器的運轉。賦稅制度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更為統治者重視不已，
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具備一定規章制度的賦稅徵收體制，雖然那會兒處於奴隸制時代，但是在徵收對象、賦稅數量方面都進行了系統的安排。奴隸制時代的土地屬於國有制，而廣大的自耕農則是國王的佃農，因此天下所有耕種土地的農民都要向國王繳納相應的賦稅，否則便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隨著西周分封制的確立，社會等級的分層日益凸顯且成型，因此便會出現了層級性的賦稅徵收體制。也就是說各地封王向周天子貢納賦稅，而在封國內，則是由下到上一級一級上繳。由此各地封王成為了周天子在賦稅徵收上的代理人。
西周等級制
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變法運動，原有的奴隸制徹底被摒棄，地主階級不斷興起，封建制度日漸上風。秦朝的建立，標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完全確立，並且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嚴密且有效的賦稅制度。從此，在中國的封建時代，隨著土地制度的不斷變革，賦稅徵收體制也在隨之變化當中。這種變化在中古時期最為激烈，也就是在隋唐時期。
《唐六典》載："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皆掌導楊風化，審察冤屈躬親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所管之戶，量其資產，定為九等。其戶皆二年一定，以入籍賬。"
隋朝時期對北魏時期的戶調製進行了改革，建立了租庸調製度，為隋朝的興盛奠定了經濟基礎，雖然隋朝僅二世而亡，但是卻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唐朝將隋朝的財產繼承下來，並且在前期對租庸調製度又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安史之亂後的中期唐朝 ，迫於國家財政的緊俏，又推出了新型稅制—兩稅法，後隨著藩鎮割據形勢的嚴峻，又出現了針對地方的兩稅三分制度。
隋煬帝
唐朝建立初期振興經濟的得力武器：租庸調製度
唐朝建立之後，雖然繼承了隋朝豐厚的家產，但是由於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巨大沖擊，基層社會的生產生活遲遲不能恢復。因此在隋朝末期嚴苛的租庸調製的基礎上，高祖、太宗均進行了減稅安排，希望能夠快速恢復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中央政府與地方社會的聯合作用下，國家經濟發展不斷加快，最終出現了久違的太平盛世，即貞觀之治。
租庸調製度是依靠當時的均田制度存在的。唐朝建立之初掌握著大量的空地、閒田，統治者也就能夠成功地實行均田制度。保證將國家掌握的可耕地和山地分給每個自耕農，既然百姓有了土地耕種，那麼自然就可以維持日常的生活，同時還能夠定期向國家繳納相應的賦稅。
《舊唐書》載："每丁歲入租粟二石。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曰免調，三旬則租調俱免。"
租庸調製
所以說，租庸調製度在唐朝初期的貫徹執行，保證了國家的賦稅收入，此時地方財政能夠竭盡全力配合中央政府，上下一條心，所以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矛盾可以忽略不計。但是
隨著唐朝社會的發展，地主階級的勢力日趨擴張，成為地方財政脫離中央的重要因素。要知道，之所以將他們成為地主階級，就是因為他們經常掌握大量的土地，而這些土地便是在兼併自耕農耕地的基礎上得來的。隨著這種現象不斷出現且日益嚴重，國家原來進行的均田制的土地大量被地主兼併，自耕農日益減少，導致流民在不斷增多。這些勢力不斷壯大的地主，開始不斷隱匿人口，使國家戶籍中的百姓成為地主階級個人的經濟服務者，國家所掌握的土地和人口在不斷萎縮，這種情況下，均田制崩塌了，以均田制為賦稅支撐的租庸調製也難以繼續維持了。
唐玄宗
安史之亂后帝國的經濟支撐：兩稅法
安史之亂期間，使得北方人口減少了大半，北方經濟遭遇毀滅性打擊，北方人口大量南遷，而南方地區在戰亂期間免受戰火禍及，此時的江淮地區成為了戰後帝國重建的重要經濟來源。原來的租庸調製度已經不再適應新的國家形勢發展的需要，由於戰亂，國家財政已經入不敷出，因此急需一項更加貼合形勢需求的賦稅制度來支撐帝國的經濟。
雖然戰後相繼出現了一批理財名臣，向劉晏、第五琦等人，他們在對於稅制改革的突破點在於鹽稅。鹽在當時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同時在前面歷朝歷代中，鹽稅始終是國家賦稅收入的重要一環。唐朝中期的賦稅改革率先針對鹽政開刀，將鹽的生產、經營以及銷售這一全套的營銷模式全部收歸中央，同時提高鹽價 ，鹽稅收入增長一日千里。不久就達到了驚人的1200萬貫。
安史之亂
但是針對鹽稅的改革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賦稅問題。唐朝畢竟是傳統的農業國，所以還是要將最為廣大的土地的自耕農，以及那些勢力日益壯大的地主作為國家賦稅徵收的對象，這樣才能從最廣泛的人口、最深入的地區完成系統的稅額徵收。 在這樣的需求下，公元780年，兩稅法出臺了，這是中古時期稅制中最為深刻的變革之一。
兩稅法在徵收內容的選擇中，更多地向戶稅和地稅傾斜，以便實現公平。也就是說依照各家財產的多少或者土地的多少進行混合徵收，同時將稅收對象直接擴大到了官僚、皇室宗親、寺院，要知道這些人階層在以前是不交稅的。這種徵收對象擴大到地主階級的賦稅規定，凸顯了當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財政賦稅方面的矛盾在日益激化。
《新唐書》載："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
唐朝社會結構
中央政府的無奈選擇：兩稅三分法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將安史降將安置在他們自己的發家之地，也就是兩河地區，雖然唐朝名義上對其統治，但是從史料可以發現，兩河藩鎮是唐朝中後期割據性以及反叛性最為強烈的。
《舊唐書》："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橡，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人煙斷絕，千里蕭條。"
以兩河藩鎮為首，逐漸掌握了地方勢力範圍之內的軍政和財政大權。唐朝中期實行的兩稅法對於這種割據性地區根本就不適用。這些藩鎮的統帥在面對中央的命令之時，如果符合自身利益便順從，一旦對於自身利益有損失的便強硬拒絕，中央與其連談判的機會都很少有。兩稅法在割據性藩鎮內部的失效，使得中央不得不對其妥協，出臺了極具妥協性的兩稅三分法。
唐肅宗
兩稅三分法，就是將強藩地區的賦稅依然按照兩稅法的收稅原則，進行繳納，但是在賦稅的支配上，唐朝中央政府做出了巨大的讓步。賦稅分為三分，一部分留給收稅當地作為日常開銷，成為留支，一部分則由藩鎮節度支配，成為留州，第三部分則上繳中央，稱為上供。 兩稅三分發充分體現了唐朝中央對於強藩割據地區的無奈，尤其在地方財政賦稅的管理上基本上插不上手了。
兩稅三分法實行之後，唐朝後期中央財政賦稅之權正式下放到地方，而這種唐朝前期對地方賦稅抓的如此之緊的現象也是一去不復返了。由於失去了地方賦稅對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撐，唐朝後期的國家財政經常入不敷出，同時為了加強軍事實力，還供養了大批的藩鎮軍隊和神策軍。龐大的軍費支出最終壓垮了唐朝。
河朔三鎮
評價
由上文可以看出，地方財政賦稅的掌握程度直接關係到封建王朝統治的長久。向奴隸制時期的國家，由於土地採用的是公有制，同時私有經濟發展十分有限，再加上奴隸主的強力統治，奴隸主集團對於地方財政的掌握是非常牢固的。但是到了封建時代，情況就不一樣了，封建地主階級作為一個新生兒，一直處於急速的成長當中。而土地和賦稅則是他重要的生命養分。
像唐朝中後期藩鎮獨掌地方財政大權的現象，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經出現過。只不過當時不叫藩鎮，而是刺史。刺史一開始在西漢設立，之時地方的監察機構，經過兩漢的演變之後，刺史逐漸掌握了地方的政、軍、財大權，儼然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東漢末年，最具實力的就是各方諸侯，而這些諸侯就是從刺史發展而來的，由一州刺史逐漸掌握數州，最終成為一方霸主。
唐朝中後期的情況基本上是東漢末年曆史的在現。所不同的是，東漢末年的中央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對地方刺史的控制，而唐朝中央起碼還保有名義上的權威，皇帝的作用還是在的。當然這種權威性只是相對於那些獨立傾向較小的藩鎮，對於強藩，中央的命令還是可以直接遭到無視的。由唐一代的賦稅改革，就是依據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而不斷變化的。
唐朝前期的租庸調製實行的非常成功，但是社會經濟發生鉅變，尤其在土地和戶籍上，國家對此掌握的愈發不足。為了解決這種現象，按照資產和田畝為稅收標準的兩稅法出臺了。隨著強藩的反抗，中央政府的妥協，兩稅三分的制度成為中央與地方爭奪賦稅的重要解決辦法。這也標誌著唐朝中央對於地方控制的失控，起碼是在賦稅徵收方面。
參考文獻：《舊唐書》、《新唐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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