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秦漢王朝對嶺南地區越人的戰爭，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先進地區對落後地區的戰爭。儘管戰爭給雙方都帶來了巨大的損傷和痛苦，迄今為止，不同的人們對其評說也很不相同，也像一切戰爭一樣不可避免地帶來種種慘禍、暴行、災難和痛苦，但戰爭仍然是進步的戰爭，也就是說，這些戰爭有利於人類的發展，從客觀效果來看，總體上起到了一種開路的作用。
伴隨著戰爭的影響，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也都得到了開發，大大加快了嶺南地區的發展速度和進程。
秦王朝對嶺南地區的戰爭是在秦實現統一以後不久進行的，戰爭持續時間長，對嶺南的影響最為顯著的是在政治方面；西漢王朝對嶺南的戰爭發生在南越國呂嘉叛亂時期，這場戰爭持續時間不長，便以西漢王朝的勝利而告終，使嶺南重新成為內地王朝疆域的一部分，鞏固了秦王朝對嶺南地區戰爭的成果；立國不久的東漢帝國對嶺南發動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戰爭，即馬援平定二徵之戰.
這次戰爭又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即其在擴大政治影響的同時，又明顯具備了同經濟影響直接相關的內容。
一、秦王朝對嶺南地區越人的戰爭
秦王朝對嶺南地區越人的戰爭，是在王翦“南征百越”的基礎上，於實現統一以後不久進行的。其究竟始於何年，因史傳失載，目前只有若干推測性的說法。綜合幾種關於此次戰爭的主要文獻記述，可知這是一場持久戰。戰爭經歷了兩次戍守與兩次進攻，全過程明顯地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秦始皇派尉屠睢以五軍戍五方，做了長達3年的準備，其中包括修建靈渠以解決軍糧等後勤供應的難題。
“一軍塞潭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
第二階段，秦軍進擊越人，獲得斬殺西甌首領譯籲宋的重大勝利，越人利用夜戰，打破秦軍，殺尉屠睢，反敗為勝。
“越人逃入深山叢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第三階段，秦被迫“發適戍以備之”，具體而言，是“使尉佗（即趙佗）將卒以戍越”[3]1879。第四階段，秦再次進擊越人，據《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次“略取”，主將為任囂，副將是趙佗。至此，秦王朝對嶺南之戰以設置三郡的勝利而告終。
“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即嶺南），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這場曠日持久並使雙方都付出慘重代價的戰爭，對嶺南社會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眾所周知，嶺南地區的原始文化並不比內地遜色多少。考古發現的“馬壩人”“柳江人”的遺骨以及遍佈嶺南地區的1,000多處新石器時代的古人類文化遺址，就是有力的證明。然而進入階級社會之後，整個南方地區，也包括嶺南地區在內，卻明顯地落後了。
直到戰國時期，廣大嶺南地區仍處在原始的部落割據狀態之中。秦王朝對越發起的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打斷了嶺南土著文化原來的發展進程，使之出現了大跨度的飛躍發展，一舉進入郡縣制時代，使嶺南地區同內地社會文明的差距大大地縮小。
從一定意義上講，嶺南地區與內地至少在政治制度方面，已經大體納入同步運行的軌道。其次，戰爭使嶺南地區正式納入秦帝國的版圖，從而為嶺南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早在遠古時代，舜和禹就都曾經“南撫交趾”。殷商時，西甌人曾請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等物“為獻”。周公居攝期間，交趾之南的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周宣王之世，派召伯虎拓疆，曾“至於南海”。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不斷向南方越族地區擴展，如楚悼王用吳起“南平百越”，佔有“洞庭、蒼梧”；再如楚威王時興兵伐越：
“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另據出土於安徽壽縣的鄂君啟節銘文可知，楚國從事商業活動的船隊，通過長江、湘江，直抵駣陽。這些事實說明嶺南與內地自遠古以來便存在相互間的聯繫。不過縱觀夏、商、週三代之時，這種聯繫卻始終沒有超出“荒服”的範圍，屬於“五服”中最疏遠者。
秦王朝對嶺南地區的戰爭，最終突破了嶺南與內地長期所維持的“荒服”關係，把嶺南地區變作內地王朝的直屬領土，成為內地王朝的組成部分之一。這對於落後的嶺南地區全面吸收先進的中原文化，顯然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擴大嶺南地區與內地經濟文化交流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交通條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對嶺南地區戰爭的需要而被大大改善的。例如著名的溝通湘、漓二水，使長江與珠江水系聯繫起來的人工運河靈渠，便是為解決對嶺南地區戰爭轉運糧餉需要由監祿主持修建的。
再如大體可以確定開始建造於公元前213年的“新道”，亦與鞏固對嶺南地區戰爭的勝利成果有關。再次，戰爭改變了嶺南地區的人口結構，有力地促進了越人與漢人的民族融合。戰前，居住在嶺南地區的主要是越族系統的越人，其稱謂極其複雜，如百越、揚越、南越、外越、陸梁、西甌、駱越等。
秦王朝對嶺南地區之戰，內地漢民首次大批量進入嶺南，首先是軍隊。
“逾嶺南進的秦軍頂多十萬、八萬人”
《淮南子·人間訓》記載尉屠睢率領的秦軍為50萬，數以萬計的非越族人在一個相對集中的時間內一下子進入嶺南，是不可能不產生任何影響的。實際上，逾嶺秦軍除陣亡和病死者外，基本都被“謫戍”當地，形成“與越族雜居”的局面。
如果說留住的軍隊邁開了改變嶺南人口結構、促進漢越民族融合的第一步的話，那麼秦王朝多次大規模徙民則將這一進程推向更加深入的階段。見諸文獻的秦有組織的向嶺南徙民一共有4次：
一是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時的隨軍謫發，所徙對象為“嘗逋亡人”“贅婿”及“賈人”，均屬“七科謫”的範圍。
二是始皇三十四年，謫發因辦案不公正而有罪的官吏（即“治獄吏不直者”），去嶺南從事築路、築城等建築工程，亦屬“七科謫”。
三是始皇三十五年“益發謫戍邊”（此處之“邊”雖未明言，但不外北邊與南邊，南邊即指嶺南）。
四是陳勝、吳廣起義前“不一年”，應趙佗上書之請，遣送“無夫家”青年女子“萬五千人”至嶺南，“以為士卒衣補”。
以上四次徙民總人數究竟多少，史書無有記載，但從第四次遣送15，000名女子的規模推測，總數當不會少於6萬人。
徙民中既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犯罪官吏，又有善於溝通物品交換的商人，亦不乏掌握中原先進生產技術的農民與手工業者。他們的到來，給嶺南地區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在與嶺南各土著民族的“雜處”中，衝突儘管難免，但融合是大勢所趨。
第四，這場戰爭對嶺南社會的政治影響，也是立竿見影的；而經濟、文化方面的影響，則有一個逐漸顯現的過程，特別是民族融合絕非一朝一夕便能實現。這裡還應該看到，秦在嶺南的統治因該地的特殊性只能控制主要交通要道和軍事重鎮，如“東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及龍川縣等，而對其他廣大地區，則實行“以越治越”的政策，任用越人豪酋為吏為將。
如是就出現了一個不平衡的問題，即在秦的直接控制區，上述幾點影響表現得十分明顯，而在“以越制越”區域便相對較弱。再者，南遷的漢人雖數以萬計，但與越族土著居民比較，畢竟還屬少數，他們要生存下去，難免要入鄉隨俗，如越人那樣“魋結箕踞”，有些甚至被完全越化。
所以秦王朝對嶺南地區戰爭的成果，是嶺南被納入內地王朝的政治版圖，秦帝國確有篳路藍縷之功。但也僅僅是個開始而已，如何鞏固擴大秦王朝對嶺南地區戰爭的成果，促進嶺南地區的發展，這一重任因秦王朝的短祚被歷史地移交給了繼秦而興的漢王朝。
二、秦末農民戰爭，給嶺南提供了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
秦南海尉任囂和龍川令趙佗準確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及時在嶺南建立了南越國，從此嶺南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新建的南越國是由秦官吏而不是由嶺南土著豪酋建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秦王朝對嶺南地區戰爭已經取得的成果，南越國仍實行郡縣制，其管制亦基本仿秦而設。
另外它同內地的關係也時有起伏。南越國畢竟是以嶺南地區為依託、以越人為主體的相對獨立的政權。尤其風俗方面，即使漢籍首領，亦需脫下漢服，按照越俗，“魋其發而結之”，乃至自稱“蠻夷大長”。這種獨立性在同漢王朝的交往關係上表現得十分清楚。
呂后時，漢有司禁粵關市鐵器，南越國即針鋒相對“發兵攻長沙”“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後來漢文帝以懷柔政策重新招撫南越，雖使趙佗“長為藩臣，奉貢職”，但仍舊“服嶺以南，王自治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
“其居國，竊如故號；使天子，稱王其朝命如諸侯”。
在此“如諸侯”云云，不過是策略，而“竊如故號”才是實質。南越國在歷史上扮演著一個既有獨立性又有內附性的雙重角色。在一定條件下，其內附性會強一些，而在漢王朝無暇南顧的時候，其獨立性又可能佔上風。
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任用越人為官的政策和漢越通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南越國統治集團上層成員的血統結構逐步發生變化，嶺南土著人在南越國統治集團內的地位亦明顯上升，於是新的越獨勢力日漸形成，其與親漢勢力的鬥爭也日趨尖銳，並最終導致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的呂嘉叛亂。
這樣西漢王朝不得不發動大軍平叛，秦漢時期第二次對嶺南地區的戰爭爆發了。開始，漢王朝對叛亂形勢估計不足，只派2,000人前往，結果全軍覆沒。是年秋，漢廷集結10萬大軍，分5路進擊：
“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林，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鹹會番禺”。
這次戰爭不像秦王朝嶺對南地區之戰那樣曠日持久便以勝利告終。
“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漢越之戰一舉摧毀了嶺南的越獨勢力，結束了嶺南自漢初以來或內附或獨立的遊移狀態，使之重新成為內地王朝疆域的一部分，鞏固了秦王朝對嶺南地區戰爭的勝利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漢武帝九郡之設，較之秦三郡，數量大為增加，這意味著漢王朝對嶺南控制的加強，反映了嶺南郡縣化程度的提高，這一新的郡縣格局，對嶺南日後發展影響重大。
九郡之設大大削弱了南海郡原有的規模和優勢，使之難以再度形成割據勢力的中心。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設，特別是後來交趾刺史部之設，使嶺南地區的政治中心西移，這有利於開發嶺南地區的西南部。新設的合浦郡位於商路的樞紐上，這裡既是由中原通往東南亞最便捷商路的出口港，也是由番禺出發因受航海技術限制而只能沿岸邊行駛的海船之必經中轉站。其設置對於商業發展，特別是對海外貿易發展，有重要意義。
秦桂林郡與象郡部分區域合併而成的鬱林郡，幾乎是為嶺南西部廣大山區專設之郡，其對於開發西部山區，在此地傳播中原先進文化，自然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儋耳、珠崖兩郡之設，為中原王朝首次在海南島設郡。當時島上的土著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漢署郡後，其原有的民風習俗雖不致於突然變化，但在行政建制上卻產生了一個很大飛躍，從而揭櫫了海南發展新的一頁。西漢元鼎年間的西漢王朝對嶺南地區的戰爭，對嶺南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即在嶺南進一步完善郡縣制，把嶺南納入漢王朝的正式版圖之內。
以後的歷史發展表明，漢王朝在原秦三郡範圍內設置的郡縣，一般情況下形勢都比較穩定，政治影響的成果得到了鞏固與發展；而在新設置郡縣的地區，則較多出現反覆甚至倒退。西漢王朝相繼罷棄儋耳、珠崖兩郡便是適例。
三、馬援平定二徵反叛之戰
公元42年，立國不久的東漢對嶺南地區進行了一場較大規模的戰爭，即馬援平定二徵反叛之戰。
“至（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裡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谷。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髮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 《後漢書·南蠻傳》
這次戰爭，目的在於鞏固漢帝國在嶺南的統治，維持帝國領土的完整。但這次戰爭卻又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即其在擴大政治影響的同時，又明顯具備了同經濟影響直接相關的內容。
“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後漢書·馬援傳》
這裡“為郡縣治城郭”可謂城市建設，“穿渠灌溉”是農田水利建設，二者皆屬經濟開發的範圍。這表明在東漢初對嶺南戰爭中，經濟建設已經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西漢末以來，嶺南發展重心轉移，即由政治為主的建設轉變為以經濟、文化為主的建設。對此，《後漢書·循吏傳》的有關記載明顯透露出這方面的信息：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建武初……詔徵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告糴交趾，每致睏乏。…..。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廷。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鳳，始於二守焉。
任延、錫光的實例是頗具代表性的，堪稱嶺南經濟、文化開發的先行者與帶頭人，所謂“嶺南華風，始於二守”講的也是這層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任延、錫光在嶺南的任職時間，為東漢初和西漢末。
可見西漢末至東漢初在嶺南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是非同一般的時期。事實上，在西漢平帝之前史冊上很難見到嶺南地方官勸民農桑、興修水利、移風易俗的記載，特別是進入東漢以後，此類經濟、文化開發的記錄才明顯多起來。這表明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是嶺南發展從政治為主轉入以經濟、文化為主的重大變更時期。在這樣歷史背景下發生的馬援平定二徵之戰，不可能不受時代大環境的影響，因此才出現了在進行平叛戰爭同時，亦進行城市、農田水利建設的事實。
東漢時期，除馬援平滅二徵之戰外，帝國還曾多次對嶺南用兵，如和帝永元二十年（公元100年）、順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靈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等。[2]這些戰爭表面看來與馬援平定二徵的戰爭性質似乎一樣，都是東漢王朝鎮壓嶺南土著反抗鬥爭，而其用兵規模有些亦達“萬餘人”，也相當可觀。
但若仔細分析，還是不難看出某些重大區別。這裡最關鍵的一點，即這些土著反抗並無脫離東漢王朝、要求獨立的意圖，而多是不堪忍受官府過重的壓迫剝削被迫造反，一旦朝廷廉吏前往治理，減輕對他們的壓迫剝削，叛亂即告平息。
這從公元138年東漢的一次廷議活動中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當時日南、象林等地叛亂形勢嚴峻，朝廷召公卿百官問其應對方略。議者皆認為應派遣大將發荊、揚、兗、豫4萬軍隊前往鎮壓，唯有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反對軍事行動，主張“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為刺史、太守”，並推薦祝良、張喬擔當此任。結果李固的意見得到批准。
“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正因為馬援平定二徵以後嶺南土著反抗鬥爭具有如上的特點，所以當時東漢王朝對嶺南經濟文化上的影響則大為上升，其具體表現又是通過被任命到嶺南的廉潔正直的地方官的一系列政績來體現。
惟其如此，東漢一代循吏中嶺南循吏佔有極大比例。如《後漢書·循吏傳》所記東漢最著名的循吏中，曾在嶺南或“越之故地”任職的循吏即佔1/3。這種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它從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東漢一代嶺南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現實。而這些在西漢的歷史上是絕對找不到的。《漢書·循吏傳》中在嶺南任職者無一人，便是最好的明證。
結語
秦漢時期對嶺南地區戰爭所產生的影響，大體以西漢末東漢初為界限劃分作兩個時期。
第一時期的戰爭給嶺南地區帶來的主要是政治影響，即把嶺南納入內地王朝的正式版圖，使之與內地在政治制度上保持一致，解決了嶺南地區的政治歸屬問題。
第二時期的戰爭影響除具有鞏固政治影響的作用以外，更多地顯示出了經濟、文化上的影響，即改變嶺南地區原有的落後的生產方式和原始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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