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50年，後趙天王石虎病死，而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終於在這一刻被這最後一根稻草所壓垮，霎那間傲立於河北的後趙帝國在這頃刻間四分五裂。
- 坦白的說，石虎統治下的石趙對於北方人民是一個很大的災難，石趙帝國的滅亡從這點上來說對於當時的石趙帝國的百姓來說是一件好事；
-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石趙帝國的滅亡則也對於當時的百姓來說是一個災難，由於石趙內部的內訌，導致當時的北方再現了“永嘉之亂”的場景，從這個上面來說石趙帝國的滅亡對於百姓來說也是一個災難。
由於石虎死前的傳位不當以及託孤不當，直接導致了在其死後，石趙王國重現了西晉“八王之亂”的那一幕，更由於石虎死後河北以及中原沒有一個可以完全接受石趙王國的強大勢力，此一時期河北有一個長達數年的“真空期”：石趙王國的野心家、前燕慕容氏等各大勢力交匯在一起長達數年的戰亂又重現了“永嘉之亂”的那一幕。
天下大亂對於前秦苻氏、前燕慕容氏來說是天大的良機，然而對於當時實力尚小的羌族來說是一場關乎生死命運的大事，接下去的路該如何走則成為了羌族首領姚弋仲的頭等大事。
然而天不假年，公元352年，羌族首領姚弋仲去世，臨死前他將首領的位置交給了其五子姚襄，“小霸王”姚襄的短暫人生由此進入了史書之中。
西進還是南下，接下去的路該如何走？
公元352年，姚弋仲去世，為了羌族的命運考慮，臨死前他將首領的位置交給了姚襄，並囑託姚襄在其死後迴歸東晉，也為姚襄點明瞭羌族下一步的戰略規劃，如果單純從戰略角度去考慮的話，姚弋仲此舉無疑是當時最適合羌族接下去的道路的：
- 姚弋仲和符洪都有佔據關隴的志向，然而在公元350年和前秦苻氏的交鋒之中最終敗於其手中，由此羌族在這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成為流民，依附於各個政權之間作為依靠。
- 從形勢上來講，姚弋仲投靠東晉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當時晉朝雖然因為內亂失去了北方江山，可是我們從實際情況看到，就算是到了苻堅時代晉朝的正統還是具有威懾力的。
對於父親的話，此時的姚襄還是存疑的，在碻磝津停留數日之後姚襄便由滎陽西進，從他的行軍路線就可以看出，此時的姚襄還是寄希望於進佔關隴從而席捲天下而不是過寄人籬下的生活。
不過天不遂人願，此時關隴地區的形勢已然發生了變化，原本已經投降東晉的石趙豫州牧張遇由於遭到了謝尚的猜忌又迅速改換門楣投靠了前秦。
原本可以越過豫州、西叩潼關的姚襄在洛陽就遭到了前秦各部的有力阻擊，一場激戰之下，姚襄損失慘重，連他的戰馬也中箭而死，在這危急關頭姚萇將自己的戰馬給了姚襄脫身，幸運的是在這之後援兵順利趕到，姚氏兄弟也因而順利脫身。
西進之路的受阻讓姚襄不得已之下只有遵循父親的老路，南下投靠東晉安身立命，而東晉皇帝也將其安置在譙城一帶。
各懷鬼胎的利益交易必然會導致“小霸王”的反叛
投靠東晉，對於當時的姚襄集團和東晉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在這件事情上兩方都是得利的：
- 對於姚襄來說，在西進戰略規劃失敗之後此時他就需要一個強大的勢力成為自己的依靠為其尋找一個安身立命之所，此時的東晉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 對於東晉集團來說，姚襄的力量可以填補淮水流域這一段的真空地帶，可以為東晉鞏固邊防力量，更主要的是這支力量的加入可以抑制當時處於長江上游的荊州集團。
可以說姚襄投靠東晉本身就是兩個利益集團的交易，既然是交易那就是需要雙方都有利益，一旦兩方都無法達到自己的預期目的，那麼這個交易必然是會破裂的：
- 對於東晉而言，他們需要姚襄的軍事力量來鞏固其軍事力量以及抑制桓溫，可是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控制不了姚襄反而會成為其威脅，故而一直對其心存戒備。
- 對於姚襄而言，投靠東晉本身就是其權宜之計，只是由於當時的形勢而不得已為之，其目的就是借東晉的名號趁此招兵買馬最後再席捲天下。
這種情況之下，東晉和姚襄之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殷浩和姚襄之間的摩擦實質上就是姚襄和東晉集團的摩擦，只不過這個問題則由殷浩擴大化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姚襄和殷浩之間的摩擦東晉一直是採取的不管不顧的態度，今天姚襄截擊殷浩的物資，明天殷浩派人刺殺姚襄，因為此時的姚襄還沒有對東晉構成威脅。
當姚襄憑藉自己的聲望在淮河流域招撫流民擴大自己的軍事力量的時候，兩方之間的這種臨界點就已然開始微妙起來，而郭斁投降姚襄則是導致雙方關係破裂的一個臨界點，東晉不願意看到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姚襄，而姚襄集團也認識到了此時在江淮地區已然沒有了自己立足的可能性，故而在這之後不久便率部北返，兩方之間的關係也徹底走向了決裂。
當“小霸王”遇上“大司馬”，小霸王兵敗伊水
公元356年，東晉大司馬桓溫再一次北伐中原，而桓溫此時的目標正是盤踞在許昌一帶的姚襄，那麼桓溫為何此時會找上姚襄呢？
- 從當時各大勢力的分佈情況來看，前燕慕容恪尚在，桓溫對於慕容恪一直頗為忌憚，而前秦在前一次北伐之中桓溫可謂是大敗，而姚襄此時的實力較弱，這從軍事層面去考慮。
- 而從政治層面去考慮的話，姚襄盤踞的洛陽是西晉的舊都，早在永和七年桓溫便上疏將都城遷回洛陽，當時東晉朝堂則以洛陽周邊未定為由將皮球踢給了桓溫，所以為了肅清洛陽周邊的勢力就促成了永和七年的北伐。
面對殷浩，姚襄可以將他玩的團團轉，而面對文武雙全的大司馬桓溫桓溫姚襄確實顯得有些不足。公元356年四月，桓溫北伐姚襄，面對桓溫，姚襄深知許昌是不可久留之地，故而不久之後其轉換戰略方針率部攻打當時的洛陽，當時姚襄部下長史王亮就曾勸諫姚襄放棄洛陽回到河北之地再從長計議。
《晉書》：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眾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眾，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
從戰略角度來說，當時的姚襄所考慮的沒有錯，他想先建立一塊自己的根據地然後再進取天下的確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當時姚襄的確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可是從戰術層面來說姚襄佔據洛陽的舉動又是有點愚蠢:
- 當時的洛陽夾在東晉、前燕、前秦三方勢力中間，各方勢力對於洛陽一直都是虎視眈眈，彼此之間互相爭奪，而姚襄自身的勢力又難以和三方抗衡，將自己置於一個危險之地無疑是不明智的。
- 其次洛陽對於別人確實是擁有山河四塞之固，可是對於他來說是同理，後方桓溫重兵壓境，前方他又在洛陽城下僵持不下，可以說自己把自己置於一個危險之中。
所以也從這些問題上可以看出，姚襄的能力比起殷浩之流的確是強上不少，可是比起桓溫、慕容恪等頂尖人物，姚襄在軍事和政治上則顯得過於稚嫩。他並未聽從王亮“放棄洛陽、以弘遠略”的戰略思想，反而是一意孤行。當“小霸王”遇上“大司馬”，兩者之間的差距一目瞭然，姚襄面對桓溫想以詐降之計先誘惑桓溫撤軍然後再發起突然襲擊，可是桓溫一眼便識破了姚襄的計謀，大司馬和小霸王的伊水之戰終以小霸王的慘敗而告終。
同樣的戰術失誤在姚襄和苻氏對於關右地區的爭鬥之中也充分暴露了這個問題：當姚襄屢敗於桓溫、張平等人和前秦呈對峙之勢時，姚襄應該正確聽取沙門通“休養生息, 以圖遠略”的建議，然而面對前秦的咄咄逼人姚襄最終還是不顧勸阻的出戰，最終在前秦各路的重兵圍攻之下，時年二十餘歲的姚襄戰死，由於姚襄的意外死亡使得羌族在此一時期的中原亂戰之中失去了爭霸天下的機會，然而對於羌族來說他們的蟄伏是暫時的，故而前秦苻氏在這之後收編姚萇等舉動已然為前秦滅亡埋下了危機感。
單純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姚襄對於後秦基業的奠基是有限的，更是由於其軍事和政治過於稚嫩的緣故導致後秦在石虎死後的亂局之中並沒有分得一杯羹，然而也是姚襄的緣故，後秦基業的奠基人姚萇於姚襄時代脫穎而出，也由此在姚襄死後姚萇成為了羌族部落的領袖，蟄伏於苻氏門下，在下一個亂戰到來之際靜待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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