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毒」：这不是种族歧视，还有什么是？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有个别外国商户不允许东亚样貌的顾客进入商店，让「种族歧视」议题又引起了广泛关注。

世卫组织将新冠病毒命名为 SARS-Cov-2，新冠肺炎命名为 COVID-19，全世界都停止了疫情爆发初期「武汉肺炎」这样带有「地域标签」的名称的使用，就是为了降低有意无意的「歧视」滋生的可能性。

而最近，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故意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并死皮赖脸辩解「这不是种族歧视」，引起了世卫组织、各国媒体和网民的广泛批评[1]。这样流氓的「标签」，无疑会让疫情全球流行期间本来就让人头疼的种族歧视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恰逢 3 月 21 日是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我们就聊一聊歧视和偏见。

种族歧视错了么？当然错了！

任何对人无法改变的属性，或者由自身意愿决定的且不干扰他人的行为的歧视，都是错的。

生来皮肤是黑色，出生在较落后的地区，出生在某个省份，生来是女性，来自疫情爆发的地区，患有疾病或残疾，与相同性别的人相爱，都不应该称为被歧视的理由。

「歧视」的基础是「偏见」。可不幸地，「偏见」是这么普遍，无法彻底根除。

为什么呢？

「偏见」的生理基础，大概来源于人类大脑处理复杂信息的流程——菜哥戏称为，「颅内贝叶斯网络」（注：贝叶斯定理，在已知一些条件下，某件事发生的概率的计算方法）和「颅内决策树」。没有这种形成「偏见」能力的高等动物，早就被自然选择淘汰掉了。

比如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鲜红色的蘑菇都是有毒的，也并不是所有黄黑相间的昆虫都会蜇人。

但如果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对「红色的蘑菇」「黄黑相间的昆虫」抱有「偏见」，而像我们今天为少数群体呐喊，接纳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一样，去包容接纳「每一朵不知道有没有毒的红蘑菇」，那我们的祖先，早就把自己献祭给达尔文奖了（即便达尔文也不会出生了）。

久而久之，动物意识到了「鲜红的蘑菇大概率是毒蘑菇」，即便还没有一个叫做贝叶斯的人定义「贝叶斯定理」，动物脑中的用来生成「基于统计的偏见」的「贝叶斯网络」，已经成型了。可以说，为了活下来，我们的基因里面写满了这样的「偏见」。

还有一种「基于经验的偏见」是不需要统计的，正如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正如一条流浪狗如果被一个光头大胡子男人打过，它可能以后每次遇到光头大胡子的男人都会狂吠或者逃跑。

这个行为毫无「统计学依据」，但依然是生物规避潜在危险的应对方式，很可能是由DNA修饰等表观遗传行为决定的。

还有一些更不讲道理的「偏见」，比如「基于偏好的偏见」和「基于人性的排他性偏见」。

前者比如，两个朋友本来好好地，却突然因为「要点纯辣锅还是鸳鸯锅」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就突然对对方的智力水平、家庭背景等不相关的属性产生质疑；后者比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觉得「外人都是要害我们」。

在进化的历史中，生物大多时间是吃不饱饭的，不同种群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对其他种群的警惕和敌意，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为了活下来而进化出来的属性。想当年，黄帝部落要是和蚩尤部落客客气气以礼相待，想必也没有今天码字的我和读字的你们了。

「偏见」的产生，是为了「活下去」；而如今，现代智人内部的「偏见」和「歧视」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运转，已经远远弊大于利。而从殖民主义盛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尔干战争、卢旺达大屠杀等人道主义灾难，各种基于偏见的谎言，给人类带来了深重伤害。

消除隔阂和偏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任务。然而，既然「偏见」来源于本能，那么对抗「偏见」就没有那么容易，甚至有时候要与「写在我们的 DNA 里的思维模式」作对。

为了对抗偏见，方便大家在遇到「偏见」时勇敢回怼，也对自己有意无意的「偏见」进行反思，我总结了以下常见的偏见种类：

1. 试图描述未经验证的事实

比如有科学家对美国各族裔小朋友的认知能力做了长期调查[2]，发现两岁半到六岁的非裔小朋友，瑞文测试的成绩和用 g 因子表征的认知能力低于其他族裔。而这个带有这么多限定性定语的结果，并不能被表述成「非裔智商低」。

「智商」是一个极端理想化概念，理论上是人类与生俱来、不随教育年龄等因素改变的。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现在没有任何一种测量手段，能够真正测量「智商」。即使是纯图形推理的、不易受教育背景影响的瑞文测试，成绩也是可以被训练提高的（咳咳，想必准备过公务员考试的筒子们都特别了解）。

因此，在描述上述论文结果时，把「瑞文测试的成绩和用 g 因子表征的认知能力」替换成「智商」，去掉各种定语表述成「非裔智商低」，就属于「试图描述未经验证的事实」。类似的，「女司机开车更危险」这样的偏见，也遭到了各种数据帝的质疑。

2. 试图将观察到的事实错误归因

还是上面那一篇论文，论文对不同族裔认知能力的差异进行了非常复杂的建模和讨论，发现了一定的遗传差异的贡献，认为其「并非完全由文化环境决定」，并对家庭背景、教育资源、医疗条件、社会歧视等因素进行了复杂的讨论。

因此，声称「非洲人认知能力低，是因为基因不好」，或者是「非洲人认知能力低，纯粹是家长不重视教育」，都属于「错误归因」。

3. 进行刻板地关联

我们知道，高水平的男性程序员往往工作压力大，压力大易导致睾酮水平较高，睾酮会生成双氢睾酮，双氢睾酮容易导致雄性脱发。

但是，每一层的相关性都不构成因果关系映射，我们不能通过一个男性是否脱发、是否穿格子衬衫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程序员；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是高水平的程序员，就一定认为他会脱发

4. 只关注个例或极端群体，忽略群体分布

「偏见」的一大来源，是我们往往对极端个例或者小群体过分关注。比如，认知能力在人群中符合正态分布。

在某测试中，受试的 A 人群平均认知分数是 103，B 人群平均分数是 97，群体差异在统计学上显著，但其实总体差异并不大，大部分人「半斤八两」。

然而当我们只关注正态分布尾巴上「认知分数最高的一小撮人」（如下图中大于 130 的人）时，很容易看到绝大部分人来自 A 人群——就像东亚少年经常在奥数比赛中霸榜一样。这样的「采样偏差」，或者「诉诸个例」，很容易造成「偏见」。

5. 用群体分布揣测个体属性

同理，群体层面成立的事实如果被用来推断个体，也是一种「偏见」。比如阿基喜欢胸大的姑娘，在某交友软件上遇到亚洲姑娘 36D 娘，以「亚洲姑娘胸小」为由拒绝了 36D 娘的勾搭，这就是一种「偏见」。

即便「亚裔姑娘的平均胸围比欧裔和非裔小」这件事有较为充足的统计学证据，但是我们知道，36D 娘毕竟是 36D 娘，阿基的拒绝行为，是基于偏见的。

人的基因组，23 对染色体，25000 个左右的基因，两套 31 亿的碱基对，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出厂设置」。遗传学家普遍容易接受不同族裔的遗传差异，因为我们知道，生为人类，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小了。

尽管我们有 31 亿个碱基对，但地球上任何两个人之间，不论族裔，都大概只有千分之 1 的遗传物质是不同的，即 300 万左右个碱基对是不同的。而全人类已知的全部变异位点，也不过 5000 万个，占整个基因组的 1.6% 而已[3]。

现代智人，Homo Sapiens，是一个遗传差异小到根本没有亚种的物种。除了非常少数的即孟德尔疾病和简单性状，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大多由我们「差不多」的基因的微小细碎的差异，和「差很多」的后天生活环境共同决定。

人类被分为黑种人（尼格罗人）、白种人（高加索人）、黄种人（蒙古利亚人），并不是群体遗传学的严谨分类。人类起源于非洲，非洲人类族群的遗传多样性比所有非洲以外的人类还要高。

从 Y 染色体单倍群看，如果人类要被划分为三个人种，事实上应该被分为布须曼人、俾格米人和「走出非洲的人类」[4]。

全部白种人和黄种人，无论生活在欧亚大陆还是美洲，都不过是走出非洲的人类的一个微小分支，和「黑人」这个复杂的概念更是无法对应。所以，笼统地说「黑人比白种人或黄种人如何如何」，恐怕都是不符合群体遗传学事实的。

1. 认识差异

首先，我们不能急于否定人与人之间、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的事实差异。认识到「人和人是不同的」，且「人的差异是美好的」，才会让世界变得更多样、更美好。

正如，我们乐于承认东非族裔的爆发力优势，可以接受日耳曼族群的平均身高比东亚人许多，欣慰于东亚人爆表的学习能力，也无需回避和否认那些有统计学证据的、我们不足的东西。

2. 厘清事实，准确地描述事实

尽量对别人的观点、学术成果如实转述，拒绝标题党和断章取义。如果可以说「以g因子表征的认知能力」，哪怕是「认知能力」，也不要张口就是「智商」。关键的前提假设、限定性的定语和状语，千万不能丢。

3. 谨慎归因

身为遗传学的科学工作者，我们希望大家能对统计结果的归因更加谨慎。人的生活环境如此复杂，在说出「某些人的某些行为是基因决定的」「天生就这样」之前，希望大家思考自己的归因是不是可能过于随意了。

4. 面对歧视，用逻辑、统计证据心平气和回击

呐，方法嘛上面教过了，大家可以多多练习。如果在充斥着偏见的长辈群里实践，请注意情绪控制和被踢掉的可能性。

5. 努力消除系统性偏倚

我们不会基于纯粹的「机会公平」而让女性和男性在力量运动中同台竞技，也不会追求纯粹的「结果平等」而磨灭人的优势。

认识差异，谨慎归因，才能允许我们在「公平」和「平等」之间找到平衡点，社会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改善每个人享受公平的教育、医疗资源、职业资源的机会，消除不同人群间，由于遗传差异和成长环境差异形成的系统性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但愿每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类，都能被温柔地对待，并享受平等的闪耀的机会，然后让他或她的后代，来到一个更公平、更温柔、更美好的世界。

36 有话说：

Reference：

[1]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8/us/politics/china-virus.html

[2] Rushton, J. P., & Jensen, A. R. (2005). Thirty years of research on race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bility.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1(2), 235.

[3]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E%E6%A0%B8%E8%8B%B7%E9%85%B8%E5%A4%9A%E6%85%8B%E6%80%A7

[4] Wang, C. C., & Li, H. (2013). Inferring human history in East Asia from Y chromosomes. Investigative genetics,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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