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真心喜欢别人的批评,皇帝也不例外。对那些经常影射批评自己的老师,正德皇帝的报复手段是给他们升官,离他越远越好,都是些边远省份。万历皇帝发现他一直尊称为“元辅张先生”的这位老师,在世时一脸严肃,以圣贤自居,教育自己要节俭,搞得他堂堂九五之尊,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
中国历代王朝,都讲究以儒家的道德权威治国,自然特别重视皇室成员的教育,尤其是皇帝的教育。
皇帝的老师被称为“帝师”,能成为皇帝的老师,无疑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也是通往更高地位的重要阶梯。
但要说只要当了皇帝的老师,从此仕途就一帆风顺,位极人臣,那也不见得。
和其它朝代相比,明代对皇子们的教育方面,不算成功。
明代开国基的朱元璋,虽说在创业的过程中,很重视文人谋士,也招揽了不少这方面的人才,但他从骨子里是瞧不起儒生的,对尊师重道那一套,从内心里不屑一顾。
《明史》上说,朱元璋曾请一位隐士李希颜出山给皇子们讲学,这位李老师执教甚严,有皇子上课调皮,不认真听讲,他“或击其额”。
皇子们找朱元璋告状,惹得龙颜大怒,幸好马皇后相劝,李老师才没倒大霉。
最主要的一点,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没有将皇子们尤其是太子的教育问题规范化、制度化。
直到明英宗在位时,才搞了一个《东宫出阁讲学仪》,就是皇子被立为太子后,即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在太子的教育方面,算是有了一个制度。
明代出了许多“不务正业”、五花八门的皇帝,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的皇帝像明代这样“多姿多彩”:木匠皇帝、炼丹皇帝、半文盲皇帝、自封“镇国公”的皇帝……,不一而足。
这与朱元璋开始没把皇子教育的底子打好,大有关系。
太子登极后,还要出席所谓“经筵”,这也是一种形式的讲学。
明朝的经筵一般在春秋两季气候比较温和时举行,每个月有三次,一般安排在早朝以后。这是个比较隆重的仪式,所有的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都要参加,有时候部分给事中、御史也会出席。
经筵上讲课的有两名老师(讲官),都穿着红官服,一位讲“四书”,一位讲历史。
在讲课过程中,只有讲官才能讲话或是比划,其他人包括皇帝必须凝神静听,不能讲话,并且仪态上也有要求。
如果皇帝时间久了想放松下,无意中翘起了二郎腿,讲官就会停止讲课,摇头晃脑地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
皇帝要是没反应,他就会将这句话反过来覆过去地朗诵,直到皇帝把二郎腿放下来为止。
讲官在讲述圣贤之道时,经常会在不妨碍皇帝尊严的前提下,委婉地对皇帝提出一些规劝和批评。
皇帝如果对这些批评不能接受,他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不能斥责讲官,即使讲官说的不对,皇帝也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而不能当场流露出不快。
就是那位以离经叛道而闻名的正德皇帝(就是自己封自己为镇国公、大将军的那位),也自觉保持了对帝师的这种优礼。
没有人真心喜欢别人的批评,皇帝也不例外。
对那些经常影射批评自己的老师,正德皇帝的报复手段是给他们升官,离他越远越好,都是些边远省份。
万历皇帝即位时还不满十岁,张居正帮小皇帝解决掉倚老卖老的前朝重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
张居正除了是首揆,还是万历皇帝的“总老师”,因为万历的七个老师和一个侍读,都是张居正一手任命的。
张居正以一个严师的身份对万历学业以及言行方面的督导,肯定构成了他重要的人生记忆。
张居正在生前得到万历极高的礼遇和尊重,却在死后仅半年时间就遭到了清算。
万历皇帝发现他一直尊称为“元辅张先生”的这位老师,在世时一脸严肃,以圣贤自居,教育自己要节俭,搞得他堂堂九五之尊,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
但张先生自己,却过着奢侈到令人羞愧的生活,回趟老家坐32人抬的大轿,是带卫生间那种。
当万历皇帝下旨抄没他老师家产时,因其曾经的严厉、以及后来被证明的虚伪,是否有种复杂的情感在心头涌集,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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